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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桓晋文之事赏析齐桓晋文之事赏析 齐桓晋文之事赏析作者: 加入日期：07-06-20赏析:漫谈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程俊英）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说服齐宣王施行保民的仁政的言论。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源，在于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的作用，在于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这是全篇的章旨。孟子的保民和推行仁政思想，对当时社会来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当时的人民，正处在七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水深火热的环境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如果能够解除战争和

2、过度剥削所带给人民的痛苦，正是人民所渴望的“如解倒悬”的事。其次，这时的国君，都“以征伐为贤”，强调战争的作用，孟子则强调民众的作用，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保护人民，推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的生活，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争取人民的拥护，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但这些思想，却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不过，孟子从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来推断他能够保民而王，这是唯心观点，不是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是行不通的。制民之产即恢复井田制度，这是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孟子提出制民

3、之产的建议，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但他关心人民物质生活，对当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是深表同情的。他并且说，人民因冻饿而犯罪，它的过错不在人民而在统治者。他希望人民分得田地，人人不饥不寒，老年人可以衣帛食肉，青年人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这些理想，正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孟子雄辩的才能，犀利的笔锋，在齐桓晋文之事这一章中，也可

4、略见一斑。本文的艺术特点，在于孟子善于掌握说话对象的心理活动，从而逐步启发对方的认识，这就形成了本文组织结构上的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本文一开头，齐宣王向孟子问 霸道齐桓晋文之事，可见他对王天下之道是不大愿意听的。面对着这样一个不愿听王道的人而和他讲王道，而且能够使他愿意听下去，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抓住对方的心理，从而启发他的认识活动，而空谈一番王天下的大道理，那肯定是要失败的。孟子不但使齐宣王愿意听下去，而且最后接受了保民行仁政的主张（不过在事实上，宣王后来并没有实行孟子的主张），就可看出孟子是怎样的善于辩论了。孟子是怎样层层启发说服齐宣王的呢当齐宣王发出“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疑问后，

5、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保民而王”的话，这是全篇的中心论点。但宣王认为王天下很难，霸天下则比较容易，所以接着又问孟子道：“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正说明了他怕难的心理。下面孟子就从宣王“以羊易牛”这件事，说明他具有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保民而王的基础。宣王虽有“以羊易牛”的事，但对于这个不忍之心，认识还是模糊的，因此有启发他的必要，否则后面要说的“推恩”“制产”等等都要落空了。所以宣王的“以羊易牛”，究竟是不忍，还是吝啬，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孟子以“百姓皆以王为爱”“牛羊何择”“见牛未见羊”的话，替宣王发现解决认识上的矛盾。他不用注入式，而是经过宣王心理的疑难、矛盾，用启发式给以解决的。难怪

6、宣王要说出“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的衷心悦服的话了。宣王认识上的曲折性，反映在本文上，形成了层次的曲折性。等到齐宣王发出“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问题后，孟子似乎就可以大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行仁政的一番话了。但这里又有一个曲折，孟子提出了“百钧”“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等比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宣王心理上还以为行王道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这种畏难情绪不解决，空谈“推恩”“制产”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于是孟子接连用四个比喻，来消除宣王的畏难心理。依照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原则顺序，仁民较易，而爱物是较难的。宣王既做到了比较

7、难的爱物，那么，推恩、行仁政的事不是比较容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吗这是由于宣王认识上的曲折，而反映在本文层次上的第二个波折。难易问题解决后，孟子就发出了“老吾老”至“王请度之”的一段议论，说明能不能王天下，关键在于能不能推恩。但是宣王听了孟子这段议论后，还是不能接受，还没有说出“请尝 试之”的话。孟子察言观色，知道宣王心里还有障碍，那就是通过战争来称霸天下的“大欲”。这个“大欲”不去掉，王天下的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经孟子“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一激，宣王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怀着的“大欲”，但还是不肯具体说出它的内容。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肥甘”“轻暖”“采色”“声音”“

8、便嬖”五项，旁敲侧击地衬托出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称霸天下的“大欲”。接着又用“缘木求鱼”的比喻，小不敌大、寡不敌众的道理，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认这种“大欲”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能破才能立，于是“发政施仁”“制民之产”，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孟子使宣王去“大欲”的一番话，是本文层次上的第三个波折。这些波折，使文章跌宕生姿；但这决不是故作曲笔，为波折而波折，而是启发宣王在认识过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盖亦反其本矣”至“孰能御之”一段话，已使宣王接受了孟子“发政施仁”的主张，所以说“请尝试之”。自“无恒产而有恒心”至结束，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民

9、而王”的中心论点贯穿着全篇的各个组成部分；又表现了本文结构上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的特点。本文的艺术特点，其次表现在与本文思想内容相适应的修辞方法。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是一种修辞格，是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之一，大多数比喻，既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本文用了好几个比喻，具有这样的特征。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也是形象的比喻，说明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不为者

10、与不能者之形”就异常鲜明而突出了。“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也是具体而形象的。“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许多比喻一样，已变成成语。爬到树上去捉鱼，除非有神经病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鱼在水中而不在树上，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而宣王以区区之齐，要战胜力量八倍于齐的各诸侯国，和“缘木求鱼”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用的另一种修辞格，是“排比”，这在孟子文章中也是常用的。“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但句法上的排比，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上的问题。陈文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所以排比句法的运用，可以

11、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并增强文章纵横捭阖的气势。如文中：“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恩焉”，“为肥甘不足于口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王发政施仁皆欲赴愬于王”，“五亩之宅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等。以上所举的例子，从形式上讲，是排比，是反复，句式在整齐中具有参差的美，读起来气势很盛，声调铿锵，是富于音乐性的。从内容上讲，这种修辞，又能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五个排比句，描绘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效果，在宣王面前展现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美丽远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四个排比句，也形象地写出了小农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情景，这不但加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而且加强

12、了情绪上的感染力。作者介绍: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受业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30岁左右收徒讲学。44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到齐、宋、滕、魏、鲁等国，游说诸侯，宣扬“仁政”“王道”，始终不受重用。晚年返回家乡，讲学着述，直到去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孟子和孔子一样，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到唐代，已将孟子和孔子并称；元、明时称为“亚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他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凡人都可以为尧舜，每个国君都可以成为圣王。他宣传仁政，抨击暴政，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

13、想。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反对发动不义战争以及剥削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与事。这种强烈的民本思想正是社会变革中时代精神的体现。孟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有所不为的操守，他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出世进退的准则。孟子渴望统治者任用他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每到一个国家见到国君，都反复讲仁政的好处，当他知道这个国君无意用他时，决不附和迁就权贵，而是怅然离开。他对国君采取傲然视之的态度。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 人莫养君子。”还说：“劳心者

14、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对后世有不良影响。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着称，而且极为善辩。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偏激的行为），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孟子的“好辩”也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民有饥色，

15、野有饿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界则百家蜂起，“处士横议”。孟子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要扫清阻碍推行这种主张的各种“邪说”。所以不能不与各种学说进行辩论交锋，以扞卫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这就决定了孟子文章“好辩”的特点。孟子共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篇又都分上、下两篇。孟子是论语之后儒家最重要的着作，汉文帝时列为博士科目。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到南宋时，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题目都来自四书。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三种看法。或认为是孟子本人所着，或认为是他的门徒

16、所着，或认为是他们师徒合着。后一种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孟子是模仿论语的，主要记录孟子的言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主张实行“仁政”，反对诸侯间攻城掠地、残害人民的不义之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还呼吁省刑薄赋，制定民产，对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孟子散文善于运用比喻。有人统计，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共用了159个比喻，可见孟子是善用比喻的能手。用比喻说理，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进行论辩，不仅增加了形象性，富有情趣，引人入胜；而 且显得简洁、明白，更有说服力。孟子的散文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先纵后擒，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