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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士开题报告1博士开题报告学号昆明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专 业 材料学姓 名入 学 时 间导 师 彭云拟定的论文题目报 告 日 期研究生院123*博士研究生应于第三学期末以前完成论文开题报告答辩，并在一周内将论文开题报告书交到所在的学院。 4 第二篇：刘丰_博士开题报告 45100字 题目：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选择制衡及其制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姓 名：刘 丰导 师：张睿壮 教授学 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系 别：国际关系学系专 业：政治学理论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选择：制衡及其制约Strategic Choices under Anarchy: Balancing Behavior a

2、nd Its Constraints一、研究问题及其意义（一）问题的提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会出现制衡缺位（Absence of Balancing）现象？也就是说，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或者扩张霸权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大国选择制衡，另一些大国则放弃制衡？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放弃制衡？在对本文的问题进行阐述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中的核心概念作简要的说明。本文从狭义上界定“制衡”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当出现了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其他的主要大国单独或者联合地调整实力资源，来与之抗衡的行为。在这个界定中，包含了对制衡的几个核心要

3、素的阐释：首先，制衡的主体是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因此本文将不考察体系中小国的行为；其次，制衡的对象是潜在/实际霸权国，排除了对一般意义上的任意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第三，制衡的手段是实力，制衡涉及到实力资源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以是强化内部资源（发展军备），也可以是借助外部资源（结成联盟）。最后，关于行为的动机与结果，本文并不假定主要大国在有抗衡潜在/实际霸权行为时的动机就是为了制衡霸权和维持均势，其背后的动机既可能是单纯的自卫，也可能是为了争夺霸权，不过只要表现出与之抗衡的行为，在策略反应上就可以认为是制衡。这一界定符合均势理论的研究范围，之所以如此限定，是因为无论是检验还是批评理论，都

4、应该以这一理论所推导的概念为基础，而不能任意扩大或者延伸理论概念。本文是一项解释性研究，旨在发现具有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厘清引起制衡行为的因果机制。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制衡这种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属于外交政策理论的范畴。尽管以均势状态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但是，明确将本文的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国家行为和外交政策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制衡行为并不必然成功地导致均势结果，反之亦然，均势状态并不必定是由制衡行为引起的。如果以均势结果是否出现作为判定制衡行为是否发生的标准，就会把许多已经发生的制衡行为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本文的研究源于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纷争，也反映了国际政治

5、中的现实困惑。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3.1从理论上看，有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争论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焦点，这一辩论在冷战结束之后尤为激烈，对以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批判、修正和辩护是最近10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现实来看，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面对美国霸权的超强权力和扩张趋势，主要大国并未对美国采取典型的制衡行为。以下将对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详细的阐述。（

6、二）理论意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均势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这一理论对国家行为的预测展开的，即主要大国是否会采取制衡行为来应对霸权威胁。而存在的分歧涉及到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主要命题的适用范围、内在逻辑的严密程度、对现实世界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等各个方面。在这些理论之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引起制衡行为出现的原因及其限制条件，这一研究将具有几点理论上的启示和意义：1、加深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战略选择的认识。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为了争取生存和安全、财富与威望，国家在外部行为上是丰富多样的，已有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代表性的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也提出了许多竞争性的假设和预测，有待科学地检验。2、对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

7、的发展。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简约而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典范。在他之后，现实主义主要向外交政策理论方面拓展，加强了对国家行为的分析，试图在外交政策这个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构建出同样简约而科学的理论。尽管现有的尝试存在种种缺失，但是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理论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为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合理的研究路径。3、从理论上扩展对单极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单极状态下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冷战的结束和单极体系的到来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还缺乏对单极状态的深入研究。现实中的变化

8、必然需要我们在理论上作出回应，各种理论需要作必要的扩展和推理，以延伸对单极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存续以及转换等问题的阐述以及对这一状态下的大国行为的解释，从而比较各种竞争性的假设在解释力上的强弱大小，判定理论的优劣得失。4、将均势理论与霸权稳定理论统一起来。在现实主义内部，均势理论认为权力平衡是体系演变的基本状态，而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的兴替以及由此伴随的争霸战争是体系变迁的动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内部存在均势现实主 2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分野。尽管这种区分并不合理，但也表明学术界缺乏对现实主义中的两支基本理论之间联系的研究。本文对制衡行为的理论解释有助于回答，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推动国际体

9、系向均势的方向发展，而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接受霸权的主导，由此将均势理论与霸权理论结合起来。（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与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核心议题相关。尽管有不少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让位于其他的行为主体和关系类型，但是在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仍然深刻影响着整个国际关系的面貌。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如下现实问题的理解：首先，总结冷战后主要大国应对美国霸权的现实经验。特定时代的核心议题是由特定的国际结构决定的。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两极体系的瓦解和单极体系的形成，在新的权力结构之下，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占据了国

10、际关系研究议程的核心。对一般性现象的解释显然有助于理解其中的特定案例和表现，从理论上解答制衡缺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对美国所采取的特定应对策略的原因。其次，对大国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的预测。当前，在美国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维持全球霸主甚至建立帝国的企图愈加彰显的情况下，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在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严重失衡、大国制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单极独霸的状态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呢？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大国已经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些国家是否会在未来形成对美国的制衡？了解当前制衡缺位的原因以及制衡发挥作用的条件，有

11、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第三，对中国处理与美国霸权以及其他大国关系的政策启示。中国是一个权力地位处于迅速上升阶段的大国，是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公益的受益者。但是，在无法避免的安全困境之下，发展空间也受到霸权国的很大制约。在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防范、遏制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与霸权进行斗争，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也需要运用得当的策略，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即便无法在实力与美国达到平衡，其他主要大国在美国霸权正当性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可以塑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谋求影响力上的平衡。这一判断对中 Jack S. Levy, “War and Peace,” in Walt

12、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13、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109-111. 3国的对美策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二、文献回顾有关均势理论的争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相关的著述汗牛充栋、难以穷尽，近年来也涌现出不少专门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瓦斯奎兹（John Vasquez）和艾尔曼（Colin Elman）主编的现实主义与权力平衡：一场新辩论，其中争论了作为研究纲领的均势理论是进步还是退步的问题；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主编的美国无敌：均势

14、的未来，结集了有关冷战后主要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的主要观点；保罗（T. V. Paul）等主编的均势：21世纪的理论与实践，讨论了均势理论当前面对的挑战以及可能的扩展；国际安全杂志20xx年讨论“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专刊以及后续的讨论，其中汇集了“软制衡”概念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与争论；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释了所谓的“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现象；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等主编的世界历史中的均势，通过跨历史的比较扩展了对均势理论的检验，考察了前现代以及非欧

15、洲国际体系中制衡和制衡失败的8个案例。本文研究的是历史和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制衡缺位现象，即为什么在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主要大国没有采取及时的制衡行为。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子问题：第一，制衡是不是一种普遍的、占主导的国家行为？第二，国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 Prentice Hall, 2003).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

16、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译本见，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Paul, James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在这一期杂志上，对强制衡和软制衡二者的区分以及从软制衡的角度对国际政

17、治现实的分析见，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对软制衡观点的批评见，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

18、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后续的讨论见，Robert J. Art, Stephen G. Br

19、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06), pp. 177-196。评介这一辩论的中文文献有，杨少华：评“软制衡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第7期；焦世新：“软均势论”及其实质，载现代国际关系20xx年第8期。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

20、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斯维勒对其理论框架的较早阐述见，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Stuart J.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

21、liam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也可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etc., “Testing Balance-of-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2 (June 2007), pp. 155-185。 4家在面对霸权威胁时为何有时选择制衡，而有时又不选择制衡？

22、考虑到相关文献数量繁多、内容庞杂，而文献回顾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现有解释的成就与不足、确定研究的基点和突破口，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只关注与本文核心论题和上述两个子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献，评价学术界的既有研究状况。（一）有关制衡行为普遍性的争论大多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家或多或少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会导致大国的制衡行为。格里科（Joseph Grieco）就明确地指出，制衡行为是现实主义理论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保证其生存的行为表征作出的最主要预期。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各个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都分别有所论述。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以及旨在维持这种状态的政策。尽

23、管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学者并没有将维持均势状态的政策分离出来，抽象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表达，但在论述中也表明了对国家制衡行为的预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摩根索对“权力均衡的不同方式”的讨论中。摩根索主要列举了达到均势的具体外交手段，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的均势理论作了重要修正和重新阐释，这一理论关注的并不是制衡行为，而是解释和预测均势状态在打破之后会重新恢复。在这一理论中，均势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体系状态，可以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动机与安全竞争的角度加以解释。尽管沃尔兹限定并且反复

24、强调了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但是他也对制衡行为作了预测。比如，沃尔兹论述到，“均势理论引起许多有关行为和结果的预测。根据这一理论，我们预测国家会采取制衡行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它们行动的目的”。他也指出，之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出现世界霸权，是因为“制衡而非追随，是体系所诱导的行为”。当然，沃尔尔兹对国家行为的预测是或然性而非决定性的，因为结构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动（shape and shove），它们并不决定行为和结果”。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中，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更为丰富，涉及讹诈、追随、观望、推诿、制衡等多种策略选择，其中，最 Joseph M.

25、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xx年版，第220页。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32244页。 Waltz, Th

26、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8.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Kenneth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3.5主要的两种策略是制衡和推诿。米

27、尔斯海默认为，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出于自保和获取权力有推卸责任的强烈倾向，但是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下，如果存在着潜在霸主，制衡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行为倾向。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史并不支持制衡是一种普遍国家行为的论断，或者说这种说法对历史具有选择性。在其中，最为系统论证的是历史学家施罗德（Paul Schroeder），他在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全面否定了均势理论对历史的解读，认为大国在面对显著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不能证明制衡是一种主导性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四个主要的大战时期，主要大国采取了典型的非制衡

28、行为。一些中国学者也引述并且支持施罗德的观点。比如，时殷弘试图证明，历史上主要大国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还包括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等其他行为。从研究方法上看，上述支持和反对制衡论断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历史案例的描述和推理，另外一些学者则用统计的方法检验了这一命题。他们主要从结盟行为出现的频率与权力的变动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来考察制衡或者非制衡行为的普遍性，但是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比如，列维（Jack S. Levy）等人的研究证明，在过去500年来的欧洲国际体系中，当出现明显的权力集中趋势时，使用结盟这一外部制衡行为来应对潜在霸权国的确比较普遍。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大国与强者之

29、间结盟的倾向性更大，即追随是更加普遍的选择。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制衡的普遍性存在很大的分歧。就历史的观察而言，国家的制衡行为可能并不会伴随着潜在霸权的出现同时出现，也不伴随其始终。在潜在霸权的权力扩张与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制衡之间，必然经过一定的“时滞”，而在制衡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不同战略之间的调整。这也表明，制衡的出现和维持是一种有条件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这种行为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不在于判断其相对于其他行为出现的频率高低。（二）制衡缺位现象出现的原因对于历史和当前的制衡缺位现象，现有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不少竞争性的解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

30、出版社20xx年版，第387392页。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20-124;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xx年第4期，第4858页。 Jack

31、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Autumn 2004/05), pp. 1-33.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pp. 428-449. 6释。这其中，既包括一般性的研究，也包括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总体来看，这些解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路径：1、权力差距论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从权力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制衡缺位现象，不过，对权力差距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权力差距过大阻碍了制衡。在分析冷战后缺乏对美国的制衡行为时，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提出了制衡的“门槛（threshold）”的概念，他认为“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