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docx

1、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判一直众口纷纭，褒贬不一。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访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先启动。 第一，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先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间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庞大转变。而在中国，清王朝碰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进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

2、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摇摇欲坠当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显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先揭露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来，辅以诸国强盛之术。”这能够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论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械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保护中国的“文物制

3、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论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归纳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确信二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确信二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那个地址，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

4、“末”、“用”，但同时这二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确实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保护古老的封建王朝那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表现了掉队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确信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但是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确信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确信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

5、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址，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再也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那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阻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踊跃作用。即以那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和每次调派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进程中，事实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非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觉某

6、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以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先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第二，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械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械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通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显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那么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慢慢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

7、者一样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明白得为现代化。从那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要紧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活着界占据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显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标准。在大部份时刻里，中国面对的要紧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老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但是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要挟

8、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路，一起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把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的地方，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于是，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提倡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成立起一批机械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开办的军事工业，最初两家也是手工业生产，没有利用机械动力。但以后成立的诸厂均一开始就入口外国的机械设

9、备，引进国外技术，以至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这些入口的机械设备在那时尚属先进。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局、福州船政局的机械设备均比较完整，在那时也较先进。军事工业除生产一般军火（如洋枪、洋炮）外，还生产机械设备、船只等。如江南制造总局，除制造枪炮和弹药外，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类车床、刨床245台，其他机械310具。天津机械局在1876？1879年间，自制了机床等设备177台。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还建成造船厂，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至1885年前后制造大小轮船10余艘。 洋务派开办的民用工业，机械生产更多地被采纳。如上海机械织布局开始建厂时，即派人到美国选购机械，其中包括轧花、纺纱、

10、织布机械全套设备。后来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又向英国增订机械。那时，不管是纺织、钢铁工业仍是其他制造业，都成立起了机械工业企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那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各类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利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械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显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那么，不管是军事工业仍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那时所谓“机械矿路”。这是符合工业进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以后，必然会慢慢引发一切社会关系的转变。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取得，人们改变自己

11、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洋务派开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纳了雇佣劳动，大部份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依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那么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好坏为准”。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开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较那么有专门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

12、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持续30连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进展制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增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加，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能够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一起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慢慢熟悉到中国只是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生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

13、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开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1）。他在开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2）。张之洞在筹备广州织布局时一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3）。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括着捍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

14、和增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进展，中国社会进一步显现了各类表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开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进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对抗。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趋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过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需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速进展工商业的速度（14）。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15），政府应鼓舞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以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愉快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鼓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

15、，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吝巨资，备加爱惜商务者，非但有利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6）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7）。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另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入侵者强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专门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以为这些规定严峻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爱惜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以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

16、对他们的凄惨处境漠不关心，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熟悉到外交爱惜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巨的海外华侨予以爱惜，使“免受许多欺凌”（18）。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加，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第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进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治理体会。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连年的时刻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功效，这些功效对尔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前后开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19），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局、湖北枪炮

17、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开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20），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械织布局等。另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千米（21），架设了沟通全国要紧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大体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22）。这些功效，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若是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显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延多青年，而推延的结果就很难保证可不能显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入侵者越

18、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凄惨局面。 洋务派开办现代企业，由于事属创举，一开始的规模又较大，平常毫无基础，因此在经营治理方面走了很多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很多体会教训。如张之洞筹备汉阳钢铁厂时，尚未认真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便糊里糊涂地向英国订购机炉。当机炉运至湖北，煤铁矿仍无着落，张之洞才派人四出勘探，尽管从盛宣怀手中取得了大冶铁矿，但煤炭问题长期未能妥帖解决。后来决定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但王三石煤矿因积水太多，无法继续开采，白白浪费银50万两；而马鞍山煤矿含有硫磺，不适于冶炼，须掺合开平焦煤利用，以致铁厂所出钢铁本钱昂贵，销路不广。这种情形的发生，主若是由于

19、缺乏经营体会所致。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慢慢试探中同意了一些教训和积存了一些体会，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良。如开平煤矿之因此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治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治理方面取得的体会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路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材。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育各类专门人材。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23）。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有效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

20、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24）。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调派留学的途径培育人材。如闻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即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闻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调派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25）。另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先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 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

21、，还锻炼出了一大量把握现代大机械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初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育出来的科技人材，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预备了必然的条件。 注释：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第69页。 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47页； 同治朝筹备夷务始末卷25，第9？10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0）（22）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0九、12九、128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

22、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44页。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页。 李怀印：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初期现代化，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08页。 （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7页；奏稿，卷9，第34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1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6，第6？7页。 （14）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扩充商务十条。 （15）（16）17郑观应集上册，第71八、59六、586页。 （18）曾纪泽遗集，第164页。 （19）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3版，第150页。 （2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5页。 （23）（24）（25）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五、3八、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