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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最早见于着录的几部古代农业文献探索我国最早见于着录的几部古代农业文献探索*“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文化典籍，据历代经籍志、艺文志以至古代公私人藏的一些书目所反映，其中可称为“农书”的(包括编人“农家类”的，或涉及农、林、牧、副、渔等方面而编人其他类的)，为数不少。虽然大多数不是出于劳动人民手笔，但可相信，基本是直接或间接从劳动人民实践经验总结而成。一、尹都尉书和“尹氏”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尹都尉书十四篇”，是成书期较早的已失传的一部蔬菜园艺专着。刘向别录早已着录其内容，据说有

2、种瓜、芥、葵、蓼、薤、葱诸篇，都属蔬菜园艺范围。其中，“葵”和“葱”篇似尤为着称。此书在南朝后期可能还存，当时萧大圜曾提到种葵要参考这一书，但与萧氏大致同时的贾思勰，所着齐民要术，征引大量古书，独未见引及，可见当时传本极少，南朝仅见，北朝则难罗致了。后来，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都不着录。其时可能失传。编成于宋代的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虽都着录有尹都尉书三卷，很可能只凭前代旧存“书目”编出，见其目而未见其书。书的着者肯定是姓尹，并曾官“都尉”。其名为谁?有人曾加以猜测，认为是“尹齐”或者是“尹泽”，但根据都不充分，不必强指，只能称之为“尹氏”。尹氏写书时期据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次序推测：是在“

3、赵氏(农书)五篇”前，“董*整理者注：原稿名为中国传统最早或较早成书的古农文献及其着述者，作者生前手定梁家勉着作目录改名为(我国最早见于着录的几部古代农业文献探索)，今从。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古代蔬菜园艺专着，此为最早的一部。刘向别录约成于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任“校中秘书”工作以后，是最早一部目录学文献。书已佚。清代顾观光、严可均、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等，先后有辑本。散见艺文类聚卷82，太平御览卷978。卷980。周书萧大圜传有“露葵征尹君之录”句，萧氏突出推举此书种葵部分。又艺文类聚卷82，引有“都尉有种葱书”句，以“种葱”概全书，可能“

4、种葱”也是此书较突出部分。按：萧大圜系梁简文帝子，后入周至隋开皇(公元589600)初犹生存。见萧大圜所着闲放言。安国(农书)十六篇”后。此“赵氏”，相信是“赵过”，“董安国”可能即“董赤”，估计当在文帝至武帝在位期间。对尹都尉书和“尹氏”的思想，虽已难作进一步了解，但通过探索，基本可看出：(1)从体制上说，此书是为首一部创始性的“农家者流”中更趋专门的着作，反映出它是有一定的革新而“不法其故”的思想。(2)尹氏能重视到总结当时和当时以前从事“为圃”的专业劳动人民经验，体现出他显与当时对“学圃”人的鄙视观点不同流。(3)原书今虽失传，但根据古代看过此书的人评说，认为它擅长总结种蔬菜(葵)经验，

5、可与擅长总结种大田作物(菽)经验的泛胜之书媲美，可见它对生产是起过一定的指导性作用。(4)此书撰期，正值西汉盛时，文帝至武帝大力贯彻其强本节用政策时代。可以说，尹氏是直接在当时传统思想指导下写成此书的。至此，还得附带指出：西汉建国前期，经历高、吕、文、景、武、昭、宣七代相继统治，革除了前秦苛政，不同程度地采用开放改革政策，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据汉书艺文志着录，已先后出现不少有一定价值的农书，惜年代湮远，基本散佚不存，有些仅存辑佚本，有些(多数)则连简单内容也无从查悉。最后，有必要提成语两句作结：“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一一这既是本节结语，也是期望语!但要声明：后一句“独”字，应改为“同

6、”字。亦即对此茫茫“坠绪”，必须强调搜远绍来共同寻。二、赵氏(农书)和赵过“赵氏五篇”，最早着录于汉书艺文志，人“农家类”。早已佚去，其具体内容及原来篇目，难获悉。着者赵氏，名亦未详。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末年诏书“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句下，接着就说“以赵过为搜栗都尉”。后来，崔宫提到赵过“教民耕殖”，贾思勰称赞赵过在农耕上功绩，从其时、其事、其人等方面推测，这赵氏(农书)，很可能就是赵过所着。赵过以熟悉农事见称，在大力推行重农政策的汉武帝时代，职崔寔政论：“武帝以赵过为搜栗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按：崔书已佚，此据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引。汉书艺文志“董安国

7、农书十六篇”条下注称：“汉代内史”。姚振宗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认为：“文帝十四年有内史董赤。疑赤字安国。赤心奉国，义亦相应。安国殆亦如泛胜之教田三辅作此书欤”。按：此说近是。见论语子路。语见韩愈进学解。此书除一度见于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以次各史志目录，都没有着录。原文亦未见其他古书引用。可能在班固以后(公元一世纪后或更晚一些)已渐散佚了。此官在汉武帝时，是大司农属下的农官之一。据说“不常置”。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见所作政论(原书已佚，此据M齐民要术耕田篇引)。按：崔寔上距赵过时代，约两百余年，估计当时崔氏还及见赵氏书。见所作齐民要术序。据称：“赵过始为(改进或推广)牛耕，胜耒耜之利”。按：贾

8、思勰上距赵过时代，约六百余年。贾书引用古书颇多，但未引及赵氏原文，可能当时赵氏书早已失传了。掌农务，“教民耕殖”，写成这部农书，是很自然的事，前人因也认为此书着者，“明是赵过”。如这一设想果属不错的话，那么，书的内容，就不难见其一斑。可以这样理解：(1)此书是祖述传统的“强本节用”思想，在当时执行“力农”、“富民”的统治者汉武帝支持下写成的。(2)作者相当重视劳动人民经验，把他们创造的、能调节地力、能耐风耐旱、特别适用于当时黄土高原地带的“代田法”，加以总结和推广，达到“用力少而得谷多”。(3)根据劳动人民经验，革新了“耕耘”、“下种”等所用的田器，操作上既便利又灵巧，并招致工匠(工巧奴)，专

9、工制造。(4)改进和推广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或用“三犁(三脚耧)、一牛、一人”的耕法，颇着成效，当地(三辅)农民多“赖其利”。(5)注意试验和观察。他曾使看守“离宫”的士兵，利用四周“壖地”，按照所定措施，试行耕作。经过观察，往往得到满意的结果，据说，增收“晦(亩)一斛以上”。(6)加强新农具、新技术的推广工作，招收一些有实践基础的农民(善田者)和一些基层地方官(令长、三老、力田)，“受(新)田器，学耕种养苗状”，给以学习和提高的机会。(7)充分利用人力、地力，积极推行汉初务农积栗，垦草辟土的政策。从而颇得武帝的信任。(8)在当时农忙而缺牛情况下，“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收到一定

10、成效，而赵过也奏荐光为丞；协同发挥农官的作用，不但使三辅“田多垦辟”，且“边郡及居延城”都受其益。这部失传已愈千余年的农书及其作者赵氏的思想观点和工作行事，基本有如上述。三、泛胜之书和泛胜之泛胜之书最早见于刘向别录。刘氏与泛氏同时而年辈或稍晚。后来，汉书艺文志着录作“十八篇”，隋书经籍志以至新、旧两“唐志”着录都作“二卷”。这二卷是否包括全部十八篇?这十八篇的具体篇目是什么?原书佚去，不能确知。幸而其中部分原文已被一些古书所引用，后人根据一些引文，编出辑本不少，大都辑自齐民要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荀子天论篇语。参见汉书食货志述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栗都尉事部分。参见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篇引。参见齐民

11、要术卷一种谷篇引。参见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篇引。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生卒年代，据汉书楚元王传附向传推算：昭帝元风四年生，哀帝建平元年卒(公元前77至公元前6)。他在成帝初任光禄大夫，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事，撰(别录)当在此际。其时泛胜之已“徙为御史”，且已成此书故刘氏得以着录于别录中。估计当时刘氏年近五十，泛氏已臻暮年了。其书除两唐志着录外，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事类赋、初学记等类书，以至陆氏尔雅释文、贾氏周礼疏、孔氏礼记正义、李善文选注、李贤后汉书注、罗氏路史后记注、罗愿尔雅翼等文献，都有引及。清代洪颐煊、宋葆淳、马国翰、王仁俊等各有辑本；新中国成立后，石声汉，万国鼎等，也先后

12、各有辑释本。这些辑本或辑释本，除主要辑自齐民要术外，兼广泛辑自其他古书。参见注9条。术和其他一些古书。或编次为十八篇，或凑成二卷，都非原书本来面目。由于别的古书引用较多，其特点和主要内容，至少还体现有如下几方面：1此书成于前汉鼎新革故的正确思想统治下掀起的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之际，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由于广大劳动人民不懈的斗争，仍在飞跃地发展着。负有“教田”和“督种”任务的泛胜之，着重地给以总结，体现出他“重农”的战斗精神和科学态度。2据保留下来的部分原文所反映，其中较突出的有：A耕作基本原则，特别是对“趣时(抓紧农时)、和土(适应时宜土宜耕治田土)、务(着重保持、补充)粪(肥)泽(水)”的阐

13、述，相当扼要。B。适应干旱地区的深耕细作、高度集约的耕种技术“区种”或“区田”法。C种子处理，特别是相当于“种肥”的或对种子能起一定刺激作用的“渍种”或“溲种”法。D大田耕作，特别是控制稻田水温的“水道相错”和“水道直”的措施。E较原始的也是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的嫁接技术：瓠的多砧型嫁接。F一些大田作物，包括禾(粟)、黍、麦、稻、稗、大豆、小豆、臬(雄麻)、麻(母麻)、瓜、瓠、芋、桑等的栽培经验。3总的来说，全书总结了劳动人民创造的、革新的、坚持人定胜天的生产斗争经验。后人对它的内容质量，素有好评，特别受到传统的优秀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所重视。由于贾的引用，保存了相当多的部分原文，对生产肯定起过积极

14、作用，直至今天，也还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应该承认，此书是值得重视而又辑得佚文较多的最早一部农书。但也不能否认，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等迷信说法，往往掺杂在部分章节中，必须遵照“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教导，认真看待。着者泛胜之，相传“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泛水，因改(姓泛)”。如这一说法不误，则他当是今山东境人。史记和汉书都未立传，未详其生平。据一些文献记载，他在汉成帝(公元前32一前7年)时为议郎，后“徙为御史”“轻车使者”、“黄门侍郎”等职。在关中平原地区，任事颇久。他所熟悉、所重视、所职掌的工作，主要在农业生产方面，在这方面，受到昭宣时代重农的政法路线影

15、响，做过一定的实践和调查研究工夫，有其一定的贡献。他的基本观点，大都反映在所着泛胜之书内。此书在南宋后期已失传，今辑本虽缺而不全，但有如上述，足见其一斑；且还能体现当时人据统计：齐民要术引用泛书原文共22条，约三千余字。见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如马国翰辑本，石声汉、万国鼎的辑释本也基本相类。如洪颐煊辑本等。参阅拙着：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见农史研究第一辑，1980年8月，农业出版社出版。据称：泛在“成帝时为议郎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分见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晋书食货志等文献。分见周礼地官草人郑玄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泛胜之术也

16、。”孔颖达正义说：“郑所引农书，先师以为泛胜之书也。”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泛胜为上。”原稿上此注及以下四注皆有注号无注文，现注文为整理者补。编者注。广韵“凡”、“泛”字注引皇甫谧语。汉书艺文志注：“成帝时为议郎”。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晋书食货志：“昔汉遣轻车使者泛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们向大自然斗争中，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实践和认识的所已达到的造诣。上所反映泛书和泛氏生平一些情况，虽仍欠全面，也不够系统；但文献不足，且史料较分散，其中部分又已亡佚，对这些年湮代远的农业科学技术以至有关方面的茫茫坠绪，只能姑寻之，姑志之如此。四、四民月

17、令和崔寔用“月令”体裁写成的古代农书，以崔窟四民月令为最早。原书已散佚，后人从一些引用过的古文献辑录，还可体现它的基本面目。内容除涉及当时有关“四民”的家庭日用，包括祭祀、礼俗、教育、药物、卫生和一些杂项外，相当多一部分是述农和跟农有关的业务。一向都把它视为“农书”之一。成书期可能在东汉顺帝末年至桓帝初年(公元143147)或更前一些。四民月令和前述泛胜之书都是当今流传的我国早期的农学专着辑佚本，先后部分地反映了我国在纪元前后三百年间农家生活和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至今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主要特点，结合着者另一部着作政论来看，最少可以体现出它有：重农观点：着者针锋相对地批判前人鄙视农圃及其反

18、对“辟草莱、任土地”的思想，认为“苟无力穑，焉得有年”，指出“开草辟土”是“振(赈)人之术”。强调“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之毒忧”。对照当时情况这并非无病而呻。同时，他自己的封建家庭，也正在面临困境，为了备“四民”维持家计，特别是经营农事所需，写成了这部涉及耕作(各类型田土的耕作)、繁殖(各种作物的播种、分株、移植以至木本植物的插枝或压条等)、管理(中耕、除草、施肥、剪枝、防虫、扫叶等)、收获(包括用“月令”体裁写成的文献，以管子四时、(逸)周书时训、吕氏春秋十二纪、(大戴)礼记夏小正、(小戴)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为较早，大都以物候结合封建主(或奴隶主)的活

19、动为主。至于以物候结合农事生产为主而兼及四民生活日用的，目前所知，则以崔塞此书为最早。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着录有此书，至宋初的事类赋、太平御览等类书也引用不少，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即卷端的“引书目”)还着录其着者及书名。此后就不见任何着录了。其散佚可能在南北宋之间。此书散佚后，从清代乾隆后期至解放前陆续有任兆麟、王谟、严可均、唐鸿学、顾榱三等均有辑本；解放后，石声汉、缪启愉以至日本守屋美都雄、渡部武都先后注本，尤较详审。指士、农、工、商。最早提到“四民”的古文献，是春秋谷梁传(该书成公元年传：“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高民，有农民，有工民”)。按：此书基本以中小地主阶级“士

20、”的家庭为对象，主要是从广大劳动人民中，按月总结有关“治生”(农、工、商)的实践经验写成，故题四民月令。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嘟将此书编人“农家类”。着者写四民月令当在其父崔瑷死时前后数年间或更前一些。查崔瑷卒年，据后汉书记载约在汉安(142143年)间。瑷少时逃亡在外，赦归后，家贫，年四十馀，始为郡吏，未久，又以事入狱，释归后浮沉宦海多年，到他死前，据说，还是“蔬食菜羹”，“家无儋石”。死后，因丧葬事，家人“剽卖田宅资产竭尽”。着者写此书时，正面临此境。政论六卷，见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着录则作五卷。原书至宋代，已基本亡佚(后人有辑本)。见所着政论。这些主张，颇为范哗、贾思勰等所

21、引用。伐木和采集野生药用植物)、养蚕、纺织以至农产品的储藏、加工(特别是酿造)、买卖等方面的“手册”，作为及时进行生产工作的参考。就这方面，同样可反映他的重农观点一斑。2反(不迷信)天命观点：对农田水利方面，从来就存在“信天命”和“反天命”的两种思想斗争。有的认为农田的水，“命悬于天”，江河泛滥，也“皆天事”，未易以人力改变；有的相信人定胜天。人力足以改造自然。着者抱着这一观点，极力称颂“史起引漳水灌邺李冰凿离堆通三江秦开郑国，汉作白沟”，主张“崇堤防以御水害”。这实际就是与传统思想，即荀况的天论一脉相承的反天命观点。尽管所着(四民月令)，体制有所局限，未能如政论一样，畅所欲言；但其中提及要趁

22、“农事尚闲”，注意“利沟渎”，以便排灌，也多少反映这一观点。3革新观点：着者反对“安习所见”、“率由旧章”，批判“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主张“世有所变，何必拘前”，“新新不已，用之无穷”。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到四民月令中。此书无论在体裁上或内容上，都表现有革新的趋向。如物候和农事的结合方面；耕治各种不同田土、繁殖各种不同作物、采集各种不同药草和加工各种不同农产的时宜方面；采伐木材、竹材的适期和不适期方面等等，不少是着者从劳动人民积累的经验中，首先总结出来，成为新的历史资料。4实践观点：着者反对“奇玮(重视)所闻，简忽(轻视)所见”和“舞笔奋辞”的空谈；主张务本业、勤农桑的实践措施。非常赞赏赵

23、过“教民耕殖”的行动，当他“为五原太守”时，也“卖储峙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这种说到做到的实践精神，颇受后人推崇。他总结“四民”实践经验，写成这部(四民月令)，肯定也跟传统的和他本人重视调查研究和亲历亲为的实践工夫分不开。5。辩证观点：四民月令述正月“陈根可拔”，自注认为“此周雒京师(洛阳地区)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述二月种植禾，三月种粳稻，四月种大小豆，自注均提到“美田欲稀，薄田欲稠”。所云“不拘于此”、“欲稀”、“欲稠”，就是说，对农事操作，要随时、随地、随实际情况而灵活掌握。这种辩证观点，颇值得重视。对此，着者在政论中，更进一步有所阐述，

24、主张要“执权(注意变通)，遭时定制”，“与世推移”。批判“俗士苦不知变”。他特别推崇汉武帝所颁策书：“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的说法。体现出他的辩证观点相当明确。6。节用观点：着者继承前代传统的“强本节用”思想，提出“节用裕民”说法，指斥当时“外溺奢风，内忧穷竭”的坏俗。四民月令所提示的“度人为出”、“家备储蓄”以至“收敝絮及布帛”等，就是贯彻这一观点的做法。7爱国观点：着者跟前代思想家一样，既主张“耕”(足食)，也重视“战”(足兵)。他把“缮五兵”、“习战射”、“弛(弛)角弓絮，张竹木弓”、“上(张)角弓弩，*弓+“拖”右竹木弓及弧”等事项，也列入四民月令中，这正与政论“留意武备”

25、的说法相参见史记河渠书记载汲黯，郑当时与田酚的争论事。并见政论。并见政论。并见政论。并见政论。应。政论还强调“兵革国之大事”，“申明巧工(制兵器)旧令”，“使三军器械皆可依阻，则胆勇势盛”，“官兵常牢劲精利”。“三军皆奋，则何敌不克”，“边民(所以)敢斗健士”，“汉所以能制(犯边的)胡”，就赖此。对此，他不但反复论述，事实上也做得不错。后汉书称他任五原太守时，“胡虏连人云中、朔方，杀略(掠)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崔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守边功第一)”。他的爱国观点，不是很显然吗?8。最后还值得提到，四民月令述制造：酒、酢、酱、曲、醢、脯、菹、齑、饧、饴、*米+“备”右糗以

26、至籴、粜、沽、市等事项颇多。结合史书所载：着者因父死奔丧营葬，“剽卖田宅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可见他对这些业务，有其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观点看来，以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崔寔而亲自干这些业务，大不相称。据说：“时人多以讥之”，他本人却不顾旁人奚落，“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既不苟同于惟利是图的商人，又迥异于自命清高，鄙视小手工业和小商贩为贱业的“士人”。看来，也可以说，在当时历史范围内，他是一员具有反潮流精神的战士。四民月令着者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是涿郡安平(今河北境)人。他的生平，包括他父崔瑗、祖崔驷的生平，后汉书都有传记，不必赘述。但他的生卒年

27、代，后汉书记载不完全，不具体，只说“建宁(公元168171)中病卒”。近人推算，认为大约生于永元十五年，卒于建宁三年，即公元103170，虽属悬忖，相信还不会悬殊过甚。至此，不妨补述数言：着者崔写，一贯是笃守荀况思想的传统家法，从所着四民月令、政论和生平言行联系起来，上揭观点，一如所述，是相当明朗的，对后代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有所影响，不断起到促进作用。后来，一些具有同一传统思想的人物，如仲长统以至贾思勰、陈夷、王祯、马一龙、徐光启、耿荫楼、宋应星、张履祥、刘应棠等为人及其着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影响，或有一脉承传关系，或有相类、相近以至相同作风。他们不约而同对崔寔及其着作，都相当重视。仲长统还特

28、别推崇他所写的政论，声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范晔也认为：“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这些，都可想见其见重的一斑。这里，从政论中，还可进一步说明这位卓越的农书着者本来面目。他旗帜鲜明地对当代执行强本政策的统治者：文、景、武等诸帝，都有所称赞，特别对他誉为“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的宣帝，更推重。既宣扬他整饬吏治，“破奸轨之胆”的法治精神，又赞赏他“方外安静”的“安边”措施。指出当时就呈现“海内肃清、天下谧如”、“屡获丰年”的效果一一至此，着者崔寔的思想体系及其生平事略，可大致了然了。后汉书崔瑷传：“瑷晚年因受劾，诣廷尉上书自讼，得理，出(狱)。会病卒”。遗命其子崔寔，勿将遗体运回乡里，就地留葬。当时，其家人可能由涿郡奔赴洛阳营葬。崔寔祖辈，包括崔朝、崔舒、崔篆以至崔驷等，可说既是“簪缨”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崔瑷，尽管遭遇坎坷，家境较困，还是颇有地位的名流(参见后汉书)。这批着者祖述崔寔的情况，这里暂不逐一说明，容续。参见所着昌言。参见后汉书范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