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出核心利益的陷阱走出“核心利益”的陷阱石之瑜中西政治原则之别 “核心利益”近来成为外交界琅琅上口的时髦话。从周恩来主持外交以来,一向重视的是中国对世界整体的贡献。他所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以中国自我为中心的思路,现在竟然如此流行。难到这真的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结果吗?还是在进入哲人其萎的物质年代后,中国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强权所签订浮士德之约,以谋一席之地? 在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中,从来不讲自己的利益,而只会讲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大群体的利益。这个更大的群体,在帝国时代是天下与兄弟之邦,后来是亚非拉国家,再后来是第三世界。如果讲自己的利益,后果会是第三世界没了、兄弟之邦没了、天下也没了。换言之,
2、在传统智慧中,中国永远应该是小我,世界才是大我,中国的利益应该放在世界整体利益中考量。而表达世界整体的概念也与时俱进,以前是“天下”,如今是“三个世界”。过去儒家讲无为,如今社会主义改讲无产阶级。固然,此无为之无,非彼无产阶级之无,但其间都蕴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 “和谐世界”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两个重要原则的提出,其外交战略上的意义,皆是为了化解华府面对中国崛起所感到的不安。“负责任的大国”提出较早,是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保证中国不会造次;“和谐世界”提出较晚,是重申中国没有要与美国争霸的图谋。不过,这两个原则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涵养,不能单纯以战略理解之。这两个原则与欧美熟悉的世界政治原
3、则大相径庭,然而在帝国主义东来导致天朝制度瓦解以降,一度销声匿迹了数百年。和谐再度成为江湖中一种理想世界,不能不说是中国实力渐次恢复之故。 中西国际政治原则的差异,当溯及中西文化的比较。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对群己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重视群体,欧美文化重视个体。在中国文化下,群体是个体的内涵,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但在欧美文化下,个体反而是群体的基础与前提。美国的外交动辄引用国家利益、核心利益之类的观念,不在乎旁人感受,而仍能夸夸其谈。美国相信,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同理,美国就也坚持,任何群体中的个体,都应该有其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个人,就是所谓“普世人权”。 美国与中国看待世界根本不同之
4、处在于,美国认为个体应该高于群体,故个人应该高于国家,国家应该高于世界。如此,为了个体权利,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干预别国内政,而另一方面,为了美国利益,美国可以理直气壮牺牲别国人民的人权。但为何美国常常大言不惭,为自己国家利益而牺牲别人的人权?这是因为,当美国作为个体时,这个国家个体的利益一定是最高的,所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世界的利益,或其他国家的人权,相对之下就不重要了。 可是,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主张人权为“普世价值”。在个体高于群体的大前提下,美国高于世界,美国也期待别国认为他们自己高于世界。另一方面,各国人权应高于各国的国家,当然,美国的人权也高于美国的国家。假如各国国民的人权可以低于国家,就
5、等于美国的利益可以低于世界。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认为,美国眼中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美国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关乎群己关系的根本假设。 中国则是群体文化。外交若以和谐为原则,则中美之间理当存在某种群体伦理,反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情怀。那中国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自我克制,不要为一时之气,而破坏与美国的长远关系。以至于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后,竟愿意承受在人权问题上的大肆攻讦而不与辩论。然而,光是要求自己负责,以求维持对美和谐,只能说是做到群体文化的一个面向。如果美国得寸进尺,不知反省,甚至放纵自己,予取予求,就不可能维持和谐。在固有文化的理想中,并不鼓励乡愿。既然实践
6、上总是很困难,所以道统只能“不绝如缕”。 义理与责任之辨 文天祥说,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如果美国的行为破坏义理,则苟且与美国妥协所得到的和谐世界中,中国是没有办法负什么责任的,只能流于配合。什么程度的妥协是为了和谐,什么程度的妥协是破坏群体,答案存乎一心,究其本,就在于是否合于义理。也就是说,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只是要求自己容忍,而必须进行判断。有待判断的至少有两件事,一是什么是合乎义理的做法。遇有不合乎义理的做法,就不能相忍配合,倘若不确定是否合乎义理,至少必须先观察等待。否则,和谐世界反将鼓励美国片面放纵。 第二要判断的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实力重振义理。在固有文化理想中,实力不是用来征收好处
7、,而是用来维系“天下为公”。故有实力时,便应该制止美国,指出美国行为的不当。若经判断,认为自己实力不足,宁可独行其是,也不能为了和谐而助纣为虐。如今,美国动辄以国家利益为理由,遂行围堵,已然逾越义理分际。美国所谓期盼中国负更多责任,举其大者,不外乎三端,一是要求中国协助或分摊介入所谓失败国家的责任,二是分摊全球治理的成本,三是以“普世价值”之名同意华府干预中国内政。 于今之计,首须厘清中国自己的理想价值,根据群体价值与和谐理想,判断华府所作所为是否合宜,然后可以决定与华府折冲的原则。既然标举了和谐世界,那么中国要负的责任除了是治理好自己之外,就不可避免要对世界大事,提出义之所在。和谐世界的达成
8、,一是要求自己不输出问题到世界,这是今天理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内涵;二是保障各国有治理自己的能力,这要求中国培养更大的实力,以能有朝一日提供美国之外解决各国问题的多种思路与资源,化解美国的放纵与自我,这是负责任的和谐。 1980年代以后,国家利益的观念从西方输入。也许感觉在外交场合讲道理,常讲不通,而且中国的道理讲一百遍,欧美都听不明白,或明白了也不相信。但若改讲国家利益,一切变得好解决。愈是强权,就愈可以只讲国家利益。君不见美国每次背信弃义的时候,就说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国崛起之后,也学会用国家利益的观念与美国沟通,果然看似减轻了外交工作的负担。对于自己能摆脱意识形态,务实地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
9、,让许多人感到得意,也让许多观众感到佩服。 可是,没有大我,岂有小我?连“文革”都革不掉的文化心理,外交官何能铲除?结果,中国人在放弃讲道理的舞台以后,也就失去自己赖以认识世界的大我或群体意识。一时之间,什么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什么,也就分不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一旦没有大我或群体的论述当基础,事事看起来都涉及国家利益。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导致外界把中国自我疏离之后表现出来的焦虑,解读成是中国愈来愈傲慢。 如何把在短期和实际议题上的斗争,放进更大的框架内理解,首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然后才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在遭逢帝国主义包围的年代中,仍能宏观地认识世界,长远地认识目标。所以周恩
10、来时代讲的是立场(purpose),不是利益(interest)。 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立场,是让自己能站在群体高度面对当下的议题,不急于解决、不困于技术、不介意让步、不害怕冲突。一旦能知其不可而为,为而不有,对自己才会有自信,对各国才会有信用。 其实,在实践上,核心利益从来不是真的核心,而是某项利益一旦说成是核心以后,就可以选择性地在需要时测试对方的意图,或在展现自己的良好愿望时,透过对核心利益的让步来表达。打着核心利益的旗号,实质是以便对核心利益进行暂时性的牺牲。比如曾闹的沸沸扬扬的对台军售事件,在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丝毫不变的情况下,为何曾恢复中断的军事交流?目的是要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让美国体
11、会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并暗含着访问结束后,中国随时准备重新升高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对立的意味。这代表良好的关系比具体的利益更需要维护,也代表对美国在若干问题上让步后对回馈的期待。然而,在美国所认识到的,几乎必然与国人希望的相反。 外界期盼的是中国领导人会到美国继续摆脸色,如此才能让外界体会到什么是核心利益。结果却是,核心利益的主张往往遮蔽了中国服膺的义理何在。 比如,就像南海问题的多元复杂关系,只用中国的核心利益怎么能交代得了呢?难道别的国家不能在南海有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吗?再比如,中国的国家利益说,把海外广大心向祖国的侨民们放在何处,他们必须在居住所在国与中国之间选边吗?而这又将面临帝国主
12、义威胁的边疆民族与大中华地区边陲的孤臣孽子置于何地,他们只能自我放逐吗? 核心利益的真正基础 从2009年始,“核心利益”与“和谐世界”已成为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两大论述。和谐世界的构成基础是国家,而国家的构成基础是核心利益,故在理论上,若要达到和谐世界的境界,国家自须相互尊重,而国家相互尊重之道,是避免伤害各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可否以此类推国内的情况说,和谐社会的构成基础是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的构成基础是每个人民自己的核心利益。故在理论上,要达到和谐社会,必须避免伤害每个人民的核心利益?个人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如果笃信和谐社会价值的我们回答不出来,甚至觉得这样发问不得体,奥巴马在国会的朋友会快速接
13、续话题,告诉我们,个人的核心利益就是人权嘛! 简言之,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就形同主张个人的核心利益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倘若坚持个人核心利益有碍于和谐社会,那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如何达到和谐世界?如果个人可以主张自己有核心利益,这样的核心利益是否应该包括社会整体的利益在内?能否有一种个人的核心利益,是不顾及国家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仍然可以合情合理称之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呢?美国与中国两种政治文化所提供的答案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政治文化认可个人价值为最高,个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伸张个人的权利,所以人权、财产权等等就是属于个人不可剥夺的核心利益。 相对于美国,中国政治文化首先认可的,是群体共同
14、生活与生存的价值,所以包括的是每个人都能免除贫困饥饿的权利,亦即社会的发展不应在一些人困于贫穷与饥饿的环境中前进。到了国际的层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所理解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当然就是各个国家的主权与占有资源以利己的权利,而中国的政治文化所理解的,应当是各个国家都能得到发展的权利。 国内的和谐社会靠的是,大公无私的领导人是以政治与道德教育,确保先富带后富。国际社会没有领导人,便必须靠最强的国家来示范,若中国实力不够强,便难以示范,若中国的实力够强,便可以起相当的示范作用。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有意识的起着示范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与美国从事关于人权的对话上,一直坚持着发展权作为国家核心利益的内涵。这一直
15、也与在国内推动改革开放时,强调先富带后富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相互辉映。但是,这样的立场在现实主义话语输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30年后,终于被攻陷。 现今的两个思路,即和平发展与核心利益,前者建立在北京对和谐世界的宣传上,后者则是采用了新近日益受到重视的现实主义论述。和平发展或和谐世界的建构,其假设是国家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大群体,彼此有责任与义务,因此要有意识的照顾彼此,避免用冲突方式解决争端。然而核心利益论的前提是,每个国家有其自身不可分享、不可退让的绝对领域,因此预设了国家间绝不可能真正构成一个群体。北京的设想是,大家把核心利益讲清楚,相互不要去挑战,如此就成世界和谐。倘若核心利益之间有冲突,应该让有
16、关国家自己协商解决,其中,当事国不应该动武,外人则不要置喙。 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发展权,而是只适用于中国自己的主权完整、安全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如今,核心利益不但成为流行话语,也已经主导了和谐世界的论述方向。但如果说,和谐世界论是中国在世界上展现软实力的颜面,核心利益就是转动中国颜面的美国脖子,是美国的软实力所在,也是软实力的真谛所在。 究其源,核心利益最早是专门用来与美国折冲所用的术语,还没有泛滥到用来全面规范对日本、印度等国的政策,更没有用来处理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动。可见,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真正超越对美外交攻防战术的、具有思想性的核心利益概念。核心利益只是以
17、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聪明反应,是故意用美国熟悉的话语,来抵挡美国的单边主义。 然而,在实际上没有核心利益概念,却以为自己有核心利益概念时,就容易导致美国误以为中国每每所谓的核心利益都是虚张声势,或误以为中国对某些看似坚持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弹性。 对中国而言,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能接受,要从意图来判断。中国传统外交智慧重视正确的关系,也就是名分。任何重大利益必须随时为维护名分而牺牲,而任何周边利益也必须在确认名分之际,转为重大利益来对待。就好像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如果觉得马英九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真实的,许多原则问题可以模糊处理,核心利益可以少讲或不讲。但之前在陈水扁主政时,则即使是芝麻大豆的事
18、,也必须寸土必争,以防他“台独”借此成事。 同理,如果美国的意图是和解,就算卖给台湾武器,也可以暂时容忍;如果美国的意图是围堵,就算在越南进行每月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人道救援,也不可接受。正因为如此,没有所谓核心不核心的问题,故今天的重大利益,可以在明天为了奖励或营造和谐而放弃,而今天的边陲利益,可以在明天为了抵抗或惩罚而坚持。如果讲核心利益的话,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倘若两国的核心利益抵触的话,要怎么办呢?是谁的核心利益要让步呢?但如果讲和谐世界的话,让步或不让步是要看对方有没有加入和谐世界的诚意来决定。让步表示相信对方有诚意,或为了探测对方有没有诚意,或给对方表现诚意的机会,否则什么让步都不答
19、应。 这就像为了对国内和谐社会的维护,国家有时不得不遏制个人权利。至于是否妥当,历史与文化的最后判决依据,是其人有没有诚意顾及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有没有聪明的政治计算与权宜考虑。假如冒昧地把国家在主权范围之内的垄断与成长,当成是所谓的核心利益,再把这样的核心利益说成是和谐世界的绝对基础,等于就呼应了人权与财产权是和谐社会的绝对基础,那和谐社会就难有充分基础,和谐世界的理想也会失其号召力。 因此必须思考的是,“和谐世界”作为当前中国外交界提出对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期许,是否中国为了和谐便应凡事相忍?维持和谐的理由是什么?比如,为维持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和谐气氛,应该对华府我行我素的行为容忍到什么程度?
20、“负责任的大国”是当前中国外交界对中国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期许。中国能否片面决定自己如何负责?中国面对世界和谐遭破坏时的责任是什么?比如,面对华府主张人权为“普世价值”,北京是否应该服膺之以表现对世界负责? 和谐不等于让利 准此,在实践和谐世界上不能也不应该是和谐的,这就像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是一样的,核心利益不能也不应该是绝对的。所以,在适当的关系得到承诺之前,中国不能径行让利,因为靠让利来与他国建立默契所营造的表面和谐,在尔虞我诈的国际间与政治权谋的各国国内,都非常脆弱。最起码,在情况要求必须片面让利的同时,己方不可阿Q地假定对方已经接受某种默契,才不至于因让利而制造自己面子的压力,最后陷入
21、恶性循环。 至今,台湾朝野政党抗拒统一的立场仍待扭转;华府围堵中国的战略并未化解;边疆依旧大小事故不断,南海更见各方动作频频。简言之,和谐固可培养体谅之情,促成彼此相让,但是相让却未必带来和谐。为处理各种不满或猜忌,促成和谐,往往是中国片面让步,以为为对方带来的好处,或可缓和冲突。但是所有的让步都隐含了责任预期,亦即对方应同意以和谐为交往原则,不继续在争议的事情上片面行使自己的主张。 然而,因为获得让利而暂缓的对方,多数不接受这样的责任预期。他们体会不了让利的意义,甚至怀疑是缓兵之计,所以他们只是便宜行事,并无责任感,在拿到好处之际,暂不做声而已。等到形势有不同发展,往往故态复萌。之所以形势会
22、变得更严重,是因为对方为短期好处暂时默不做声,因而就有罪恶感;即使个人没罪恶感,也会被他们的政敌攻击为背叛,所以就需要在隔一段时间后做出强硬表态。这样的强硬表态,就是对中国过河拆桥、违背承诺的报复,甚至变成引蛇出洞的证据。于是中国不得不进行某种惩处,才能维持自身信用。然后惩处行动又变为中国居心叵测的证据。 用片面让利来营造和谐,结果常是自己下不了台。和谐政策的推动,因而不能只靠片面让利的政策。中国准备自己做多大程度让利,对周边各个内外相关行为者有什么责任期望,而他们分别对华府有什么战略利益?往往周边地区行为者都舍不得放弃中国在短期中自愿的让利,但将试探性的让利当成示弱,拒绝自己互惠反馈的责任。长此以往,所谓和平白皮书在实质上将成为“冲突白皮书”,因为它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在将来冲突升级时,用来为中国为何愤怒以至于采取冲突的正当性辩护。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化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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