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视域下的广州羊文化探析.docx

1、生存论视域下的广州羊文化探析生存论视域下的广州“羊文化”探析 摘要： 广州“羊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滋养并支撑着广州的城市演进和人文祈向。一种文化要想规避“无根”的抽象境域，必得有其哲学上的“承诺”。因而，以哲学生存论为视域来澄明广州“羊文化”的生发基地、历史演进，以及由此演进所积淀下来的生命体验和人文精神，不仅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理论研究视界，对于广州“羊文化”遗产的自觉与传承也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生存论；广州“羊文化”；张力 中图分类号： K90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6-0058-06 在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中，“五羊衔谷”以其富有想象、充满智慧且新颖独

2、到而占据特殊的地位。多少年来，这种深厚的“羊文化”底蕴始终滋养并支撑着广州的城市演进和人文指向。由此，也引发许多学者对它进行审视，以便追寻其内在的生命力以及当代价值，不过，鲜有人从哲学存在论的层面来考察这种文化现象。殊不知，也只有以实践生存论为视域，我们才能真正切中广州“羊文化”的生发基底、历史演进，以及由此演进所积淀下来的生命体验和人文精神，进而，从本真的层面实现对这种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与传承。因而，从哲学实践生存论入手，揭开广州“羊文化”传统的根基，不仅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视界，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与生存论的“开启” 作为一种哲学路向生存论，是学者对

3、现时代人们生存困境的深度探究与理论自觉，而作为一种哲学视野和理论形态它则是伴随着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的“终结”而发轫的。本体论，其英文形式是ontology（德文Ontologie，法文ontologie），源于拉丁文ontologia。根据ontologia的构词方式，它是由ont加logia组成，logia相当于英文学科中的后缀logy，意为学科、学问、学说；ont相当于英文中的being（存在）。但是，从词源上讲，ont或being的意义并非是感性的存在物，而是指“存在本身”。何谓“存在本身”呢？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言，它是“实是之所以为实是”156，即“是者”的本质。所以，在传统的意义上，o

4、ntologia（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或存在者的本质、最终依据的学说。这种理论传统萌发于古代，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是”；兴盛于近代17世纪，如笛卡尔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斯宾诺莎的“单子”；完成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种传统认为，感性的存在物并非真实的“存在”，隐藏在事物后面的超感性的“实体”或绝对的“一”，才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后根据，即真正的“存在”。哲学形而上学最大的任务就是去“洞悉”感性事物背后的超感性的“实体”世界或“一”，“理性”（概念、逻辑和反思）被视为通达这种“形而上”终极存在的根本途径，而“实体”的“理性”表达“终极知识”或“绝对真理

5、”被视为完成了的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也由此，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降的传统本体论被统称为“理性形而上学”或“知识学”。这说明了传统本体论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解释对象世界的基本原则，其形而上性决定了这种原则或范式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仅仅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是本质主义的存在概念而非现实人活生生的生存。 在这种知识论原则对理性形而上的绝对信任的支配之下，现实的人被无情放逐，作为现实人的生存世界的多样性被抽象的逻辑图式所淹没，体现为现实人的本真生命活动的生活世界的内涵及其意义都因受到轻视而被遮蔽，总之，所

6、有的一切被统统纳入“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极对立之中。这是传统哲学之必然，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把人的生活限制在主体对客体的思维、认识领域，认为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设概念之桥，以达到对绝对的、同一性的普遍概念之认识，就是哲学和人生的全部内容，其结果必然使哲学陷于苍白，使生活陷入抽象和瓦解”。293为了深刻地揭示形而上学无情吞噬具体现实生活这一硬伤，俞吾金教授形象地作了一个比喻：“知识犹如原始森林中落下来的枯叶， 把地面牢牢地遮蔽起来了，人们再也看不见地面本身了。”316 因而，“理性形而上学”或“知识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它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世界成为外在于人并由人所控制、支配和占有的对象世

7、界。这种人与人的世界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人的现实生命的抽象化、人的现实生活的失落和人的生活意义的虚无，而要想避免这些，就必须把人的世界还给人。 显然，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无法胜任这一“职责”，因为它本身就是人与人的世界裂化的始作俑者，是应该被“终结”的对象。因此，就如贺来先生所言，“传统形而上学不足以胜任承担解决存在问题的使命，要解决存在者之为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在一个新的理论境域中予以重新阐释。”293正是基于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或“知识论”“无根”困境的诘难和对现实生存中的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意义的充分自觉，哲学意义上的生存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境域应运而“开启”。何

8、谓“生存论”呢？ 生存，无疑，是人的生存。当然这里的人，并非是抽象的“一般人”或“人的一般”，而是从事现实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那么，对现实人的生存活动“整体性”上的理论自觉，即为生存论。所谓“整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生存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生存，强调了作为生物性生命体存在的人，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人与自然间的生成关系；其二，生存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个人生存，从深层揭示了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面向未来“生成”的具有历史性的个人，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人与社会历史间的生成关系；其三，生存是具有价值意义的个人的生存，从文化层面说明了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义性存在的个人，体现了人与人的文化间的生成关

9、系。显而易见，这些本来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且体现人生存丰富性的东西，却被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抽象黑洞无情吞噬。而生存论正是通过“回到”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前反思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4，从“整体上”复原现实中的人的本真生存内涵，进而从基础处以现实的“人的整体在场性”来颠覆人的异化形式即理性形而上学的在场权。实际上，我们所亮出来的人的生存的“整体性”的三个方面可以凝缩为：生存活动中人对生命质量的积极筹划和对自身存在价值、生活信念的无限诉求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是由人自身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如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的自然生命体、社会性和历史性）和内在的超越性（如对价值意义世界的执求）的统一所决

10、定的，人的“直接现实性”表征人生存的现实元起点，而其“内在的超越性”是关乎人自身生存的信念或价值承诺。当然，两者是以“一体”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人的生存实践中，基于这种生存实践的时空形式即为与人密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回归，意味着曾经被理性形而上学“吞噬”的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意义的“复活”，人从人的自身的异化形式回到了人自身，真正成为参与自身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现实力量。 因此，生存论从根基之处敞开了人对自身生命质量的操持，以及对体现为自身价值的生活信念的诉求。这从生存的基础上凸显了作为“物性”存在的人在积极追求生命质量的同时，并没有遗忘自身“诗意”的精神信念，避免了因无限张扬物性生活而导

11、致的对精神生活的严重挤压，从而体现了人的生存活动的“完整性”，也即“人生存的感性丰富性、个体性、历史性以及实践本质”。5128 根据对人的生存活动的“完整性”理解，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看待文化的崭新视角。如通过对中国“羊”文化传统生存论底蕴的揭示，我们可以从基底上触及到这种传统所具有的深沉的生命体验和浓厚的人文精神祈向。 JZ 二、“羊”文化传统与生存论 HJ2.2mm “人是基于生存的超越性本质从而建构起文化传统、并在文化传统的流变中巩固生存论基础的。”5128那么，中国“羊”文化传统也不例外。 羊是人类最早的生存伙伴。据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中国大约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陶

12、塑羊的形象，长江流域在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也出现了陶羊”。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搜集了28个“羊部”字，宋代著名学者李?P、李穆等主编的类书太平御览中搜集了78条有关羊的史事，清初编撰的康熙字典在其“羊部”中搜集的有关羊的字高达157个。这些充分证明了中国有着丰富的羊文化遗产，对于此传统我们又可以从“以羊为祖”的传说中得到佑证。据古神话传说，伏羲与女娲为中华民族始祖之神，而皇帝与炎帝则为英雄之神。就伏羲而言，碑文称“人根之祖”，从“羲”的构词方式看，其从“羊部”，头顶大羊。炎帝是中华农耕之祖，其“族为姜姓，生于尚羊”，据说炎帝起源于羌（古字通“姜”）族，而古羌族为土著游牧部落。因此，炎

13、帝初为游牧族，族人喜头戴羊角为饰。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治理天下，用姜姓人为重臣，有“皋陶敬神羊”的传说。那么，中华古神话传统为什么会青睐于羊呢？人们给出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很少有人从哲学生存论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切中中华羊崇拜的传统，首先要从羊对于先民生存的贡献谈起。 马克思曾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23，而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命活动需要，就必须首先满足食、衣等这些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在华夏初民社会，羊最先是以“衣食之资”进入人们生存视野的，也就说，远古人最早饲养的不是猪狗牛之类，而是羊，其原因之除了羊性情温顺、易于亲近与饲养外（如春秋繁露曰

14、，“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号，”即“羊致清和”），更主要的则是羊在先民衣食之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说文曰“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这可从“养”“羞”“羡”等字的古形式窥视一斑。如“养”，金文大篆为“”，而“”是“食”的篆体形式，也就是说“养”是由“羊”和“食”两部分构成，原义是“食羊”；“羞”，小篆为“”，描摹为“以手持羊”，古意“羞”有美食之意；“羡”，说文中为“贪欲也”，金文大篆为“”，描摹为下面的人馋涎欲滴，等等，如此之类的从“羊部”且与人特殊的食欲感受相关的字还有很多，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先民吃羊，已经不是单纯“量”的意义上的“裹腹之用”，如“”

15、（食羊），已有“质”的意义上的“美食之享”，如“”（尚美）和“”（垂涎）。另外，先民也很看重羊的“滋补之用”，如周礼?天官记载“春行羔豚，膳膏香”，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食麦与羊”。后来，羊的“医之用”的挖掘更是使古人对其喜爱有加，如东汉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对于治疗血虚寒疝等疾“当归羊肉生姜汤”有奇效。 羊对于人的“直接生命体”持存的作用除了饮食方面，还有衣物方面，如周礼?天官曰“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祭天之服”（据周礼，“裘”为用羊皮做成的皮服）。因此，羊在先民时期，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生存之资，是财富的重要象征，如诗经?小雅?五羊说：“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

16、纭保庵秆蛭?财富多寡的标准）。 不仅如此，先民与羊的特殊关系也同时深含着对于它的价值欣赏，进而投射到人的精神领域并化为基本的生活信念。这犹如庞立生先生所言：“在变动不足的世界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自身本质力量的弱小，使人类试图寻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绝对支点来维护”。884从生存论的视域看，这个“绝对支点”就是以精神活动的形式存在于人生存事实中的生活价值或生活信念。先民时期，人们对羊图腾的崇拜以及对羊品格的认同，进而内化为自身价值观的行为，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远古，羊是华夏大地上最为普遍的图腾宠物。何谓“图腾”呢？据人类学家弗莱则（J G Frazer）所言：“图腾是一群原始氏族所迷信而

17、崇拜的物体，他们相信在自己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均维持有极为亲密且特殊的关系个人与图腾之间的关联是一种自然利益的结合；图腾保护人们，而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对它尊敬图腾与偶像之间的区别是：图腾从不会是孤立的个体，它通常是指某一种类的动物或植物，很少是指无生命的自然物，更鲜少是指一群人工制作的物体”9 无疑，弗莱则对图腾内涵的阐述是十分深刻的，其精妙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原始人类进行图腾精神崇拜的生存论意义，而不是把其看作单纯的文化抽象或信仰现象。关于华夏先民羊图腾崇拜的史料极为广泛，据黄杨先生考察，伏羲“头冠”顶羊，视己为“羊的传人”；古西北地区的羌族和姜姓视羊为“图腾”，古语中“羌”通“姜”，而“

18、姜，从羊”（说文）；今湘西南的瑶、侗、苗等族的古歌以讴歌“羊”为特征；云南、四川的僳族、普米族中仍有以羊为图腾的氏族，等等。10从上面的论述看，这些地区的先民对“羊图腾”的崇拜，是基于羊对他们生命质量的考量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上或精神上的升华。 因此，在人类生存活动中，“物性或生命羊”与“精神或信念羊”的同时出场并非偶然，它是由人“完整性”（物我融一）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具体的感性活动是人生存不可缺失的部分，而诗性的精神活动或价值信念也是人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生存事实。那么，从生存的基础看，广州“羊文化”传统正是人的“完整性生存事实”（生命质量与生活信念的张力）的基本表征，是广州人文精神的凝缩。 三

19、、生命质量与生活信念的张力：广州“羊文化”的根本内蕴 广州，又作“羊城”，源于“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神话故事。传说，广州“五羊衔谷”的故事发生在我国刚刚步入文明社会的周朝，当时有五个仙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不同颜色且口衔六穗稻谷的羊，从南海来到楚庭，降落在当时楚相高固的庭院里，口诵祝词“愿此?a，永无饥荒”。此种美好的神话故事寄托着广州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其生存论的基本内蕴又显而易见。从哲学上看，神话意识的产生必然依赖于人之现实的生存条件，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某种神性期待，往往是出于对其生存状况有着重要意义的“物性”条件的一种精神投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有着其基础性的生存论根源，也

20、只有从哲学生存论出发，我们才能找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羊文化”得以生发以及延续的生命力所在。 据岭南文化研究者杨万翔先生对论题“谁牵五羊至广州”的考证中，指出“五羊神话”定型于晋初，且蕴涵着宝贵的信史。杨先生接着又点出构成此信史的两个合成要素：其一，是随中原华夏先民“罗氏族人东徙的瓯骆越人给番禺地区土著带来了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其二，是“罗氏族人姓芈源自羊叫声。”1112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华夏族一脉罗氏族人因其祖人与游牧羌族（以羊为精神图腾）一度有着大规模的联姻而衍生姓芈。在晚周时期罗氏族人迫于战乱对生存的威胁，辗转迁徙到两广地区，“他们在番禺驻足，培育优良稻种、改进栽种技术”111

21、8从而带动当地人民把生产的重心由渔猎业转移到水稻种植业。但“东徙者终因无法对付咸潮，不得不离开番禺惜别之际，来客化作仙人飘然远逝，留给没有文字而且从古迄今不养羊的土著的，是传说中的几块羊石”。1118从中可以看出，杨先生的精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像传统那样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出发来探究“羊神话”的缘起点，而是从承载着先民生存性活动的信史也即生存论的本体论出发去追寻文化的根基。 正是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揭开从没有养羊传统岭南的动物食料没有羊，从岭南古人类遗址的动物残骸看，岭南先民的动物食料有犀牛、巨?、黑熊、云豹、水牛、水鹿、豪猪、果子狸、猕猴等，还有鱼及贝类动物。参见：龚伯洪编著.广府文化源

22、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8. 的广州之所以“敬羊”的根本缘由“羊”（实际上是以羊为图腾的中原罗氏族人）给他们带来了延续并改善生命质量的“生存之稻”。基于对“羊”的感激与敬畏，广州先民必然产生一种“家族相似”般的精神情感的外向投射，即将精神的自我情愿地交给对自身生存有着重要意义的对象（羊）并加以崇拜，并在崇拜的过程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自足，进而化为一种具有导向性的积极的生活信念广州“羊精神”，成为他们进一步对付生存困境、向未知生存领域挺近的精神力量。这印证了当代美国思想家的一个论断：“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的困境的一种努力”。1221 就精神生活

23、本身而言，因“羊精神”是人自身精神的某种投射，那么，以广州“羊文化”为表征的“羊精神”实质上就是古今广州人之精神。那么，从生存论的角度看，传统把广州人所具有的“羊精神”看作是“羊”到“人”的投射，就是一种误解了，因为它根本就是生存活动中的广州人内在精神的外向衍射。所以，广州“羊文化”意味着广州人之“安身立命”观，不仅体现了广州人对生活或生命质量的重视，更体现了他们对生活信念或精神的关照。 广州人“敬羊源于稻”。“三茶两饭”是延续至今的广州人的日常生活惯例之一，“三茶”即早、中、晚的饮茶习惯，介于三茶之间的即为主食“两饭”。所谓“两饭”，也就是米饭，“无论馒头、面食、点心、西餐以至风行世界的三明

24、治，都不能代替米饭成为广州人的主食。”13这充分证明了稻谷在广州人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在广州的先民时期，已经开始了人工水稻培植的历史。如在广东“曲江县的石峡遗址、马坝坭岭遗址、翁源县坝仔区下角垅和龙川县坪头岭等山岗遗址中，都有约4500年前的古稻种植出土，还有大量属于锄耕农业使用的磨制很精细的石制农具，甚至还有加工稻谷用的石磨、磨棒等工具”，1429这说明岭南土著时期的古稻谷种植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位置（背负五岭且南阻大海）使其处于一种与中原隔绝的封闭势态，这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先进文明的交流，导致中原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很难传播到这里。因而，长期

25、以来，此地土著民族的水稻种植停留在原始的水平，渔猎仍是其主要的生存方式。而周时的占据江汉流域的楚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水稻培植技术，并以此作为主要的生存之源，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广州“五羊衔谷”传说中，“五羊”口中所衔“六穗稻”，除了代表祥瑞之外，主要蕴示了中原先进水稻品种的传入。这对广州土著先民谋“食”取向及其生活质量的根本改善有着基本的意义，后来“湖广熟，天下足”的古谚和至今以米为“主食”的饮食特征也佑证了这一事实。当然，对生活或生命质量重视的“物性”生存取向，集中也体现在“食在广州”的饮食文化形象中。 人类的生存活动除了体现为“物性获得性”的“

26、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还体现为“精神内化性”的“非对象性”的价值活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生命延续的“物质性”保障，而作为改造世界的生存实践活动有机组成部分的“非对象性活动”，则是人类内在精神世界获得丰富的基本保证。如果“睹稻思羊”体现了广州人执着于生命质量的话，那么，务实、包容、进取的“羊精神”风貌，则展示了广州人积极向上的生存信念与智慧。 话说务实、包容和进取“三性”在羊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可是，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三性”与其说是“由羊及人”的折射，不如说是“由人及羊”的投射，因为这“三性”是古今广州人生存活动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 不浮华，注重实用是广州人务实的体现。这种精神文化遗存是由广州先民所面临的生存境界铸就的。岭南地处我国南疆，在北宋及以前被称作“蛮荒之地”，这里气候燥热、多雨潮湿、沟壑纵横、毒蛇猛兽横行诚如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岭南时说，“南方暑热，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蛰生，疾疠多作，看作未刃血，而病死者十之二三”。艰辛险恶的生存境域塑造了广州及其周遭地区先民求存发展的务实特质。他们为了克服生存上的种种困窘，不得不埋头于与大自然作斗争，从而形成看重利益、注重实效的地域文化气质。多少年来，这种文化特质虽遭遇到北方和外域文化的多重冲击，但作为一种内化性的“经世致用”的生存态度，至今仍然承袭不衰，且愈发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