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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技术追赶和创新实现增长通过技术追赶和创新实现增长新闻作者：杨良敏 姜巍 新闻来源：日期：2012-11-21 浏览次数： 752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前不久正式发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5月15日，作为研究团队主要研究成员之一的张永伟博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午餐会上就创新主题进行演讲，同样是研究团队成员的宣晓伟博士进行评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各部门研究人员参与讨论。 世行报告创新主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析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的发展；评估中国创新存在的优势和约束因素；提

2、出政策建议。张永伟着重就第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顺风：中国创新的优势 中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那么，中国创新的优势在哪？张永伟分析，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张永伟说，在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创新领先的国家，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大优势是本土制造业基础和组织工业化的能力。近年来“制造业的国家是否适合成为创新国家”这一理论命题在全球引起了广泛讨论。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向总统汇报“如何保证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中就提到：经历过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也充分意识了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互补性，即一旦制造能力受到严重侵蚀，支持创新的技术

3、和能力也会受到损害，就是当工厂消失时，创新者也消失了。这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空洞化会削弱其创新能力。从全球看，制造业创新分为工业型创新和技术型创新。典型的工业创新型地区包括日本东京、德国斯图加特、慕尼黑以及韩国首尔等；典型的技术型创新地区包括英国剑桥、芬兰赫尔辛基以及美国旧金山。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和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的创新路径很可能是“德国硅谷”这种叠合模式。 第二，教育与人才对创新的支撑。2010年，中国包括5万多博士生在内的630万名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中国的教育通过扩张教育体系，使得创新能力得到大量拥有科技工程能力的人才支持，与过去相比，创新对高科技人才的旺盛需求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4、 第三，资本对创新的支持得到改进。“创新的背后是金融”，我国最受人诟病的就是金融环境对创新的影响。但是纵向发展看，这几年金融体系对创新的支持比过去改进很多，来自国外的风险投资、本土的风险基金以及银行正在满足其中的一些资金需求，沿海地区的创新投资活动尤其活跃。经济学家科尔奈讲市场经济体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前者能鼓励创新，后者能抑制创新，有五个体制方面的比较，其中金融是非常关键的。这五个方面的比较分别是：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分散化的创新精神，而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央集权、官本位与行政认可；前者建立了巨额的创新回报与激励机制，后者是创新的零回报或少回报；前者是充分竞争，后者竞争缺乏；前者鼓励探索和允许失败

5、，后者是对尝试严格限制；更重要的就是前者的融资方式灵活，后者投资分配僵化与融资困难。这些年我国金融的发展给创新带来了极大的支持，这是十几年创新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国内市场规模给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外找不到市场应用的新技术，包括最高端的技术以及最草根的技术，在中国几乎都可以找到。在国内这些技术可以找到应用的小众市场，但是这些小众市场正因为是中国，所以小能变大，有规模优势，创新的规律证明，大规模的小众市场最有利于创新的发展。广阔的国内市场为跨国公司和本土创新者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大纵深、多层次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创新最宝贵的资源。 第五，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的源头是企业家精神。

6、中国这些年的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大量的具备工程能力的技术人才，最关键的是出现了一批能整合这些工程类技术人才、聚集创新资源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对推动新想法、新机遇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这是过去很难看到的。当然，中国的企业家有创新精神的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是搞投机，但必须看到也有许多搞实业、执着于创新的企业家，并且能够坚持到现在。 第六，服务业空间大。张永伟说，中国的服务业空间大，能够让中国在2030年成为一个创新领先的国家，主要有三点依据：第一，苹果模式对创新的重新定义。苹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应用、设计、市场多方面的创新，服务环节、商业领域的创新成就了苹果，或者称之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商

7、业模式的创新就是服务环节的创新。美国专家提出未来十年服务业的创新将超过制造业成为新的全球创新重心。服务业的创新包括流通领域、设计领域、品牌、电子商务等等。中国的服务业过去很落后，现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会给创新留出更多的空间，中国的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可能会开始并肩或者超过制造业。服务业更合适本土化创新，如阿里巴巴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子商务公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土化创新。例如，阿里巴巴发明支付宝，引进了第三方支付机制，解决了在诚信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让国人能实现网上交易。 第七，城市和城市化对创新的拉动。一个以建设高效、绿色、创新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将为中国在城市规划、都市交通、绿色技术等

8、领域创造巨大的创新空间。基于这些年在国家层面上的创新没有太大的亮点，但是在很多城市亮点纷呈，比如深圳、西安、成都、上海等城市在创新领域都各有特色。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深圳最有可能成为南中国的硅谷，虽然它创新资源缺乏，但是具有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一些新兴的产业，例如新能源、新交通、绿色技术、物联网与城市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道路的支撑。新兴产业发展最关键的是需要有一个应用的空间、应用的机会，而在中国一些新兴产业往往能最快地找到应用的城市，这是中国的城市化拉动创新的有利条件之一。 逆风：创新的约束因素 尽管我们在支持创新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张永伟提醒我们也要看到对创新的约束因素。他也

9、对应地总结了七个方面： 第一，出口导向模式对创新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余永定在一次讨论上提到“双顺差”对本土创新的伤害。“双顺差”指的是资本项目是顺差，贸易项目也是顺差。理论上，中国出口多，应该是资本输出国，但相反是资本输入国。在竞相引进外资的情况下，由于产业水平比较低，所以只有依靠跨国公司技术，也就形成了对外技术依赖，长此以往，国内产业基本上固定在一些低水平层次上，“双顺差”打压了本土的创新。张永伟说，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转向鼓励国内市场增长，而不是继续主要关注于低层次的产品出口和过度地引进外资。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将对本土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因为这些本土创新更能够满足中国国内消费者需求。出

10、口速度减缓和产品结构调整，都将凸显国内消费对于增长和创新的作用。 第二，国有企业资源占有与创新贡献不匹配。国有企业虽然拥有大量包括物质和人才在内的创新资源，但我国创新的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其在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据相关统计，民营企业创新数量最多、研发人员最多、研发支出最多、创新的产出最多，但是拥有的资源却最少。由于缺乏竞争或者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一些国有企业没有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增长的经营战略，自己不愿创新，也缺乏应用本土创新技术的动力。因此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如何支持创新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创新是持续性的，而国企领导的任期是阶段性的，无人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

11、。这是很要命的。 第三，大学研究质量、机制有待提高。20102020年，中国以消化和吸收创新为主；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的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原创性的发明创造，这类发明创造要依靠尖端的基础性研究。基础创新主要是靠大学和研究机构，但是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承担不了基础性、前沿性的创新任务。一些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将教学时间和精力转向商业资讯、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这类能带来声望和收入回报的方面，而无暇潜心从事研发。总体上讲，国内大学现有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机制，相对于中国未来前沿创新的需求，是远不匹配的。 第四，创新的资本支持机制远不及美国。虽然资本市场在创新支持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风险投资

12、行业仍缺乏经验。风险投资愿意去争抢上市资源，而不愿意在早期支持企业的研发。本土的支持创新创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健全，政府出资成立的诸多风险资本存在天生的制度性缺陷，天使投资比较落后，支持创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还面临很多实质制约。 第五，如何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跨国公司担心在中国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被排除于政府合同之外，他们认为中国通过搞自主标准、不断提高产品本地化率要求、以市场准入交换技术等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创新投入上有所犹豫。 但是有文献表明，国内的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往往是阻碍最多的企业，最常被提到的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技术的企业往往在创新方面鲜有建树。我们必须重

13、新思考如何发挥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体系中的作用问题，要学会在开放的条件下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 第六，学习与研究环境。创新型经济的鲜明特点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和研究的环境，鼓励生产新想法和横向思维，并依赖市场信号而不是政府主导来引导创新方向。美国的经济学家LESTER说：“美国经济创造力的真正源泉在于，拥有横跨组织、文化和文化领域的融合能力；进行实验探索的能力以及思维的习惯这种思维定势使我们能够理解完全模糊的情况，并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前进。”而这方面，我们是非常差的。 第七，瓦解创新动力的环境。张永伟说，中小公司是一个地区经济的生命线和创新的主要源头，瓦解创新的环境主要是一个地方难以形成一个支撑

14、小企业成长的生态系统，房地产投机、资本炒作过度与制造业低盈利等，这些外部环境不鼓励创新。 评论：什么阻碍了中国的创新？ 宣晓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员）：刚才永伟已经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创新所面临的优势和劣势，那么中国向创新国家转型究竟能否成功呢？这显然是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创新转型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其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事实上，在中央文件的表述中，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就在于“要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现代增长方式”。可见，中国能否实现创新转型，是经济未来是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15、。 那么当前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创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下，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的技术水平曾经长期领先，但却在近现代落后；而西方却在近现代诞生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科技的支撑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即库兹涅茨所谓的现代经济增长）。我们需要用同一个逻辑来解释上述的不同现象，然后再把它应用到当前的情景中，从而有助于理解什么是阻碍中国创新转型的深层次因素。 传统中国技术体系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正是这两个特征帮助中国的技术体系达到了很高水平、却又在近现代阻碍了现代意义上科学和创新活动的产生。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的技术体系发展始终笼罩在以道德实现为终

16、极关怀之下”，即整个社会阶层尤其是读书人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的终极目标。这个特征带来的好处是中国文化早就以经验型的常识理性来对待自然和技术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神乱力”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务实地处理经验型的技术问题，而避免陷入到迷信泥淖中。这使得传统中国的经验性技术体系非常发达、技术水平很高。另一方面，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导致中国人历来对理论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难以产生刨根问底的“科学精神”，以及在此精神下的科学方法和体系（现代科学方法是指提出可证伪的假设、进行逻辑推理和实验来不断加以验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很少提出“苹果为什么会从

17、树上落下？”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常识，具有天然的最终合理性，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追问。事实上，即使在一些纯理论方面（例如清代数学方程论），传统中国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这种理论和方法（历算）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考证儒家的经典，完善对儒学理论的信仰。正如钱大昕所说“数为六艺之一，由艺以明道，儒者之学也”。技术被认为是器，沉湎于奇技淫巧不去追求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被认为是读书人的耻辱，技术的发展始终处于边缘化、工具化的地位。 第二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技术体系发展始终笼罩在大一统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下”。大一统的官僚体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根本。传统农业社会由于小农生

18、产的分散性、加之交通通讯落后等原因，很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割据而无法形成大一统的国家，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持续保持上千年大一统传统的农业帝国，其他农业社会即使出现过辉煌的大一统帝国，但一旦解体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迟迟难以再统一。而中国社会尽管历经朝代更替，却大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又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局面。已有众多的研究都指出大一统国家官绅阶层的出现是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皇权借助于官绅阶层的力量有效地抑制地方势力的离心趋向。这种大一统官僚体系的存在对于技术发展的好处是它可以运用国家强大的组织力，有利于技术的继承、创新和转移。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各种技术是与具体的匠人、产品和部门密不

19、可分，很难在社会中产生转移。而大一统官僚体系可以有助于克服传统技术在继承、创新和转移中的困难，有利于一些促进国家整合和便利不同地区交通交流的大一统技术的出现。可以看到，像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此类的技术，都是类似的大一统技术，大一统官僚机构对于这些技术的继承、创新和转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大一统的官僚机构使得社会整体成为了一个“一元化”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在这种社会架构下，既没有具有独立利益的技术团体的充分生长空间、也没有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行会）的充分生长空间。中国传统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都要最终依附在官僚体系之上，尽管传统中国商品经济很发达、技术水平也在不断进步，但不可能形成

20、现代市场经济，更无法开展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对待科学的精神和金字塔的社会架构是传统中国技术体系达到很高水平、又无法获得突破的重要原因。那么，西方社会又是怎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和创新活动呢？我们可以把西方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体系的产生归结于一次结合和一次分离的过程。所谓一次结合是指古希腊的求知传统与基督教的救赎传统的结合。由于基督教认为上帝为万物立法，那么探求自然背后的规律也是一种接近上帝的信仰活动。因此对于自然的科学探究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与古希腊求知传统的结合诞生了西方现代科学的母体。一直以来，多数中国人把宗教与科学看作是截然对立，即宗教是一种迷信、或是

21、鸦片。事实上，宗教在现代西方科学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强化对上帝的信仰。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却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当然，科学理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和传统的教义发生冲突，因此西方逐渐进入到现代社会后，产生了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开始了所谓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宗教逐渐脱开，科学研究摆脱宗教获得了自身的终极意义和发展空间。而西方现代意义上创新活动的产生同样可以归结为一次结合和一次分离过程。一次结合是指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的相结合。正如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根本特征是把科学广泛应用于解决经济中的生产问题。我们知

22、道创新活动的本质是用知识来创造财富，而要实现这点，就需要把科研活动和生产活动有效地结合起来，而这又与相关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市场制度、产权制度等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创新活动的最根本特点是要面对不确定性，即永远无法事先获知哪种研发活动、哪种技术会最终获得成功。为了应对这种创新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不确定性，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就需要分离为多元化的社会，从而形成一个开放、多元化、市场化的网络创新体系。 综上所述，西方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正是通过两次结合和分离的过程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和多元创新体系，这两个体系的形成是西方社会实现主要由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将上述的逻辑应用到

23、当前中国创新的现实，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中国要实现创新转型所面临的深层次障碍。首先，中国社会目前的科学精神依然缺乏。一方面，传统的儒家伦理虽已被抛弃，但对科学技术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仍然如故，真正求知的科学精神依然稀缺。另一方面，“科学主义”盛行，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把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依赖，并未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局限和科学带来的种种问题。其次，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一元化的金字塔结构。如前所述，这种大一统的结构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实施技术追赶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帮助后发的国家和地区快速接近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但到了自身的技术水平逼近前沿的时候，一元

24、化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就难以有效应对创新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结构中，一旦技术和创新企业的发展碰到给定空间的上限，如同中国传统社会，相关的企业和技术的发展就必须依附在官僚体系之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技术进步和创新领域，那些制约着传统中国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在起作用，它们构成了阻碍中国实现创新转型的根本性因素。 张宏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工作人员）：刚才二位的发言很精彩。我特别有感想的一点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这个话题。很多媒体或者专家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每次我都会想想乔布斯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

25、一，如果再退回到十年、二十年之前，处于企业发展阶段，产品份额在逐步上升时，乔布斯就会拥有很多的公职。如果不是在北京，他很有可能会被选为政协委员、甚至政协副主席或者工商联副主席，那样，三月份通常会比较忙； 第二，乔布斯是辍学创业，在中国，他会面对来自方舟子的疑问：你是主动退学创业，还是被学校勒令退学？为什么退学，是因为感情问题抑或是违反了学校的其他规定？ 第三，在乔布斯事业比较有建树的时候，很多地方政府会接触他，洽谈合作，给予很多优惠条件，合作开发苹果工业园，进而给他很多机会到各地圈地，像中国的很多其他企业一样搞多元化经营； 第四，乔布斯从小被父亲遗弃，当他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后，可能会有很多的

26、人出现，主动去认这个富儿子，这个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辨别。如果乔布斯对以上的事情热情不是很高，中国的“苹果”有可能成为华为。如果他对以上事情很热衷，运气好的话，则有可能成为步步高，尚能存活；运气不好，就会成为爱多DVD等昙花一现的科技企业。 基于此，中国很难出现乔布斯，第一就是体制是不是允许这么自由而专注的创新。第二是文化环境，政商关系较密切，会分散不少精力；第三是教育传统，辍学经历会引来非议和麻烦。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中国同西方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是从神本到人本，而中国是从皇本到国本，讲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新中国的建立和快速发展，与这样的思

27、想和文化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西方出于人文的发展、个人精神发展的创新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更多的是市场主导的创新。而中国更多的是突出国家的力量，比如“两弹一星”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也体现了一定的效率。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创新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除了考虑刚才大家提到的，也需要考虑创新的市场环境。我认为，创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当代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创新的市场环境。只有具备良好的推动创新的市场环境，才有可能形成推动创新的不竭动力。中国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年代已经结束，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推动创新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从国际看，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

28、和国际贸易总体开始进入低增长期，外向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加大。从国内看，汽车市场、住房市场等快速扩张的时期大体告一段落了，开始进入相对成熟、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随着工业结构由轻转重活动的结束，投资增长也开始下一个台阶，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也开始加大了。这些都形成推动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听了大家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在我问问题之前，我想对“中国为什么难以出现乔布斯”谈一些我的想法。乔布斯的传记我看过，我觉得中国不会允许他这样的人成长下去。他领导苹果几进几出，中国是不会允许你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还要进行批判，他的领导方式在中国是不被接受的。第二，不断出现的桃

29、色新闻，中国是不允许这样的领导存在的，但是他拥有这样的创造力是和他的缺点并存的，中国只希望看到这个人的优点，缺点不想看到。而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未来的发展靠创新，那创新的希望在哪里？ 谢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今天谈论的创新事实上分为三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这三点是有着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我的感悟是，很多大的城市都发现工业化没有充分发挥，缺乏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只有农民工。真正的产业工人应该像德国一样，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这方面对我们的基础科学也有影响。所以，是应该把创新交给企业还是中科院？而苹果

30、的成功是因为消费引导生产，创意引导产品。 胡江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研究员）：听了几位专家的话我谈谈几点感想。 第一，在唐朝鼎盛时期，我国的财富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技术也是非常领先的。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技术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掌握在贵族手中，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是很难使用的。而反过来看欧洲的技术革命，所有的技术在被发明的同时，都被应用到工厂中去，企业家和产业工人很快掌握它。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倡导学而优则仕，穷人没有经济能力难以读书，家庭殷实的都去读书，读书的目标主要是成为贵族和做官，因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机会享受这些先进技术的。所以，那个时代技术成为奢侈品，不是普通的正常

31、商品。面临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将共性技术、普通技术（非核心技术）当成正常的商品或者要素，进行全球流通。 第二，跨国公司在中国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国内有很多争议。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课题“跨国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有报告认为，中国员工在跨国公司工作，实际上产生溢出效应，而且是一种破坏性建设。比如跳槽，中国员工根据自己在跨国公司所学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离开跨国公司后成立自己的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初期，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主要是垂直分工关系，技术溢出作用很明显；随着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部分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逐步转向水平分工关系，技术竞争关系更加明显。近几年，跨国公

32、司要求参与政府科研规划或计划，但是中国也同样有很多的非国有企业不能参与政府科研规划或计划。所以，跨国公司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要更客观的判断。比如正是因为引进了跨国公司，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有今天的发展。 第三，“双顺差”的负面导向作用，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低端制造业在向东南亚、非洲国家转移。这种导向未来是要发生变化的。 肖庆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副研究员）：我相信中国一定有创新，是中国特有的创新，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实，富士康是苹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富士康，也不会有苹果。苹果的创新在于产品开发；而富士康的创新在于能迅速组织起几十万人灵活生产，而这些人进入工厂之前还大都是农民。另外，国企虽然创新动力不足，但却是强大的创新产品采购市场，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在国企手中，因此可以通过政府和国企的采购拉动企业创新。 王怀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员）：对于“正版的竞争不过盗版的”，我认为盗版对创新的负面作用在中国被夸大了。有一个很好的反例，跨国公司来中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中国的技术还是如此薄弱，就说明盗版是不可能盗到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东西。盗版能模仿的是比较低端的东西。所以我认为，盗版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是被夸大了。 另外，关于开放式创新和自主创新。其实，我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了自主创新的说法，但是外国并不排斥自主创新。需要做的就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