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一.docx

1、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一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一)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魏庆之尝谓：“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注：魏庆之着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版第121页。）刘克庄亦称：“如柳子厚诗，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注：刘克庄着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10页。）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生命力之久远。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遭际阅历有关，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文主要追踪

2、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从而在思维方式、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和受益受病的某些规律性问题，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风格及其成因。一、佛教的出世法则与柳宗元的生活情趣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注：袁家耀柳宗元“好佛”略谈，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

3、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详见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忙于实现政治抱负，不以文为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被贬永州后，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初到永州，居无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曾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他改贬柳州后，来到提倡“顿悟”的南宗禅的老巢，进一步受到

4、禅宗的浸染。苏轼曾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玄举归幽泉寺序）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贬永州后，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加上认为自己“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

5、宴南池序），于是，“自肆于山水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这样写道：“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可见他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郁闷。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满怀牢骚来游览登临的。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蹇衣。”（夏夜苦热登西楼）在永州

6、十年间，他经常与朋友、僚属“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在浪迹山水、悠游山林的过程中，他确实于自然山水中寻到过慰藉，体会过与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当登上西山后，他感叹道：“知是山之特点，不以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314页。）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在游览小丘时，他感觉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

7、第315页。）这种“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则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除了悠游山林，他还植竹禾，艺花卉以自遣，“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过着“把锄荷锸，决泉为圃”和“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与杨诲之第二书）的闲适生活。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清静淡泊、恬然自适的生活情趣，也正是受佛禅影响的结果。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

8、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儒家思想。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他常以屈原自喻，“投迹山

9、水地，放情咏离骚”（注：柳宗元全集卷十四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477页。）。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来立身行事的。他因妻子杨氏早逝，“寡居已十余年，至今无以托嗣续，痛恨常在心目”（与杨京兆凭书）。他念念不忘求胤嗣，甚至提出愿娶老农女为妻，生儿育女。可见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注：孙昌武着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88页。）。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

10、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元皓师序、送僧浩初序等文中，都提出并阐述过“统合儒释”这一思想主张。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无夫妇父子”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他也反对佛教徒“不为耕农蚕桑”而坐食的行为。而自己所注重的，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韫玉”，即与儒家的经典易、论语相合的义理精神。一般说来，儒家“入世”，释家“出世”，似大有抵牾，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

11、处，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他非常赞同慧能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的孝道思想，认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送浚皓上人归南觐省序），“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于元皓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对“行求仁者以冀其心”，“由孝而极其业”的元皓师尤为赞赏，对那些“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的僧人提出批评（送元皓师序）。二是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

12、致。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孔子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他非常反对那种“小律而去经”的做法。对律宗深有好感：“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送浚上人归南觐省序），而对禅学末流，持明显的批判态度：“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送琛上人南游序）；“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嚣昏，放于淫荒”（龙安海禅师碑）。三是他认为儒佛都

13、具有济世的功用。在柳宗元看来，“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的佛教，“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所以应将“真乘法印，与佛典并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丰佐吾道”，实行教化。实际上就是把佛教作为工具，利用其宗教力量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他治理柳州就是实施了这一“援佛济儒”的主张。他一方面认为“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到柳州两个月，就重修孔庙，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开化的群众进行教化，使他们能够“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方面又认为对于“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的蒙昧边民来说，

14、“唯浮屠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于是主持修复大云寺，借佛教以达到“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柳州复大云寺记）的目的。可见，他修佛寺完全是功利性的，不是出于信仰的动机，而是作为一种治世化人的手段。柳宗元不仅以固有的儒家观点来审视佛教理论，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审视僧人。他所称道的僧人，都是具有顽强毅力，严谨持身，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绝无纵肆懈怠之态的高僧。他们既有明确的目标，积极的行为，又有“不爱官，不争能”的高尚的精神境界。“这些僧人不是以出世者的面目呈现在柳宗元的文中，而更象严以律己，勤于求道教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内，所作所为皆有目的，有成效，他们的人生意义主

15、要不在虚幻的解脱成佛，而表现为行道的积极追求”（注：陈晓芬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由此可见，柳宗元是按照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及僧人的。“统合儒释”，实际上是援佛济儒。“柳宗元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所以柳宗元的禅世界是禅为表，儒为里；禅为用，儒为体的统合禅儒的世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注：张锡坤等着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08页。）正如章士钊先生指出的那样：“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自不足言信仰”（柳文指要上卷第25页）。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势必减少佛教作为宗教对他的麻醉作用。因而，使他在追求超脱时，又不能忘怀政治，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虽有好佛、参禅之举，却无彻底解脱之意，只能徘徊于儒与佛、入世与出世、社会与自然之间。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酬贾鹏山人）“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零陵春望）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1.清冷幽寒的画面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多占。”古刹名寺一般都座落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乡，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又远离人事的格斗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同高僧们潜心研读经典必需的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