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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点聚焦热点聚焦社会财富怎么分（1）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从这期开始，本版将连续推出“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等话题进行深入探究，希望读者朋友们也来参与讨论。 编者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双增加，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最近，一则消息引发热议：据报载，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2、究所所长贾康说，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实质是要素分配，统计时通常在宏观意义上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分。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多数人认同的结论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贾康说，通过收入法、资金流量表核算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

3、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则下降7.0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其中，劳动收入是最大的一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很多普通百姓也都有直观感受。在一家制造企业打工的河北农民小张说：“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高增长，企业利润也是高增长，就是俺们的工资涨得慢。”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使广大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减少，随之带来消费能力下降。同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经济结构

4、转型和垄断利润过高是主因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持续较快增长，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却在下降？仔细分析，这其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对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解释，通常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四个部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四个部分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最高的，达到85%至90%，其次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工业。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领域，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也由此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

5、占GDP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一因素大约影响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白重恩强调，对于这一下降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虽然从数据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但实际上农民从务农转为务工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这一下降也是阶段性的，随着结构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将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大大增加，那时候劳动收入占比又将会不断上升。垄断行业利润过高，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比其他行业的要高，但因为这些行业的超额利润比社会平均利润要高得更多，所以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同时，涉足垄断行

6、业的大都是国有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大部分超额利润并没有纳入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留在企业部门内部用于经营发展，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天平”更加向企业倾斜。过多的垄断也阻碍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就业，侵蚀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从而实质挤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应引起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改变当前的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贾康认为，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还应出台鼓励政策，创造更多的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和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职工劳动报酬的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7、白重恩认为，从宏观角度看，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当前的税收体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为很多服务业要缴营业税，而营业税有很多是重复征收的，企业税负很重。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税收是最高的。国家应当出台扶持政策，减轻服务业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从具体层面看，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条有效途径。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比如养老保险，企业要交工资收入的20%，个人交8%；医疗保险是企业交6%，个人交2%。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险加起来，平均要交4%左右。把这5项加起来，就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

8、0%。所以，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白重恩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同时，社保缴费降低了，也可以使更多人有能力参加社保，扩大社保覆盖面。政府对社保增加的这块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

9、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链接全国多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为9.9元/小时。天津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820元、每小时4.7元，调整为每月920元、每小时5.3元。在山东，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920元、760元、600元，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浙江发放困难群众生活价格补贴针对今年以来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涨幅较大的

10、情况，浙江省日前启动第一季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工作，5月21日前发放到位。根据浙江的有关规定，当季度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时，按季度对困难群众实行一次性基本生活价格补贴，价格补贴金额为价格涨幅的4.5倍乘以当地城乡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李丽辉）热点聚焦社会财富怎么分（2）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

11、。“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

12、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

13、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实说。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计划经济时代，职

14、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实说。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

15、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李实说。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

16、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

17、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

18、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热点聚焦社会财富怎么分（3）在浙江，企业职工工资不再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已初步形成社会财富怎么分 工资共决工企双赢才是真如果时光倒退几年，就是借给吴春锋一个胆，他也不敢跟老板吱声端着人家的饭碗，还敢讨价还价，想不想混了？！而现在，这位浙江平湖依爱夫纺织有限公司的电工，会

19、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因为吴春锋有了工资话语权。为他壮胆的，是浙江正在全面推广的“工资共决”机制。职工有了“代言人”，工资不再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老家在湖北的陈绪凤，来温岭新河镇打工快10年了。这几年，她的工资每年都在上涨：2003年月工资是8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500多元。“有了一个透明、公正的工价表，职工工资和企业效益挂钩，我们工作起来劲头更足了。”陈绪凤开心地说。温岭新河镇是浙江著名的羊毛衫生产基地。近几年，该镇逐步建立行业工资协商机制，由羊毛衫行业工会与业主委员会分别代表职工方和企业方，对整个行业的职工工资进行协商谈判。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协商制定统一的工时、工价标准，相关

20、企业的工人工资不得低于这一标准。新河镇开展行业工资协商7年来，工人工资逐年提高，年均增幅达5%12%。整个行业工价统一了，到任何企业拿的都是相同的工资，职工队伍更加稳定，以往跳槽、“挖墙脚”现象大大减少，企业之间良性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浙江省总工会法工部部长方火春说：“现在，在浙江很多地方，企业职工工资不再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已初步形成了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有效地维护了职工的正当权益。” 方火春解释说，企业协商谈增长，就是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谈标准，就是重点协商制订统一的工时、工价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就是重点解决区域内企业职工工资不低于

21、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截至目前，浙江签订工资集体协议70936份，覆盖企业达到13.22万家，覆盖职工668万多人。到今年底，“工资共决”覆盖面将达到全省企业的70%以上。跳出单个企业的“单打独斗”，在完善机制和配套措施上下功夫“工资共决难执行，就表象看是因为劳资力量的强弱悬殊；但深层次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共决机制不完善及配套措施的缺失。” 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长征这样分析。金长征说，浙江是个中小型企业密集、行业经济发达的省份。中小民营企业职工一方，协商力量薄弱。明明知道不少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被固化在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上，很不合理，可谁来同老板谈、怎么谈，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得到很好解决

22、。以前一说要和老板谈工资，职工代表足趑趄不敢谈，口嗫嚅不会谈。由企业工会出面谈吧，工会自身的难处也不少：在经济上不独立于雇主，在劳动关系中不独立于资方，作为群团组织又没有执法权，腰杆也硬不起来。因此，要想让“工资共决”真正落到实处，关键还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工资共决机制。近年来，浙江从完善共决机制、完善配套措施上狠下功夫，先后出台了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以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等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合同，以及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对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法律支撑。然而，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怎样才能使“

23、工资共决”真正收到实效？根据各市县的实际情况，工会的谈判方略和重点也不相同：对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镇、村，实行区域性工资协商，由镇村联合工会与业主委员会或经营者代表签约；对较大的产业群或块状经济区域企业，由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协商签约。在生产经营正常和效益较好、工业基础较强的行业、区域，重点就工资水平、奖金分配、补贴和福利等进行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和调整机制；在生产经营较困难、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行业和区域，重点就工资支付办法等进行协商，重在建立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对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或工资协议，或无正当理由未履行协议的企业、行业或区域，工会将代表职工方以书面形式向企业发出要约，要求企业对员工工资进

24、行集体协商，使工资协商机制在更大范围得以建立和实施。 企业多付出了工资，得到的回报是职工与企业共命运对于“工资共决”机制，广大职工是发自内心拥护。杭州临安新联电器工业有限公司的安徽籍员工陈斌告诉记者：“工资共决后，企业发展好坏与我们的待遇高低连在了一起，我们只有和企业拧成一股绳去拼搏，才有出路。”对于“工资共决”机制，企业老板怎么看？记者在采访中，许多企业主坦言：“企业不能老靠低工资低水平竞争。工资共决虽然让我们多付出了些工资，但员工安心了，企业更加稳定了，从长远看是合算的。”浙江企业界的“常青树”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对于“工资共决”，更有体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企业发展最终靠的是员工。

25、如果工资永远只听资方的，企业的永动力就消失了。”这些年，万向集团一直模范执行“工资共决”机制。去年万向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订单从每月50亿元减少到35亿元。然而，鲁冠球斩钉截铁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不裁员、不减薪！只要企业还在运转，就绝不抛弃一名员工。”所有员工的年终奖金照发，福利照发万向集团的做法换来的回报是，企业向心力的提升。今年春节来临时，听说企业订单多、生产形势紧张，员工纷纷要求节日留下加班。有的原本订了回乡的票，专门退了票留了下来。“工资共决”机制，确实让劳资双方从中大大受益，实现了员工和企业的共赢。由于“工资共决”稳定了工人队伍，去年初的“裁员潮”和今年初的“民工荒”在浙江都

26、没有明显显现。热点聚焦社会财富怎么分（4）与“哑铃型”、“金字塔型”结构相比，“橄榄型”社会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收入分配怎么分：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

27、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陈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

28、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过

29、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调节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周天勇说，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

30、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目前，房产税、遗产税都还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积累得越多，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

31、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橄榄型”社会怎么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我们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多远？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32、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