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docx

1、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徽商”一词在史籍中最早始于何时，因传世文献浩繁，可能谁也无从断言。不过，以往有学者认为，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松江一带流行。其主要根据就是明人笔记云间杂识卷1中的一段记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明代，松江是江南棉布业的中心，是徽商尤其是徽州布商最为活跃的地方。但“徽商”一词是否首先在松江一带流行，则是可

2、以讨论的。至少，云间杂识这段记载徽商活动的史料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大问题。近读淞故述，发现云间杂识上述的记载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版本：“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日：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愧不能答。”淞故述为明人杨枢所撰。杨枢字运之，自称细林山人，江南华亭人，明嘉靖戊子科举人，官江西临江府同知。“是书乃所述松江一郡遗闻轶事，以补志乘之阙略者”。显然，这部书是反映松江府社会生活的笔记。据万历二十三年(1595)周绍节的跋称，该书于嘉靖九年(1530)，由周禋(字维敬，号一山)“手录而辑订之，存诸笥中，为家藏书”，直到万历年间方才付梓。由此可见，淞故述

3、的成书年代当在嘉靖九年之前。华亭当时属于松江府，即使假定淞故述的完成时间就在嘉靖九年，其时离成化末年也不过四十余年，杨枢以华亭人写松江当地事，所记这段佚事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事实上，从淞故述后附录的修志备览之艺文、墓、志铭及灾异诸条来看，该书应是比较严肃的着作。再回头看以往学者引述的云间杂识，作者李绍文也是华亭人，曾作艺林累百八卷，史载：“绍文，字节之，华亭人。是编成于天启癸亥，因小学绀珠而变其体例，摭拾故实。”其另作明世说新语，“是书全仿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三十六门亦仍其李绍文：云间杂识卷1，上海黄氏家藏旧本，上海瑞华印务局印行，1935年，第9页下。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

4、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艺海珠尘淞故述，续修四库全书第7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9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7，“史部地理类存目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730册，第829页，参见第830页。据云间杂识1935年6月黄艺锡跋，李绍文另作有云间人物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第1174页。 旧，所载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嘉、隆，盖万历中作也。”换言之，明世说新语一书是模仿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述有明一代的遗闻佚事。世说新语是南朝时的一种“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相对而言，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

5、的言行，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从这一点上看，李绍文的一些着作并非严格的史料，不少故事被刻意赋予一定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义。以云间杂识为例，该书凡例称：“是编遍考郡中百年来事迹，或传父老，或垂简编，或忆庭训，不拘巨琐雅俗，足令人回心易虑者，辄用采撷，倘无关世道，弃去弗录。”并说：“近来风俗最为可异者，曰奢靡，曰浮薄，编中谆谆言之，亦冀挽回于万一耳。”由此可知，李绍文采撷条目的标准，主要考虑是否能针砭时弊、有裨教化。具体到云间杂识，上述那则故事显然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讽刺的是这位官僚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满载而归的行为。另外，也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

6、松江一带的财富多被徽商盘剥而去。如此生动的细节倘若属实，那当然是反映徽商在松江一带活动盛况的绝佳史料。遗憾的是，其原型实际上来自淞故述。今查云间杂识卷1，发现此前学者的引文并未引全，前述记载之后关键的“见淞故述”四个字被删去，以至于人们无从确知其渊源所自。因此，说成化年间在松江已出现“徽商”一词，值得进一步推敲。前面说过，杨枢和李绍文都是松江华亭人，后者将“官府”改成了“徽商”，意味深长。上述两段史料的核心，是将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由“官府”换成了“徽商”。其实，这与明代前中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松江府是江南的核心地带，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松、常、镇、湖、嘉六府

7、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当时有“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的俗谚，所以松江老人有“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的说法，并不令人诧异。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畸重的赋税结构下，发展了江南多样化的商品经济。对此，明人谢肇涮指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人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大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尽管苏南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但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当地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地商人及资本的注入，而徽商则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嘉靖时人何良俊以为：“余谓正

8、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正德年间相当于16世纪初期，在此之后，迁业逐末之人骤增。何良俊的描述大致反映出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也可以从方志记载中得到验证，如万历歙志风土曾指出，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徽州人“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3，“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第1224页。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9、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7页。云间杂识卷1载：“杨细林枢为临江贰守，摄郡篆，午飰偶以银鱼作羹，忽跃出十三尾于几上，杨悉取食之。须臾，报越狱大盗逸去者十三人，杨曰：不须错愕，当悉成擒，银鱼示异，我已尽食之矣。明日俱捕至。”(第14页下)可见，李绍文对于杨枢的事迹颇为谙悉。参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7页。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65页。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13，“元明史料笔记从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112页。 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

10、、夏至以前之时也。”在徽州，官府的赋税措施对徽州人多事经商起到了促进作用，据明人吴瑞毂的大鄣山人集记载，嘉靖十七年，官府对于商贾之乡歙、休二县的课赋，比徽州府的其他四县要更重。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徽州歙县和休宁经商风气蔚然成风：“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浪涛。辞家万里轻其远，云贵蜀广日策蹇。”其中，江南的松江府一带是歙、休等县徽商重点经营的地区。淞故述成书于嘉靖九年五月之前，而云间杂识成书的时间则在万历以后，从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松江府的活动有了重要的发展。李绍文云间杂识曾指出：“吾郡三十年前，从无卖苏扇、歙砚、洒线、镶履、黄杨梳、紫檀器及犀

11、玉等物，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撒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云间杂识一书中的条目有万历乙卯条，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该书最终成书于万历晚期以后，而李绍文所说的“三十年前”，则应在万历初年。虽然因史料不足征，我无法判断记载中贩卖歙砚者是否是徽商(这种可能性当然不小)，但前述的“细木家伙店”主，则应来自徽州无疑。何以见得?稍早于李绍文的范濂在其云间据目钞中指出：“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云间据目钞也是成书于万历以后，作者慨叹嘉、隆以来“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

12、返也”。对照李绍文所说的“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的感慨，云间杂识将搬走松江人财富的主角从“官府”改成“徽商”，应是有感而发。只是李绍文为了劝化世俗，改动了杨枢淞故述的记载，因此，云间杂识中的这条史料，实际上只是后人对徽商活动既存事实的追记，不能将该书中有关成化年间“徽商”的记载，作为信而有征的历史事实加以引证。至于“徽商”一词在社会上何时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显然可以进一步探究。由于明清时代的文献汗牛充栋，欲作全面的考索显然不太可能。此处仅以四库全书光盘版检索为例，“徽商”在四库全书中出现主要有以下14例：1邵宝容春堂集后集卷4明故太平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屠君暨配陆宜人墓志铭：“兴国

13、民吴荣杀徽商张姓者，久未成狱，君廉得荣焚尸藏陶穴中，竟致于法。”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3：“有指挥某者，与徽商友善，往来无间，结为昆弟。指挥富而无子，有三女：一嫁仪真民，一嫁镇江，一嫁武臣。指挥既卒，徽商遂谋袭其官，媚指挥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许为嗣。既得官，并欲夺其产，沈指挥之妻于江。”3顾磷息园存稿文卷6谢孝子传：“闻河埠馆人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驾巨舶一至，货尽即去。”4刘宗周刘蕺山集卷6与张太符太守(名鲁唯)：“高收在即，岁为徽商所贩，以给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则米价可平，低收益裕，以储常平，且有余米。”5魏学洢茅檐集卷8答唐宜之(又寄)：“微闻徽商健讼，动以人命相诬，剖决稍迟，或遭骚

14、扰，此语未审真否?偶有便羽，不敢不以相闻。”6赵宏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161：“曹七善，南陵诸生，尝于姑苏旅邸获徽商所遗八百金。”7江南通志卷162：“王枝，天长人，父卒，母以年饥，鬻枝于徽商。”8谢曼等监修江西通志卷59：“朱大启，字君舆，秀水人，万历进士，授南昌推官。郡方缺守，即委署。有徽商杀人，法当抵，以要路请托，抚军发县审释，大启覆招时，竟置之法。”9万程桥嘉兴县志：“在县东白马堰镇。明嘉靖庚申，义商曹旸谋建桥于南津，乃倡捐鸠工，三年未成，曹耻之，遂抱石沉水，众惊援之。徽商程沂、韩应鲤等咸激于义，各捐助，不一年落成。”(嵇曾筠等监修：浙江通志卷34)10清皇朝文献通考卷298：“是年(乾

15、隆二十四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11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16：“徽商夏月过饮烧酒溺血。”12续名医类案卷33：“万密斋治徽商吴俨妻。”13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6：“江南岁漕五百万石其法莫若洪、永开中法，凡畿辅之地及山东西、九边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着，或遣谪贪污官吏。”14朱鹤龄愚庵小集卷15富顺刘公传：“吴俗好赛五方神，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无赖子多乘之以导淫贾利，公出见之，杖其首，投神像于太湖。久之，奸宄慑服，盗贼亦远窜屏迹，捕役无以为饵，乃引龙游大盗潜入城，劫徽商质库，计挫其威

16、棱。公夜半闻之，立系诸捕妻孥，勒限三日全获，否则死。果如期获之嘉兴，验质库簿，归所失物，在簿外者赏诸捕而宥之。”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24页。大鄣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丁口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别集类，第606页。方承训：新安歌三首之二，载复初集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7册别集类，第660页。有关徽商在这一带的活动，零星资料不少，较系统的可参见紫堤小志和紫堤村志等。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记风俗，奉贤褚氏重刊本，192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5页上。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云间据目钞计五卷，序于万历二十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

17、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上述的14例中，第2个例子虽然发生在英宗正统年间，不过，记载此一事例的王世贞为嘉靖、隆庆、万历时人，当时，“徽商”一词的使用已日趋普遍，而他有可能是用后来约定俗成的名词“徽商”来概括先前的事实，所以据此不能确定“徽商”一词已出现在正统年间(15世纪中叶)。比较早的是发生在正德年间的第1个例子，因此，就目前所见，以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的情况来看，“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明代正德年间(16世纪初)，比以往所认为的15世纪后期的成化末年要晚几十年。综合其他史料分析，至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极为普遍。云间杂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用当时约定俗成的“

18、徽商”一词置换了淞故述所叙故事中的关键词。从前揭的各种明清文献来看，徽商出现的情况颇为复杂。既有徽商乐善好施的例子(如第9例)，又有徽商作奸犯科的故事(如第2、8例和第10例)。徽商时常成为各类案件中被杀害、打劫的对象(如第1、14例)。另外，徽商还给世人留下了健讼(好打官司)的印象(如第5例)。这些，都与我们在明清其他各类文献中看到的徽商形象基本吻合。顺便说一句，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帮)研究中，以往学界习惯征引的笔记史料有不少均应审慎对待。譬如说晋商研究中今人时常引证的所谓明人沈思孝晋录，其实便是一部伪书，该书实际上是清初书贩将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3中的山西部分割裂出来，单独命名而成。今人据此为第一手资料征引，实属失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