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解读.docx

1、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解读2011年第2期总第154期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彭涛魏建内容提要：达龙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 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 础。在这三位学者中，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因素 ，青木昌彦突出了共同信念的核心地位，格雷夫则以 文化的变迁为主线，三者共同将制度作为社会 发展的内生结果，但他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界定和对多重 均衡问题的处理上各不相同。作者简介：彭涛，山东大学

2、经济研究院博士生。魏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007年度招标课题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 度变迁与权力博弈”（项目编号：07JJD790132的阶段成果。关键词：内生制度变迁 阿西莫格鲁 青 木昌彦格雷夫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 辑，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 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 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而 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制度变 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

3、逐渐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 会整体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 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这些 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 素作为外生 变量来对待。达龙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 阿夫 纳 格雷夫（Avner Greif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将 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 式。总体上来看，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 ，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

4、领域之间的 互动，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 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 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因为青木昌彦将政 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 （或者领域、对制 度变迁产生 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 在差异。同时，他们在62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 ，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

5、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 ，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 比较，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 理论的发展方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第二部分从研 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 的异同；第三部分阐述制度 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一、三种前沿范式的整体框架（一阿西莫格鲁：强调制度变迁中政治力量的重要性诺思（North ,1990认为政治过程界定和实施了产权，阿西莫格鲁沿着这个思路 利用动态博弈均衡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制度变迁的动态模型，着重将政治因素纳入到 制度变迁的分析框 架中，内生地刻画了经济制度的动

6、态变迁过程 。他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证实和证伪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命题,进一步明确了 制度对经济增长、经济绩效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源于“社会冲突 论”和诺思的国家理论”他以 社会冲突论”为基础发展了一个更具微观基础 的政治决策理论（孙圣民,2009:112 118;郭艳茹,2010:65 69。权力和社会冲突是 其理论的主线。他以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利益冲突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强调以 权力分配为主导分析制度及其变迁的过程。他将权力定义为法定政治权力、事实 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 ，认为政治制度是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为 了能够在未来持续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安

7、排。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于实际政治权力由谁掌握 以及对 可信承诺问题”的解决，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决 定了冲突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变化 。掌握事实政 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决定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好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能够使 政治权力在社会中配置 相对分散和平等，进而解决“可信承诺问题”使社会更加 稳定，形成有利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影响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决定政治制 度是否自我实施和自我强化。这就是阿西莫格鲁 描述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内生互 动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偏重于政治制度的分析 ，经济制度是由政

8、治制度决定的。这也是阿西莫格鲁对制度变迁内生化的主要贡献所在。他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对民主与非民主制度演变的分析中，阿西莫格鲁 首先假设个人和集团对政体的偏好 是由政体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决定的，随后再引入 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 的（Acemoglu & Robinson , 2006。引入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内生的这一举措 ，仅仅只是将外生 性假设从偏好移向了较之更靠前的意识形态，只是将解释问题的原因向前推了一步，而没有解 决它。因此, 阿西莫格鲁的内生化不够彻底。二是阿西莫格鲁对初始的事实政治权力从何而 来没有进行解释，只是利用历史案例和实证检验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初

9、始权力的存在 。这样的做法使其理论缺乏完整性。721对三种权力的定义详见 （Acemoglu & Robi nson , 2006。2011年第2期总第154期（二青木昌彦：强调制度变迁中信念的重要性基于制度研究存在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的理论现实 ，青木昌彦试图发展出一个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以将这两种思路整合起来，一方面研究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多重均衡现象；另一方面研究在均衡制度观框架下的制度变 迁机制。青木昌彦将制定规则 的博弈与按规则运行博弈的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形成了 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 中，他利用重复博弈和主观博弈的分析 方法，试图内生地揭示经济活动中整体

10、性制度安排的产 生、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规律。青木昌彦强调信念的坚定与动摇决定了制度的形成 、稳定和变迁。他认为博弈中各个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共有信念与各个博弈域 （domain中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即域中规则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为参与主体的认知提供了支持 促使他们在重复博弈中形成了 共同知识或共有信念，进而促使均衡的产生和制度的 形成。共有信念产生的关键是看一个均衡的概要表征能否被各方参与主体所认 同。如果被接受则意味着制度将产生或者变迁。青木昌彦（Aoki , 2001将制度定 义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强调制度是对博弈均衡概要表征或信息的浓缩。 青木昌彦如此定义，是想通过该定义充分

11、说明制度具有既相互制约又 协助的双重性质，从而能够解释制度的稳定性或制度刚性问题。他借助委托一代理理论分析了 参与个体在不同域之间的互动，分析了一个域的均衡策略如何与同一域或不同域的 其他参与人的均衡相互依存，从而用以解释制度的耐久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性 。然后，他通过强调人 们的主观认识能力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解释了制度如何从多 重路径中选择和决定一个发展 方向,形成新的制度均衡（Aoki , 2007:1 31。青木昌彦虽然想发展一个集分析性和概念性于一体的研究框架 ，但由于其对政治域及其正式制度做了外生化处理，只重点分析经济域和社会域的制度动态变迁过 程，这就使他的内生 性不够彻底。（三格

12、雷夫：强调制度变迁中文化的重要性在格雷夫看来,将制度看成是博弈均衡（North , 1990 ,或者看成是政治市场的博弈均衡（Acemoglu , 2003、2006 ,抑或看成是促成均衡的共同信念 （Aoki , 2001、 2007都不足以充分解 释制度的动态变迁。因为在博弈均衡框架下，参与人的决策 集都是先验决定的，哪怕这些可行的决策集都是基于过去信息形成的，也都是针对 参与人面临的未来情况预设的，所以上述角度 都不可能真正内生地说明制度变迁的 动力学问题。格雷夫的制度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1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两条路 线制度的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的路线 （Williamson

13、 , 1985和制度是博弈规则的路线（North , 1990 ; （2将博弈分析与制度分析相区别,指出传统分析存在多 重均衡的缺陷；（3将制度分析的演绎法与归纳法相融合，形成了 “比较历史制 度分析”框架，突出强调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格雷夫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基于特定背景的互动分析 （co ntext-specific an alysis ,这个方法821制度分析的演绎法是指在给定环境参数的前提下 ，运用博弈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结果进行预测，但是由于存在多重均衡,所以预测难度较大。归纳法将制度看成是规则与组织,是一种外生的制度观，无法解释即使制度相同但由于信念和规 范不同而产生不同行为方式的现

14、象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将环境的知识、历史与理论以及特定背景结合在一起来界定制度，说明制度 为什么以及如何建 立、制度惯性、制度变迁等问题（Greif &Laitin , 2004; Greif , 2006。这种分析方法还将制度分析和社会资本分析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文化与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促进了行为秩序的产生 ，共同作用形成了信念体系和内化规范等人为的非物质因素。这些人为的非物质因素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就是制度或制度要素的表现形式，它们对于那些行为受其影响的个体来说是外生的 。将文化纳入到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中，并认为文化影响是制度持久存在的原因，这又说明了上述 人为非物质因素本身又是内生

15、性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格雷夫是在综合多种方法后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分析 框架，即他所谓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这是一个将社会学中杜尔凯姆、 帕森斯和韦伯等人的思想与旧制度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制 度分析框架（Greif , 2006。在这个分 析框架下,格雷夫对制度的稳定性、内生性 变化以及历史制度对后来制度的影响展开了研究。该框架对制度的分析是基于制 度的历史背景展开的，它将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看成是一个历 史过程来分析，强调了制度演化过程中微观机制的作用，从而又将演化制度主义的理念吸收了 进来。这个分析框架将特定历史作为制度分析的背景，能够有效地避免制度动态变迁分析 的

16、多重均衡”难题。他还放弃了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参与主体主观选择过程和认 识过程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过去的制度要素对后来制度选择的影响 ，这就避免了使用主观博弈这种复杂的技术手段内生化处理多重均衡的问题 。二、三种范式的异同上述三种范式实际上都强调制度的形成、稳定和变迁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到社会不同领域,难以在某个单一领域中产生。用青木昌彦的理论来讲，制 度的动态变迁是各种不同域之间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所造成的。用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来说，则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制 度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具有决定作用，经济绩效又反过来影响政治权力的事实分配 。用格雷夫的话来说，制度变迁是由各种交易间的互动和联系所推

17、动的。三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对变迁机制的解释 等各不相同。（一研究视角不同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研究是从对相关命题的实证检验出发的 。通过运用计量手段，他更严密地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也 是源于制度上的差异。基于实证分析，他构建理论模型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之间的 制度存在差异，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是如何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 的。与阿西莫格鲁相比，青木昌彦的研究设想更为 复杂一些，他的理论框架是想 要回答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解释制度变迁的共时性和 历时性问题（Aoki , 2001。格雷夫则以制度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 其内生制度变迁理

18、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三个基本问题是：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变迁 一种制度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持续存在 ；制度是如何消亡的（Greif &Laitin ,2004:633 652。与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两种不同的综合制度分析框架相比 ，阿西莫格鲁制度分 析的基本921Greif对交易有明确的概念且不同于 Williamson交易费用经济学对 交易的定义,详见（Greif , 2006。2011年第2期总第154期思想相对单一，主要是对诺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诺思的产权理论、国家理 论和制度变迁动力 来自价格相对变化的思想等都在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中得到了体 现和进一步发展。并且阿西莫格鲁更进一步强调了

19、政治制度对权力分配、政治 承诺可信度等的作用。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范式，总体上看有向旧制度主义回归的倾向。青木 昌彦（Aoki , 2001总结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1将制度看成是博弈的参与人；（2将制度看成是 博弈规则；（3将制度看成是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 。在博弈均衡制度观下，青木昌彦重新定义了 1制度”持别强调共有信念和认知行 为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青木昌彦指出 元博弈中的制度（如习俗性产权制度 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结果，这与哈耶克等人制度是自发形成的”的 思想是相同的。格雷夫虽然也坚持均衡的制度观，但他强调应该将 预期、知识存 量、组织行为等因素纳入到分析

20、框架中来，突出历史过程中文化信仰和传统知识 存量在制度动态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视角与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制度观有 相近之处（张建伟，2004。格雷夫将文化、信仰纳入到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这 与青木昌彦的元博弈制度是自发形成的”的解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起来， 格雷夫制度分析的内生程度更高。（二方法不同从方法论看，阿西莫格鲁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孙圣民、 徐晓曼,2008: 153 160 ,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同时，阿西莫格鲁关于 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如何决定经济制度的分析类似于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并重。青木昌

21、彦和 格雷夫的理论也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 ，但他们都放弃理性人假设而使用有限理性”假设，侧重对制度变迁中微观基础的构建，着重对制 度变迁参与主体 的行为选择进行刻画。从具体方法来看，阿西莫格鲁和青木昌彦采取的是演绎方法 ，从整体性制度安排出发，以参与个体（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阿西莫格鲁主要强 调初始政治权力的分 配与个人或组织的偏好对制度的决定作用 。青木昌彦则是以其所定义的 域”为基本的分析 单元，强调不同域中所包含的制度会影响参与主体 的行为，进而产生互动，在互动中共有信念形成，最终影响到制度的稳定和变迁。 格雷夫则是将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 ，把制度变迁当 作历史过程

22、进行研究，通过引入拟参数变量”在变化的环境中解释制度的稳定性和在给定的环境下分析制 度变迁，然后再从制度要素对个人认知影响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中原有制度 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从中确定制度变迁的方向。青木昌彦虽提出了 域”的概念，但实际上是把博弈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 ，域内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均衡，域间的互动就是不同博弈规则之间的相互作 用。格雷夫则指出制度的博弈分析是要在博弈规则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不 能作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他将交易作为制度分析基本单元。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都注重博弈方法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历史 过程的研究，但具体手段各不相同。阿西莫格鲁充分运用了历史计量方法

23、，提高了 理论的严密性。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理论框架则难以进行计量检验 。青木昌彦和格雷夫虽然都是在比较制度分析框 架下展开分析，但格雷夫更进一步地将比较制度分析与特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比较 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a nd Comparative In stituti onal An alysis , HCIA。03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131（三）制度变迁传导机制阿西莫格鲁提出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可能具有粘性，只有当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有重大变化时， 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他的制度变迁动力学可以概括为： t时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格局分别决定了 t时期各利益群体的法定政治

24、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 二者共同形成实际政治t权力，从而决定t时期的经济制度和t + 1时期的政治制度，时期 的经济制度又决定了 t + 1时2005: 546579）实证证明英国与 期的资源分配格 局，如此循环往复。阿西莫格鲁 （Acemoglu，荷兰较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在大西洋贸易中收获了更显著的经济增长 ，是因为英国和荷兰的 产权制度更加完善。阿西莫格鲁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出发 ，着封建统治者受到了有效的约束， 重研究政治权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及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 的影响，因而他特别强调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不过他的内生理论模型虽然能够利 用社会冲突论有效地内 生解释制度变

25、迁，但是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青木昌彦范式中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不同域之间的互动及其导致的认知和共有信念变 。域本身就是一个博弈，化域中所包含的制度是博弈的均衡结果。尽管青木昌彦强调 既可以将某域内的制度变化看成是外生的，也可以看成是域内重复博弈的内生结 果，但其在说明制度 技术因素等原因导致原有制度体系无法与环境 变迁的诱因时仍然不自觉地认为是自然资源、2007） o从而参与个体的策略发生变异进而导致 变迁（Aoki，变化相协调，格雷夫将交易划分为中心交易和辅助交易。不同交 易之间的互动是由制度要素对参与主 交易不断发生也即博弈不断重复， 进一步巩固制度要素，使制度形成一个 体的激励来驱动的

26、，rein force）的过程。在格雷夫 的制度变迁动力学中 拟参数变量”自我强化（Self具有重要作用。他强调交易之 间的互动与正负反馈都将反映在制度的拟参数变量上，当拟参数发生变化制度也 将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这个方法解决了制度变迁初始条件需要外生给定的 时，问题。格雷夫从交易出发， 把社区责任体系（Commu nity Respo nsibility System）作为促使交易顺利履行的机制。该机制能够使贸易参与主体的各种信息 有效地在社区之内以及在不同社区之 一方面促进了贸易的进行， 另一方面又内生地促进了贸易相关制度的形成。并且间进行交换，“社区责任体系又随 社区人 口”社区规模

27、”和这两个拟参数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变化将推 动社区责任体系的内生演化并最终走向消亡。（四）多重均衡问题 当存在多种技术上可行的 制度选择时，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将面临多重均衡问题。 要证明制度变迁均衡的唯一性在技术上难度很高，并且需要的假设条件十分严格。 但制度变 迁的实际结果不可能是多重均衡， 只有一个结果，必须证明均衡的唯一性。 因此，多重均衡问题就成为制度博弈分析的难题之一 。在阿西莫格鲁的范式中不存在制度变 迁的多重均衡问题，这源于其社会冲突论和政治权力决定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 的方向始终受制于实际政治权力占优势的一方，变迁的结果是产生维护和实现该 群体利益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

28、制度 。青木昌彦认为，当原有制度发生危机后， 政治域、经济域和社会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 化，为了让各域重新稳定下来， 必须促使形成关于未来行为模式的共有知识， 而且这个时候通2007）指出此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常会出现多种技术上可能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Aoki，一 是具有共有知识的制度会自发形成；二是出现自我聚焦，也即那些在制度重建之 前就存在的132 2011年第2期总第154期信念将起到 聚点”的作用，引导与凝聚各种 信念成为共有信念，促成制度变迁。这样青木昌彦就完成了对制度变迁的方向选 择和多重均衡问题的外生化处理。对于多重均衡问题， 格雷夫的处理是通过紧紧抓住制度要素具有双重属性

29、（即制度要素既有个人属性也有社会属性）的特征来 完成的。他认为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技 术上可行的几种替代性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关系。即使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原有制度不再自我实施 了，或者原有制度面对新交易无所适从时，那些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性制度也不可 能有均等的机会成为目标性新制度，因为新制度的产生必须要受到原有制度要素 的影响。这样格雷夫就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问题 ，无需引入其他外生因素（如政治精英的力量）来决定制度的最终选择。 三、制度变迁理论内生化的方 向内生化已经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趋势。内生化的主要目的是证明制度变迁 是社会发 展的内在结果，不是外部因素（如诺思的

30、人口变化、 价格相对变化） 作用的结果。内生化的主要理论价值不仅在于理论上更加严密，而且在于能够为 制度改革提供更加符合现实的、可行的政策支持，而不是将制度变迁的动力界定 在社会较难控制的外部因素上，这样就能够为制度改 革指出更加明确和可操作的 方向。在理论推进上，三者都显著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生化 ，为制度变迁 的宏观分析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阿西莫格鲁的特色在于充分运用历史计 量方法，将政治权力配置制度 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并且制 度代理变量的选择技巧大大拓展了制度计 启发了思路。青木昌彦充分利用了博弈 论的进展，开拓性地将制度分析由博弈 量分析的空间，内的分析拓

31、展到博弈间的 分析。这个框架能够容纳更多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并且较为清 晰地展示了各个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对于共有信念的强调凸显了认知对于制度变迁 ，弥补了诺思分析的缺陷。格雷夫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是一个更为进步的框架 拟的重要性，参数变量”的引入使其分析框架能够很好地解决内生分析和外生分析之间 的转化问题，并且对制度因素历史传承的强调使其很有技巧且合理地解决了多重 均衡问题。在政策含义上，阿西莫格鲁将制度变迁的关键界定为政治权力，强 调良好经济绩效的产生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青木昌彦强调制度是共有信念的 凝聚，这意味着制度变迁要得到各 方参与主体的一致认同才能够稳定实施。格雷 夫突出

32、了历史制度要素对新制度构建的影响， 说明制度改革既要充分尊重既有制度背后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改造思想、改变文化观念来实现新制度的构建。制 度变迁理论的内生化趋势还在发展，三位学者的推进虽有着显著进步，但制度变迁的内生分析依然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这个根本性挑战就是， 在展开理论分析时总需要将一部分因素作为已经存在的解释变量来阐述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 关系，这样就需要将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框架存在 循环论证问题。青木昌彦的共有信念较为 模糊，不易界定，并且依然存在将自然 资源、技术因素等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 格雷夫利用拟参数变量”虽然解决了内生问题，但是他所定义的拟参数变量”是情景决定的，较难界定。新制度经济 学进入中国后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 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深化了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 ，给出了更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导向，对于中国当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133前正在进行的制度改革攻坚也应有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