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docx

1、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内容提要】小说评点这一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在晚清开始走向衰落。俞樾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梁启超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主要方法开始明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基本确立。【关键词】 古代 小说研究 现代学术范式 历史生成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

2、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本文力图揭示小说研究转型过程中，现代学术范式建构的具体历史过程，特别重视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包括晚清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发掘那些长期被“五四”新文学叙事模式所压抑和埋没的声音，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一、小说评点的困境、衰落与新方法的萌芽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小说评点，从清嘉庆以后就呈现颓势，但从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据主流话语，这从清代几个主要时期小说评点的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道光年间，有评点本10种；光绪年间，有评点本36种。可以看出，小说评点在康熙、乾隆达到

3、繁荣高峰后，就一路衰落下来，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批评呈现表面繁荣。红楼梦的评点有几十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有多种评点本问世，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荡寇志、花月痕、青楼梦等新作，刊本也都附有评点。但是这个时期的小说评点真正有成绩、有特色的是儒林外史的评点，其他大多是平庸之作，理论上无多创新。光绪年间表面繁荣的数目，实质上大多是旧瓶装新酒。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融，一些思想激进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也大量采用评点这一旧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感慨，并随着

4、新兴的报刊在社会上流播广远。但是这不过是顶了评点的名义而已，小说评点也就在这回光返照般的虚假繁荣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影响，小说由传统的边缘文体逐步成为文学的中心，在此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小说地位的不断升迁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则显露出传统小说评点愈来愈捉襟见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的产生。小说评点衰落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与此一时期儒家义理之学的衰落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小说评点的产生与演变，本身就与儒家经典研究之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它的精神和形式，体例上既可以在宋儒注解“四书”的形式上找到踪迹，作风上又可以在晚明儒学以狂禅姿态解经中看出

5、影响。儒家经学一直是中国文论最正统、最主要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资源，本身就脱胎和取法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宋明理学方法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方法与形式，也因此而比较容易获得从士大夫到普通市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但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从而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当作为小说评点的潜在文化背景与知识支撑的宋明理学本身走向困境的时候，小说评点自身也遭遇了空前的困境。一个值得关注而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现象是，朴学大盛于乾嘉时期，而这也正是小说评点开始走向衰落的

6、时期。这时期的学术与思想背景，正是18世纪以来士大夫对于宋明理学在儒家经典解释上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从而导致了从理学向朴学的转型。与理学不同，朴学更多地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虽然它诞生和繁荣于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却有着比经学本身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以朴学方法来研究通俗小说，就是传统的小说研究者希图从内部寻找解脱困境的一种思路。清代的乾嘉学派所提倡的朴学方法，不仅极大影响了一代学风，对于小说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也同样产生了冲击。创作上，镜花缘大半与学问有关；而在小说研究上，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言：“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对于红楼梦的研究

7、，就体现出这一新的趋势。同治年间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序通过“查进士题名碑”考证贾宝玉即纳兰容若，开王梦阮、蔡元培等人之先河。生于雍正末，卒于嘉庆的周春，将乾嘉学派的功夫用到了小说批评中，他着有尔雅广注、十三经音略、读经题跋等，而其阅红楼梦笔记包括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大体两部分内容：对作品人物、情节的评论和对作品本事的考索。只是这一新萌芽的方法，一方面还仅仅局限于红楼梦一书，另一方面也依然包含在评点的老套之中，没有脱离评点的藩篱而自立门户。也许晚清时期小说研究所进行的内在调整，就中国小说学术研究的发展来说，其创造性远不足以扭转和挽救传统小说研究衰落的颓势，但它的发展性与复杂性提醒我

8、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框架内。二、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各自的历史坐标与价值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个人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却代表不同的学术背景、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在同样寻求小说研究新路的过程中，呈现出各自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如果说俞樾是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希望能够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到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那么梁启超则是在政治革命的激发下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虽然其着眼点更多在思想启蒙，但是客观上，也切实提高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的地位；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研究

9、学术转向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对于俞樾，人们熟知他是清代朴学最后一个大师，是学术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俞樾学问渊博，治学严谨，一生着述颇丰，总称春在堂全书。其治经宗王念孙父子，但又有所发明，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是他的代表作，体现了他在文字训诂方面的深厚根基。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到他实际上还是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学术的盛名掩盖了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最多从胡适、鲁迅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论述中知道他在小浮梅闲话里论及过红楼梦。俞樾以晚清着名学术大师的身份和地位，以其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眼光来研究通俗小说，考

10、镜源流，在研究对象上将通俗小说与传统经典的经、史、子、集置于同等地位，纳入同一范围，一视同仁加以研究。与此前之李贽等异端身份、金圣叹等才子地位，以及张竹坡、脂砚斋等落魄文人地位相比，俞樾的意义与影响，已经超过研究本身。俞樾以国学大师的身份研究通俗小说，反映了社会风习的重大变迁。清中叶修四库全书总目之时，通俗小说尚无资格入选，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笔记小说入选，说明正统权威话语、知识谱系和学术谱系中，尚无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一席之地，它们尚处于底层、边缘。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及其评点数量虽然巨大，流行也十分普遍，但却未能进入核心、权威话语，加上通俗小说创作和评点者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无话语权，因而在这

11、一背景下出现的俞樾介入通俗小说研究，意义就特别重大。与明清评点家多专治一书不同，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考证了开辟演义通俗志传、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通俗演义、五虎平西前传、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今古奇观、龙图公案等十余种通俗小说，并在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钞、九九销夏录、壶东漫录等笔记中，对皇明开运英武传、三宝太监西洋记、女仙外史、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十几种小说进行了作者和本事考证。考据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可谓晚清第一。仿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的命名，我们可以称这些对于通俗小说的考据为“说部平议”。俞樾还梳理了平话和话本的缘起和演变。九九销夏录卷一二平话一条，可能是有关

12、宋元平话最早的考据之一，文中提到永乐大典说：“永乐大典所收必多此等书。如得见之，亦足销闲娱老矣。”茶香室丛钞卷一七曲海又说：“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因缘，皆弹词也。乃曲海所载，则皆有曲本。学问无穷，即此可见矣。”用“学问”一词来形容有关平话、弹词的考据，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从中也可窥见他对小说考据与对待古代经典研究，态度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俞樾开创的这个新方向，成为后来胡适的毕生追求。胡适在晚年回顾自己红学考证的方法论根源时，一再致意道:“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

13、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11)从中不难窥见他和俞樾之间的学术渊源。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寻求小说研究出路，虽然在红楼梦研究等领域沿袭至今，却一直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没有能够成为主流学术话语与学术范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仅仅依靠对传统的内发性调整，不足以解决传统小说研究的危机，不足以应对全新的小说生存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应运而生。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受西方影响，主要考虑政治与启蒙，竭力抬高小说地位，作为政治和思想启蒙的工具，作为开发民智和改造国民的工具，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幼学第五说部书有云：“新编小说揭露时弊，激发国耻，振

14、兴风俗，改良政治。”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序又云：“西方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很明显，在小说研究上，梁启超着眼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学，是启蒙号召而不是审美。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宣布宗旨为“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梁启超在创刊号发表着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体现了其文学启蒙论的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2)。梁启超小说

15、理论的实质是改良传统文学，使之能更有效地给社会以启蒙。这实际上是近代文论“经世致用”观念的符合逻辑的演化结果，传统的“教化”以现代性的、具有西方色彩的“启蒙”面目出现，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并因此获得新生，使传统文学观中的实用主义、道德主义和文学的使命感得到重新阐释，使之一直顽强地延续到“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之中。1921年鲁迅域外小说集新版序就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叙事作品由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

16、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而且同时率先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他发表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后来陆士谔的新中国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有关“新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学想象。但是，梁启超虽然提升了小说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将小说编织进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中，却在小说研究新范式的建构方面，没有提供太多的重要成果。学术自治的最初倡导者之一是王国维，他受西方影响，强调学术独立，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一反国人的“功用”价值观念，极力倡导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14)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

17、界，则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他一方面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因此他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5)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批评文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首次借用西方美学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名着，揭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学术

18、研究的序幕。从此，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在西方近代美学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这篇文笔舒畅、大气磅礴的论文，打破了传统小说批评感悟式的残丛小语的话语方式，而代之以贯穿理性、逻辑严密的长篇论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批评路数的现代批评新景观。他在全面把握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审美”为核心的文艺美学解释体系，在客观上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起到了补正纠偏的作用。正如红楼梦评论所体现出的，王国维始终关注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王国维所发现的中西方文化的共通点，也是他全部文艺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俞樾开启的小说研究中具有现代特征的朴学方法的转向(16)，成为小

19、说研究现代学术转型发生的内在依据与初始环节。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以前，最活跃的一些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仍然一直是那些人们熟悉的、反复发生的社会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所依据的，是与过去有着有机联系的思想，是在中国的思想流派的背景中进行的(17)。朴学方法正架起了从传统到现代小说研究的过渡与桥梁。梁启超以西方启蒙理论重新理解传统小说，小说地位的空前提高与运用西方文学观念解读古代小说的尝试，使古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带有不同于以往的性质，它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从古代评点式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王国维则通过融合传统方法与现代西方理论，奠定了真正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研究的

20、最初基础。正是由于王国维自觉而明确的学术立场、学术目标，以及自觉吸收学习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学术研究方法，从而使他站在时代学术思想的前沿，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三、胡适和鲁迅：小说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与生成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内在原因和依据，只是这一方面的确长期被忽视和遮蔽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种种思想观念的输入、吸收与转化，使中国现代学术得以生成和发展。胡适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开创性的。1918年3月胡适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可以说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小说理论的专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

21、次为“短篇小说”做出现代文艺学的界说(18)。1919年胡适在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派别、变迁等，这事业还没有人做过，所以没有书可看将来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19)胡适结合中西，将传统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功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获得新、旧两方面认同，从而回国后得以在学界立足。胡适的水浒传考原初只是作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以新式标点和现代文法处理出版的水浒传的序言。不料该书一出版即风行一时，短短两年时间就销行了八版，凡一万一千余部(20)。于是亚东图书馆在胡适指导下又陆续出版了其他的新式标点本古典小说，包括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

22、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加之最早出版的水浒传，共计十六种，其中前十四种皆有胡适撰写的考证序论。由此，亚东图书馆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新文化重镇，胡适的古典小说研究也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子展1930年在其授课讲义基础上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盛称新式的小说研究，他认为小说研究：“以胡适考证的成绩为最大。在胡适从事这项工作的略前一点，未尝没有小说考证。如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但都不过是一些片断的笔记，零星的考证材料，不好算做若何有条理有见解之历史的考证，文学的批评。又

23、如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似乎可以说是历史的考证了，但经胡适考证的结果，指出他们不过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其实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我以为胡适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不在他这十几篇小说上的考证批评文章，而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21)陈子展特别强调胡适的贡献“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是慧眼独具的。胡适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可谓功勋卓着，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胡适自己最为得意的，便是研究小说的现代学术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即“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将其概括为下列公式：把每一件

24、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22)胡适所提倡的这一研究方法，成为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的核心方法论，也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基本研究方法。胡适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最终历史地落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鲁迅的身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对于中国小说的史的研究。鲁迅的研究受到现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影响，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同时鲁迅作为章太炎门生，俞樾再传弟子，

25、受俞樾茶香室丛钞的影响，同传统经学家一样重视文献、考据、辑佚、辨伪，不仅有坚实的朴学功夫，而且也像俞樾一样，将其运用于传统小说研究中。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因而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其破唐人说荟一文充分显示了鲁迅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鲁迅认为：“目录亦史之支流。”(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开篇便有对古代小说书目的独到研究，他还编写了说目、明以来小说年表、采录小说史料目录等小说书目。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是在说目基础上形成的，唐宋传奇集的辑录和编纂体现了他校勘学方面的功力，小说旧闻钞则直接继承了俞樾茶香室丛钞的传统，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坚实的文献基础。虽然同样重视文献、辑佚

26、，辨伪，但是与胡适不同，鲁迅有高水平的文学创作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又有深邃的史识和洞察力，这使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经典。中国小说史略具有深刻而独到的史识，这突出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总体把握上：他以时代为经，以小说类型和流派为纬，把数千年纷繁复杂的小说观念和创造实践，熔铸于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他不是孤立地研究一部部作品，而是关注作品前后左右的联系，把作品置于其生成的时空中，联系社会、政治、思潮和宗教、文化等分析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他独具慧眼，依托他所积累的丰富资料，所贯通的中外文学原理，以及自己在实践中所感悟到的创作真谛，对众多作家作品发表了一系列

27、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这种史家的识见和编写体例，终于使小说研究摆脱了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具体地说，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体例完整，内容全面，清晰勾勒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全过程。理论体系，多有创新，全书经纬交错，结构宏富，大开大合，并概括出很多科学而富有创意的概念、范畴和类型。资料扎实，立论精审，不同于胡适单纯以“历史演进法”来考证小说的演化，而是在辨析历史源流的基础上，突出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创造，将它更多与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及其文人心态结合起来。鲁迅所提供的典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小说史的编写和研究。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

28、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作者的家世生平、小说的成书年代、版本目录、故事源流、文本阐释等成为小说研究的基本范畴，历史考据法、历史演进法以及结合作者、作品和背景的社会历史研究法等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法。从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就基本确立起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51页。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美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0页。美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

29、第132页。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页。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俞樾：春在堂随笔附录小浮梅闲话，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俞樾：茶香室丛钞，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11)转引自美周策纵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12)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13)鲁迅：域外小说集新版序，载1921上海群益书社合订出版

30、域外小说集新版。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14)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1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16)参见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17)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18)胡适论短篇小说原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4卷5期。(19)转引自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20)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9页。(21)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22)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94页。(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的着录及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