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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名植物学家传记课件资料著名植物学家传记植物学家朱彦丞朱彦丞教授是著名的生态地植物学家、植物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国际地植物研究中法国瑞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朱彦丞生于1912年，系河北省保定市人。7岁入保定第二小学读书。13岁考入北平西山温泉中学。17岁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入北平中法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升入中法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北平大专院校联合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1935年大学毕业，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为扩大知识面，他还在勒诺希尔大学农学院专修。由于他勤奋学习，于1941年获得法国国家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国家自

2、然科学博士学位。他谢绝了留在法国工作的优厚待遇，于当年回到北平，任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7年，朱教授来到昆明任北平研究院云南工作站站长，同时，被熊庆来校长聘任为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朱彦丞在法国求学、进行科学研究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欧洲的主战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更是艰难，粮食定量，每天只能分到200克面包。许多留学生都离开了法国，只有朱彦丞这位被法瑞地植物学派大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称为“勇敢的孤独者”的中国人留下来了，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他详细地调查了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沿岸白杨群丛的种类以及分布状况。从1941年至1946年，朱彦丞出色地完成

3、了在法国的生态地植物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其中，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在国际性生态学专业刊物Vegetation(植被)上从创刊卷开始连续六期专刊发表，在欧洲和国际地植物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得到朱彦丞的导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的高度评价，而且其导师还在其著作植物社会学中，多次运用朱彦丞的研究成果。 1946年秋，朱彦丞谢绝了导师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到了祖国。得到中国植物学的老前辈、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的迎接和任用，将他安排在中法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当朱彦丞得知刘慎谔先生设立在云南的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因抗战胜利后人员北返无人管理时，感到很可

4、惜。他主动向刘慎谔先生提出，到条件艰苦的云南工作，当时的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只有几间茅草房和一片荒地。刘慎谔先生虽然舍不得让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离开北平，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追求科学的拳拳之心所感动，任命他为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兼云南工作站站长。 1947年，朱彦丞来到云南，同时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为生物系教授。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他先后开过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地植物学等多门课，他讲课中心突出、条理清楚，有理论、有创新，深受学生爱戴。凡听过朱教授课的人，都被他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所折服。朱彦丞教授来云南大学生物系工作时，正值抗战

5、胜利后清华、北大等校北返，云大教师奇缺，他常常同时要讲几门课程，而且每一门课都写出讲稿。他的教案一丝不苟，他亲自刻写讲义蜡纸，亲自画挂图。他画的植物群落学结构图至今仍作为中国植被、云南植被的重要插图。 1955年，朱彦丞教授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充分发挥云南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优势，发展边疆的生物科学教育，并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点，在生物系内设立了“生态地植物研究室”，经过他的艰苦努力，使云大生物系发展成为以植物生态学为特点，以植物和动物分类学为基础，门类齐全，学科合理的一个系，同时造就了一批年青教师。 1956年，朱彦丞教授带领云南大学生物系师生对云南植被和植物区系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对云南丽江玉

6、龙山植被垂直分布规律进行了考察，对滇西横断山地区的植被类型和分布作了详尽研究，于1957年出版了丽江玉龙山植被调查专号。 1958年，朱彦丞教授和生物系的教师们，结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开展了对景东无量山、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临沧以及滇东等地的植被的调查工作，于1960年出版了云南自然保护区植被调查专号。同时，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和曲仲湘教授一道陪同苏联专家苏卡乔夫院士到西双版纳选点建立中苏合作的“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参与了勘察及评议工作。此外，朱彦丞教授还为“哀劳山生物定位站”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60年代以来，朱彦丞教授又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对滇中、滇东北等地区的植被进行

7、了详细的考察，他把法瑞学派的理论方法用于云南热带、亚热带的区域植被研究中，闯出了中国地植学研究的新路子。他的研究工作受到著名植物区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授的高度评价。在文山西畴考察期间，两位植物学家白天一起到野外考察，晚上在一顶账篷里切磋学问至深夜，他们互相学习，共同研究。在植被学的研究中，法瑞学派注重的植物种类成分的研究，在植物区系学的研究基础上会有新的突破；而植物区系的研究有了法瑞学派工作方法所作的资料，又有助于补充区系学的研究。因此，他们合作得很好。 1962年至1963年，朱彦丞应邀到东北和华东地区讲学，系统地介绍法瑞学派生态地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带领听讲中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去

8、小兴安岭、辽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等地进行野外调查研究，为培养新一代生态地植物学研究队伍和拓展我国生态地植物理论基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7年，朱彦丞教授担任中国植被的编委和云南植被的主编。他除了夜以继日的审稿外，还执笔撰写中国植被一书的主要章节。在两大课题的研究、编辑工作中，朱彦丞教授非常重视野外工作与室内工作的结合，把法瑞学派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和学生们。 朱彦丞教授在担任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以及云南大学教务长期间，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他言传身教，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在学术上不搞论资排辈，强调谁做出成果就支持谁。他积极为青年教师创造进修条件，支持他们学习深造，鼓励他们

9、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加强学术研究。他培养、带出的一代新人，如姜汉侨、金振洲、朱维明等，早已成为生态地植物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带头人。 朱彦丞教授一生研究成果盛丰，继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之后，他还发表了法国地中海地区沿河植被的研究、法国地中海蒙伯里埃西北部的法国植被类型、对评价法国瑞士地植物学术观点的有关问题、昆明西山青岗栎群丛的初步研究、滇东北大海地区亚高山草场的群落研究及其资源评价、云南西北部中甸县哈巴雪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初步研究等多篇论文。 1979年，朱彦丞教授接受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的委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拟定了总体建设及部分实施计划。同时着手筹建

10、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所。1980年，朱彦丞教授因积劳成疾，住进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忍着剧烈疼痛，仍在关心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的筹建工作，继续在病床上指导他所带的5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他去世后，由他创建的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室于1984年扩建为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所；198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正式成立。 朱教授从1947年到云南大学任教至1980年去世，在云大任教33年，曾任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员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科协副主席、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生

11、态地植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副理事长、云南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一生扎根云南，为边疆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刘慎谔（）赵大昌 刘慎谔，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地植物学家和林学家，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年建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曾赴西北进行植物、森林考察，并只身由新疆赴西藏、印度进行植物地理考察。在学术理论方面，结合中国的植物分布状况和特点，以及在林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编著了有中国特点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指导了东北森林采伐更新和西北铁路沿线治沙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刘慎谔，字士林，年月日生于山东省牟平县隅峡河村

12、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比较艰苦。幼时在四伯父办的私塾里读书，后受其兄的资助，考人济南第一中学。毕业后，考人了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于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刘慎谔于法国先后在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埃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就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带着面包和植物标本夹到法国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年，地植物学家勃朗喀（）先生给刘慎谔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他为了解答这几个问题，单身一人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了年，于年在巴黎大学提出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刘慎

13、谔在法国留学期间，时刻怀念着祖国，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和留学欧洲的同学先后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几个学会。年他在法国郎西参加了“新中国农学会”，担任植物病理组干事并参加蚕学组工作。年他在法国里昂大学组织了”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被推选任该学会的总书记。同时他还参加了法国林奈植物学会。刘慎谔在法国留学近年期间，几乎走遍了法国的名山大川，采集了万多号植物标本，对法国的植物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学习和工作精神以及他的著作，都受到法国朋友们的称赞。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参观访问一个植物研究机构时，受到了法国朋友们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他们特意展出了刘慎谔在法国时期的著作，并说：“刘慎谔先生是第一个研

14、究法国植物的外国人。”年，刘慎谔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一箱子书籍、资料和大量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刘慎谔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他一面从国内外收集有关研究资料和图书，一面组织孔宪武、夏纬英、王云章、王作宾、刘继孟和郝景盛等同事分头到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他还亲自培养人才，教所内工作人员学习法文，讲授有关植物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同时还选派人员出国学习。这一切努力使科研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为中国植物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年，刘慎谔参加了由中法科学家组成的“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从北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考察植物和森林。“中

15、法西北学术考察团”任务完成后，他又只身由新疆、西藏到印度再经上海返回北京，历时近两年。他这段冒险科学考察的事迹在北平研究院第四年工作报告中留下了下面的记载：“民国二十年，刘慎谔、郝景盛五月十七日由北平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庙、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肃州、哈密、鄯善、吐鲁番、打板城而至迪化，时为八月。刘慎谔乃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平川植物，前后共得标本约二千号。是年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迈天山，人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民国二十一年，西北工作由本所主任（刘慎谔编者注）继续进行。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入库车，

16、过拜城，至阿克苏，后由阿克苏人小路，沿天山南坡抵哈什（喀什）。再沿大路经英吉沙、莎车、泽普而至叶城，时当三月。由此再整行装由库库雅山口深入昆仑，过哈拉古劳木岭，高达五千五百米，已人西藏高原。由此折而东行，历时二月余，地面平均皆拔出海面五千米以上，景色荒寒，悉入无人之境。于是又折而北出昆仑，再入新疆，经尼雅、于阗（于田）、和阗（和田）、墨玉、皮山，返叶城，为时又在八月。整装由克立阳山口重人昆仑，经西藏之北境，过拉打克（今列城）而抵哈什米尔（克什米尔）。是地交通始感方便。由此出希马拉亚（喜马拉雅）山脉，直达印度北境，人滨地过拉欧抵德里（印京），由德里北行，人希马拉亚山脉之斯米拉，再经哈雅（加雅）抵

17、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由此复人希马拉亚之打吉岭再返加尔加答，时已年终。本年搜获标本约二千五百号。”“民国二十二年，刘慎谔二月由印度经上海返平。”刘慎谔在西域近两年的采集标本和科学考察工作，为中国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植物种类、植物地理分布、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被区划等方面收集了最早的一批珍贵科学资料。他在当时中国那样交通不便和动乱的社会环境里，为了探索科学真理，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在人迹罕至的世界屋脊只身进行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曾赞扬刘慎谔这次西北科学考察之行有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精神。刘慎谔年由印度回国后，在北平万牲园的西部

18、筹建植物园，还先后在北平的几个大学兼课。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三省向关内进犯，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为了避免损失和能够继续进行科研工作，把植物学研究所迁到武功，和国立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他亲自到西北各地挖掘苗木、收集花木，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住在昆明西山的一个庙里，继续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在西南联大兼课，并在昆明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走到哪里把植物园建立到哪里。他散布的科学种子到处生根、发芽。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迁回北平，刘慎谔除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外，还在北平辅仁大学和

19、东北大学农学院兼课。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接去台湾。他就躲了起来，和王云章相约绝不跟国民党走。当国民党军队进驻万牲园时，他和几个同事就躲在寒冷的空锅炉房里看守着温室、植物标本和图书设备，满怀激情地迎接中国的新生。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哈尔滨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为了在东北这片植物学科研究方面还是空白的地区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专程到北京请刘慎谔相助。刘慎谔到东北看了以后，深深地爱上了浩瀚的原始森林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他满怀发展植物科学和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激情，在这片美

20、好的白山黑水之间扎下了根。他立即组织人分别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在东北地区开创了植物学科学研究的新基地。年，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竟对中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刘慎谔等几位老专家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指出，美国空投负载有细菌的山胡椒（ ）和朝鲜红柄青冈栎（ ）的叶子是在南朝鲜分布的树种，在中国境内没有分布，为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提出了有力的罪证。他因反击美国的细菌战做出了贡献，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年，刘慎谔被调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他除了领导植物学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之外，对于东北林区的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

21、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年，刘慎谔参加中苏科技合作的中国科学院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赴苏联进行综合考察；年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植物、土壤考察。刘慎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年曾兼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年代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辽宁省政协常委，和沈阳市副市长等职。红松林必须实行择伐和天然更新年代，东北不少林区推广“大面积皆伐”采伐方式。刘慎谔怀疑这种采伐方式对于红松针阔叶混交林是否合适，因此在小兴安岭林区连续做了几年关于红松林特性、群落结构和更新关系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他在欧洲考察森林的资料，认为有异龄复层结构的

22、红松针阔叶混交林不适于皆伐。因为红松在幼苗和幼龄林阶段，要在一定上层林木蔽荫下才能更新，皆伐破坏了森林环境条件，将对红松更新再次长起新林不利。而人工造林即使成活，也有树冠横向发展、早分杈、早开花结实和枝下高降低而不能成大材的后果。另外，他根据老择伐迹地上保留的中、小径木能加快生长的现象，主张对红松针阔叶混交林实行择伐。这样既有利于增加林木生长量以缩短轮伐期，又能保持各层林木的陆续更新，以达到连续不断地提供大量木材的目的。为此，他写文章、做报告，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他于年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和伊春林业管理局、伊春林业科学研究所共同进行采育兼顾伐样板采伐试验。通过调查和择伐试验，他提出伐后保留一定郁闭

23、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为天然更新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关键问题。刘慎谔在当时大面积皆伐和择伐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呼吁采伐森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伊春林业管理局宫殿臣回忆说：“年（刘慎谔去世的前一年），刘慎谔还给他写信，询问采育择伐的推广和执行情况，并且嘱咐一定要珍爱红松林这个宝贵的森林资源，一定要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刘慎谔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能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职工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科学家。”治理沙漠要建立人工植被类型东北西部风沙地区是科尔

24、沁沙漠的东部边缘，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沙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使滚滚的流沙向东蔓延。它侵占了草场、吞没了农田、阻塞了交通，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威胁和损害。早在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就在辽宁省章古台开展固沙试验研究。当时，刘慎谔就把治沙做为重点，经常到东北西部风沙地区对沙生植物的生态特性、分布规律和演替规律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注意差不嘎蒿（）和小黄柳（）的固沙作用，同时进行沙障和草方格等机械固沙试验。年，他在草方格内进行栽植樟子松（）试验获得成功。后来章古台地区大面积发展樟子松，变成了茫茫的樟子松林海，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注意。年，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接受了铁道部在西北

25、腾格里大沙漠修建包兰铁路的固沙任务。刘慎谔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参加这项任务的专家们面对宁夏中卫县沙坡头地区无边无际的流动沙丘，考虑到当地的风沙大，降水量又很少，都担心用植物固沙能否成功？刘慎谔就带领大家站在大沙丘上遥望黄河南岸一片由油蒿固定的沙丘说：“这片固定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要能达到这种程度，通车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了这个样板就要有信心，一定能做到。”他的这些话使大家增加了植物固沙的信心。刘慎谔在几年调查中，对选择主要的固沙植物的蒿子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他说： “蒿子在这里我们把它当做草。实际上它是非草非木。冬季时它的上部枯死，下半截却不死，但木质化程度不高，

26、叫做半灌木。由于大气候不同，蒿子的种类也不同。在东北西部及小腾格里沙地东部有差不嘎蒿；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一直到甘肃河西走廊有油蒿（）和籽蒿（）。这几种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固沙。因此在固沙开始时期我们就需要它。籽蒿的枝条是直立的，我把它比做筷子，它不能覆盖地面，也很少积沙；而油蒿却能形成一个堆，枝条密而平铺，能够抓沙。所以在沙坡头固沙必须把蒿子配合进去，而且一定要用油蒿而不是籽蒿。但是在固沙方面蒿子只能起草的作用，还必须和灌木柠条（ ）、花棒（）等配合起来才行；而灌木也须要草本植物的帮助才能起到治沙的作用。如在科尔沁沙地小黄柳的根系虽然发达，但因为容易被风刮出来，所以也不能单独固定流

27、沙，必须有蒿子配合护住沙面，小黄柳的根系就不容易被风暴露出来。所以必须草、灌结合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才能加快改造自然的速度。”刘慎谔强调应用植物固沙要有“发生学”的观点。他认为植被的形成有起点、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顶极。从发生学的观点来观察植被，要通过分析现状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用植物固沙必须研究植被的演替和沙丘的固定过程。在流动沙丘上首先有先锋植物蒿子，因蒿子喜沙埋；随着沙丘的逐渐固定，蒿子即开始衰退，花棒和柠条等灌木即代之而起；沙丘再进一步固定，则灌木类也逐渐衰退，最后被顶极植物所更替。大自然的演替要经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等不了，所以要研究植被的演替过程和各个阶段，加以分析比较，找出其

28、各阶段演替的规律来。再根据这些规律来指导人工植被类型的创建。刘慎谔在多年观察和研究天然植被和各种固沙试验的基础上，总结出在植物固沙中建立人工植被类型的几个原则问题。建立人工植被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改造自然。如认识了风蚀的规律，就可以用前挡后拉沙障，利用沙刨和沙埋关系来选择固沙植物和确定固沙措施。建立人工植被要考虑地上层和地下层的结构。地上层要有草、灌、乔相结合；地下层要考虑固沙植物的深根系和浅根系协调配合。结构是固沙植物生物特性和生存竞争的结果，单纯从个体生态来考虑固沙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群体生态的固沙作用来考虑固沙问题。只有摸清了这些规律才能建立起比较完美的人工植被。建立人工植

29、被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沙坡头在流沙上新建人工植被，目的就是要确保铁路行车安全不受沙害。所以要从固定铁路沿线的流沙面和不受沙埋而选择固沙植物，寻求最合理的配置，最适宜的密度，发挥群体生态效益才能达到最佳的固沙效果。在初期要以机械固沙作为辅助的过渡办法，最后要实现无灌溉条件下植物固沙的可能性。根据刘慎谔这些植物固沙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终于在年按期在包兰铁路沿线，在机械固沙的基础上应用植物固沙取得了成功，为保证在腾格里沙漠修建包兰铁路做出了贡献，为中国治沙工作打下了基础。编著有中国特点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中国地植物学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开展较晚，所以受外国各学派的影响很

30、大。加以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很大，所以各地的地植物学工作者对外国各学派都有所选择和倾向，因之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各有不同看法，甚至发生误解而不能统一。刘慎谔也感到没有中国自己的学派而深以为憾。他除了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要有所建树之外，自己也经常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广泛学习国外有关理论。他的动态地植物学是在国外主要各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他多年来在国内、外考察的总结，并根据中国植被的实际情况和在地植物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所编著的，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地植物学理论。如对植被演替的顶极（）学说，既不同于美国学派的单元顶极，又不同于英国的多元顶极。刘慎谔认为单从顶极来说是多元的，但在一个地方只有

31、一个地带性顶极，是主要的顶极，其余都是由局部环境条件所形成的非地带性顶极，是附属的顶极。他结合中国植被的实例，还提出了前顶极、后顶极、遍途顶顶极和转化顶极等新概念，为研究植被演替提出了新的理论。另外，他结合治沙工作，根据沙地植被的发生和不同系列植被的演替关系，总结出植被类型的交叉、重叠和转化，为观察沙地植被的演替关系、固沙植物的选择和制定固沙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特别强调必须从动态的观点来认识和研究植被，在观察和分析现在的植被时，要了解其过去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才能为解决生产问题、制定生产决策和规划提出依据。又如通过分析前顶极、后顶极和现在植被的关系，也可以为研究大气候的变迁提供历史资料，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他所编著的历史植物地理学也是他几十年来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