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第5章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文化思潮.docx

1、中国经济思想史第5章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文化思潮第五章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社会的经世思潮经世思潮是指以近代今文经学兴起为思想基础，以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为起端，针砭时弊，提倡实用之学，横跨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倾向的总称。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亦可称为“通经致用，其核心精神是面对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经世致用，乃儒家思想的一大传统。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始，即强调“六经”治世的道理，提倡学与行相结合。此后，在儒学发展史中，虽然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扩展，但孔子思想的原貌却在不断的阐

2、释中被改变了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空谈义理的学术风气明显背离了孔子的经世旨趣。清初大儒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擎起经世致用的徽帜，主张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同时，顾氏在治学上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以经世为目的开创清代用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学风。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学者，他们在沿袭了顾炎武倡导的考证、训话等朴实的治经方法的同时，却抛开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造成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的局面，致使以考据学为特征的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误人“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在嘉庆末到道光年间社会危机不

3、断加深的情况下，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经世思潮的勃兴恰为晚清社会带来了生机。一、清代乾嘉学派（汉学）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县人，人称亭林先生。顾炎武自幼便在家庭的教育下，攻读经史及兵家典籍，14岁为诸生，后屡试不第，绝意科举。在明末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毅然抛弃科举帖括之学，博综群书，志在经世。他广览历代史书、方志等，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致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的纂辑。明亡后，清军南下，顾炎武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弃家北游，进行实地考察，广泛交友论

4、学，从事著作撰述，清康熙21年卒于山西曲沃。顾炎武一生治学著述，旨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故其于经、史、地理、音韵、金石、诗文等学，均有精深造诣，且多见诸著述，“卷帙之积，几于等身”其著作主要有：日知录32卷，为其代表作。音学五书38卷，为其治音韵学的一部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虽仅属长编，但对考论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经济史、方志、舆地诸学，颇有价值。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颂至今。（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经学”来代替“理学”是顾炎武的主要思想特征。顾炎武针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提出了重要的命题:

5、“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是“综名覆实”，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反对主观臆断和空洞的说教，这是和宋明理学的末流相对立的。是要“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也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开启了乾嘉汉学治经明道的先河。这个命题蕴涵的意义有二：其一，理存在于经中，治经所以明道。关于治经的方法，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由音韵学、文字学以通经，正与乾嘉考据学家读书先审音识字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二，治经只是明道的手段，明道的目的在于经世。顾炎武自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他

6、看来，著述必须阐明经旨以达世用，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生平最得意的音学五书与日知录两部书是公认的考据学奠基之作，然而更有明道救世的意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可见，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包含了实证的考据学与实用的经世学思想(考辨古文古韵，在于明道经世，博学于文，在于行辑有耻)，这二者密切相关联，有如一枚钱币的两面。顾炎武提倡古文经学的思想，影响了清代早期思想演变，之后清代乾嘉汉学兴起，由于其考经证史朴实无华，以考据见长，就其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而言，常常称其为朴学或考据学；又由于此一学派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曾呈现“

7、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而言，又称之为乾嘉汉学；到惠栋时，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曾祖惠有声是明末秀才。祖父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都是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惠栋生长在学术空气浓厚的家庭环境中，“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惠栋二十岁就考取秀才，但屡应乡试，均不第。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当时惠栋已五十四岁，被推荐，后来被录取。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说：“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

8、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他撰写周易述，研究30年，易稿四、五次，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注释，“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是苏南人。他们大多格守惠氏尊汉的学术途径，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惠栋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汉学”。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

9、“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惠氏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意义。惠栋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影响甚大。“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也抱同样的主张，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

10、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皖派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激烈地反对汉学的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要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当然必须弄清古文字的音义。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淡得上研究经籍呢?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和和研究古代的经籍，这样才能够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严谨，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汉学家们对语言文字

11、的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门被称为“小学”的学科本来只是为了研究经籍的需要，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后来，名家辈出，著作很多，积累丰富，附庸蔚为大国，“小学”成了清代的一门很发达的学科。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吴派这是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却回复到汉学去，在当时也只有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戴震（1723年-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幼年家境较贫困，从十岁起读私塾，他

12、聪明过人，塾师授以说文解字，“三年尽得其节目”。以后跟随父亲到各处经商，走了不少地方。十八岁那年，他在江西南丰县邰武设立私塾，教育儿童；他二十九岁成秀才，三十岁时受到迫害，在北京、扬州等地过了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四十岁中举人，五十岁时他曾在浙江金华主持金华书院，后又任清政府四库馆的纂修官。中举后曾先后六次入都参加会试，均落第，至1775年准于乙进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年后病死。他曾在北京、山西、邵武、扬州、金华以及家乡等地讲过学，他的及门弟子很多，著名的有王念孙、段玉裁、洪榜等。他的一生，主要从事著述和教学工作，博闻强记，善于思考。他的著作宏富，对经学和语言学有重大贡

13、献，卓然为一代考据大师。主要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东方文集等。根据乾嘉汉学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上的特点，其学术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使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更为严密，考据成果也更为丰富和充实。其次，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使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最后，乾嘉汉学的许多学者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也值得借鉴，更有一些学者直接开启了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当然，在肯定乾嘉汉学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历史局

14、限与弊端。这突出表现在：其一，乾嘉汉学作为清代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从总体上看，它仍是官僚地主的文化。该学派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了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多半停留在书本文献中，缺乏新鲜的、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确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这是乾嘉汉学的根本局限和弊端。其二，复古、烦琐、形而上学也是乾嘉汉学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汉学在治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又认为儒家的经典愈古愈真，由于乾嘉汉学强调博证，发展到后来，甚至卖弄博洽，为考证而考证，致使其愈益烦琐，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其三，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影响乾嘉汉学发展的另一弊

15、端。由于乾嘉汉学存在上述局限和弊端，所以到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家和学者，都痛感终日将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劳心伤神，于世无补，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此后，虽然还有个别学者沿着乾嘉汉学的路子治学，且取得重大成就，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汉学则走向没落和消失。二、常州学派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常州学派是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常州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庄存与（1719-1789年）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中一甲第二榜

16、为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北正、付主考官，湖南学政、顺天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作有味经斋遗书。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庄存与之外孙。181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1824年授礼部制司主事。龚自珍有“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就性质言，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

17、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常州学派的今文经研究风格，有别于吴派和皖派，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一、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研究导源于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该书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注）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对整个春秋的注释，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来阐释春秋义理。显然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点是所谓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统”、“张三世”作为解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

18、。说文解字对“统”的“解释是：“统，纪也。” “一统”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三统即夏黑统（人统）、商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寓意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一成不变的。三世是将春秋242年间的十二世分为三世,此三世以孔子诞生为基点,分为孔子所传闻世，孔子所闻世、孔子所见世。所传闻世历隐、桓、庄、闵、僖五世，相当于孔子高祖曾祖时事，凡九十六年；所闻世历文、宣、成、襄四世，相当于孔子王父时事，凡八十五年；所见世历昭、定、哀三世，相当于孔子自己与其父时事，凡六十一年。在孔子看来,人类历史演进的第一阶段是一衰乱之世,在此衰乱之世中人们篡弑杀戮,恩衰义缺；此时不仅人们的道德发展水平很低，政

19、治中也缺乏一统的合理秩序,王道王化均不存在。所谓升平世，是指由乱世升进平世；所谓平世，是指与乱世相对的平安稳定之世。在孔子看来，升平世是由据乱世演进而来，升平世虽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但相对于乱世而言，却是稳定之世,，有世人共同遵守的政治礼法秩序，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有所提高，王道王化已开始流行，人们可以过上合乎礼仪的和平生活。太平世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也是人类最终的希望。在太平世，人类的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文明程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天下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类达到了普遍的平等。刘逢

20、禄“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家法，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从而发现了董仲舒、何休对公羊学的总结，使湮没千年的春秋大义重新彰显于世。在归纳春秋经传有关文例的基础上，大力推阐董、何之说，明确指出:“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乾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之不著，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刘逢禄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公羊“三世说”所蕴含的微言奥旨，

21、并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二、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如庄存与虽与戴震是同时代人，治学途径却截然不同，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清代今文经学起于古文经学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甚至是从古文经的营垒中倒戈而出的。庄存与、庄述祖等博考三代、秦汉韵文以明许学，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而是同汉学有着若明若暗的联系。龚自珍是皖派大师段玉裁的外孙，也曾研究过汉学。常州学派的上述治学特征，亦为近代今文经研究者所继承。三、经世思潮主要人物代表人物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官声政声卓著的官员。如陶澍（1778-1839）、贺长（1785-1848）、林则徐（1785-1850）。一类是仕途

22、坎坷的下层官吏。如包世臣（1775-1855）、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订，湖南安化县人。字子霖，清嘉庆年（1802年）中进士，由于他为官清廉，办事精明，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善化县（今长沙市）人，嘉庆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山东巡抚、江宁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贺与陶澍、魏源志同道合，关系甚密。“无日不读书，亦无书不读。”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798年中秀才，1

23、805年中举，1811年考取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宁布政阵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1840年10月因鸦片战争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被派赴浙江筹划海防。不久被发配新疆，在新疆垦辟屯田。1845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授云贵总督，奏请准许招商集股，开发矿产。1849年，因病返籍。1850年，清政府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广西巡抚，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赴任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终年66岁。著作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等。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18岁离家当私塾教师，1808年中举，任江西新余县知县，为时一年就被弹劾罢官，后专心

24、研究经世实学，小倦游阁文稿，安吴四种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其外祖父是清代戴震的弟子，为古文大家，12岁师从其学习说文，1813年顺天乡试未中，只中副榜第28名，1919年会试落第，留京师从刘逢禄，27岁中举人。后参加会试，连续五次落第。直到龚自珍38岁第6次参加会试时，才中了第95名进士，奉旨以知县使用。但为了谋取以后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龚自珍宁愿放弃地方官的职务，请求留在政治中心北京。以后他便在礼部和宗人府等衙门任职，为六品主事。1829年38岁考中举人，历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官，抑郁不得志，1938年毅然辞官返回故里，在丹阳云阳学院讲学。龚自珍全集。其

25、纪念馆有对联如下：振聋发聩，批尽两千年专制腐败黑暗，梁任公祝作前驱；荡气回肠，谱成五十年春秋倜傥风流，柳亚子誉为第一。以切于时务，矫正时弊，研究现实问题。经世思潮出现。其原因大致有三：一为嘉庆之后的江河日下的社会现状，如白莲教、天理教起义；烟毒泛滥，白银外流；吏治腐败，贿赂公行；二是乾嘉汉学的衰败和常州学派的兴起为其提供了思想工具；三是清政府无力控制思想界。经世思潮的基本的思想特色是揭露时弊，要求变法；改革漕、盐、河大政和吏风时习；造就人才；注重边疆时务史地的考查。四、经世思潮的主要思想特点第一、针砭时弊、要求变易经世派人物既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一般都能面对现实，揭露矛盾，抨击时政。其中：包世臣

26、有“百为废驰，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龚自珍有“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痒无才士，陇无才民，里无才工，衢无才商，举世昏昏。”，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乱亦将不远矣”。“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第二、注重边事夷情龚自珍在揭露时弊，从理论上阐明变革的必要性时，对选拔人才的办法、官吏升贬的条例、地方人员的权限、土地占有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更法主张，结合内地与酉北边疆的人物、历史、地理环境和物资资源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批判“浅见愚儒，下里鄙生”的消极保守思想，极力主张加强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提出开发边疆，巩固、保卫边疆的积极建议和具

27、体措施如提出于新端设置行省的津议，有“五十年中言定验”的预见。第二节 官僚资本集权及其官僚资本主义一、官僚资本及其产生（一）官僚资本及其形式1毛泽东对此评论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

28、，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是集权官僚制的现代转型，它形成于19世纪末，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并于20世纪末得以死灰复燃。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除了中国成立后对之严加封杀，官僚资本一直是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官僚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的五、六十年代，亦以一种文化形式存在并起作用。官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政治为依据的经济关系，是官僚们将其政治权势资本化的表现。官僚资产阶级既不承认资本自由竞争原则，也不承认雇佣劳动者

29、的劳动力所有权，而是固守集权官僚制，并据此垄断经济，以政治专制作为运行和管理机制。官僚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它体现于政治上，就是官僚资本主义专制。2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一是官僚个人所有的资本，由其本人或亲属、亲信经营；二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政权所有的资本，表面上，以国家或地方政权名义办的企业，带着“国有”、“公产”的形式，但除其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外，由政府以税、捐等名义聚合并投资工、商、银行等企业。其所有权并不属于劳动群众，而是属于名义上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但占有权和支配权却归特定官僚集团，其剩余价值的收益权，资本的支配权，都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独裁者，并用于维护其专制统

30、治和骄奢淫逸的消费。这两种形式虽有一定区别，但有时界限并不清楚，官僚个人，特别是那些独裁者，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将“国有”的“公产”，划归其“私产”，如一纸批文就可以将上亿元的“国有企业”用十万、二十万元买到自己手中。更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银行、证券交易、保险等，大量赚取超额利润。主要用于维护相巩固该集团的总体政治权力如李鸿章所办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同等各类企业。（二）官僚资本的特征1政权资本化，是指政权已成为一个总体性的营利机构，其中的统治集团和个人，都在充分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利。因此，它可以在政策，甚至法律上规定政权的垄断性，为其官办或私办的企业设定好营利的机制，这就

31、是政治专制。只有维持专制，官僚资本才可获取垄断利润。政权的资本化，是以政策、法律表现出来的，并又政党、政府、军队、警察实施和保护。而这样建立和运行的官僚资本企业，不仅其运行机制是官僚专制，而且目的也是维持这种专制。官僚资本的经济与政治，就这样内在地统一起来。政权的资本化不仅使专制政治占有利润，积累资本为目的，而且还造成将官职、官位视为资本观念的产生。这种观念在个体官僚那里，表现为将做官作为一种投资。2资本官僚化。这是官僚资本的又一特征，即将资本的运行纳入官僚机制，以专制的行政方式，来经营管理企业。官僚资本有两种形式：以国家或地方政权名义办的企业和官僚个人或其亲属办的企业。前者由特定官僚集团操纵

32、，主要用于维护相巩固该集团的总体政治权力这部分资本主要投资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如金融、交通、军工、资源、能源、邮电等，其经营主要是垄断性的，其利润也由特定官僚集团支配。其经营管理也按官僚政治的机制，经营者、管理者均有行政级别，并由政府任命。这样，官僚资本企业实际上已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官僚个人所有的企业，同样也是按官僚政治机制运行的。这部分官僚资本，或以独资形式，或以合伙形式出现，还有的以股份形式参与官办企业。它的运行和效益，主要从属于其所有者的政治地位相活动，受其政治生命相政治斗争的支配。在这里，“官财一体”更为明确。为了保住其资本的利润，就必须保住官位；为了得到更多利润，就得升官；而为了保官和升官，又要有更多的投资。这样，也就促使官僚集团将其政治统治贯彻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并从集团的和个体的官僚资本利益出发，制订经济政策。有时，他们甚至动用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其“经营”(如走私和从事其他黑社会性质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官僚资本的企业中，虽然也采用雇佣劳动者的方式，但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