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docx

1、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钱耀鹏【英文标题】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attle-Axes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In 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well-developed battle-axes and a strict institution of their use, which became a clear reflection of her originality among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of antiquity. These we

2、apons not only played 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ly deriving the character Wang 王, but also deeply went into the ritual of political life.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related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nd later historical ag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m w

3、ith literal records and ethnographical evidence have forcefully confirmed the value of these implements in anci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Their mounting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ancient politics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i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warfare. Especially in prehistoric wars,

4、battle-axes were the most effective offensive weapons, the users of which often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close combats, and these weapons were thus taken as attributes of the rulers power and dignity. Jade and other precious stone battle-axes in the Longshan period and bronze ones in the Shang and

5、Zhou periods were morphologically multiple and complex. According to literal record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ypes of common battle-axe, yue, qi, and peculiarshaped battle-axe. The former three may have been named in the light of their siz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length to their width, wi

6、th the wider called yue and the longer, qi. From the Neolithic Age, battle-axes used as funeral objects showed the tendency that the later the time, the less the tombs with battle axes, and these grave goods wer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in a small number of large-and medium-sized tombs, especially

7、 in male burials. Textu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home and abroad evidence that battle-axes not only symbolized monarchical power, but also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using institution based on the politics operated by monarchical power, in which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b

8、attle-axes and their quality, size and arrangement were all concerned with their users status and position. Moreover, they were often deified and used as sacred objects in religious an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or directly taken as implements of the god of war. The ancient Chinese battle-axes using in

9、stitution rose in prehistoric times, shaped up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periods, prevailed in the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periods, and lasted down to Tang and Song times. It was sprea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 and other areas of East Asia, exerting wid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se re

10、gions. 目次 一斧钺的功能与意义 二斧钺的名称与分类 三斧钺随葬现象的考察 四斧钺与王权的象征 五王权政治与斧钺制度 六斧钺的宗教意义 七斧钺制度对东亚的影响 斧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不仅跻身于祭祀或最高赏赐礼遇“九命之锡”的行列，同时也是舆服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学术界已普遍注意到斧钺与“王”字起源乃至王权政治的密切关系，并分别就史前以及商周时期的斧钺进行过一些专门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然而，人们却很少关注斧钺与王权政治发生联系的社会原因，以及历史上曾经客观存在过的斧钺制度等问题，至于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则更为鲜见。本文根据国内外考古发现及中国历史文献记载

11、，拟从斧钺的功能意义、名称分类、随葬现象入手，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斧钺何以象征王权，以及王权政治中的斧钺制度、神化宗教意义等问题。 一斧钺的功能与意义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斧钺”合而使用，其内涵明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斧类工具。在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系统中，特定的文字形态无疑当与具体事物及其所隐含的社会意义密切相关。斧钺之所以能与“王”字起源联系在一起，获得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历史根源似乎不大可能肇始于文字已趋成熟的商周青铜时代。而且在古文献中，斧钺也常作“斧戉”，亦即戉可能本无金旁，或因后世多为金属制品而加之。这些事实似已从文字发生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斧钺”可能与史前石斧的社会功能及其

12、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所拥有的特定历史意义密不可分。 石斧起源甚早，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状似新石器时代乃至后世斧钺的打制石斧。其后，磨制石斧的形态愈来愈规整，且更为适用。作为工具，考古发现中石斧的缚柄方法已屡屡证实了它所具有的砍伐功能，并广泛用于砍伐树木、木材加工及房屋建造等生产活动。许慎说文也如是解释：“斧，斫也。”不过，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石斧还具有另一重要功能，即经常作为战争兵器使用。从世本作篇记载及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的相关内容来看，蚩尤所发明的“五兵”就包括斧类兵器(图一，1)。另据东汉袁康越绝书记载，风胡子曾与楚昭王如是论“兵”：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

13、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古人对工具和兵器发展阶段的这一哲理性猜测，其中也都隐含着石斧作为兵器使用的社会功能。而墨子鲁问第四中又有“斧钺钩要，直兵当心”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斧钺的功能与使用方法。从考古发现来看，不仅石斧作为战争兵器的事实难以否定(后文详述)，又有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的大量存在，两者可相互印证，证实了史前战争存在的客观事实。据民族学资料分析，史前战争形式可能还有远隔战、伏击战、奇袭战、近身或近接战之别，但主要战争形式则应存在着由远隔战(远距离对攻战)逐渐向近身战转变的发展过程。而不同的战争形式对兵器种类的要求当有一定区别，尤其兵器种类的比例组合或使用方法应与主要战争形式

14、的发展变化相适应。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器的专门化特征势必趋于显著，而兵器种类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不过，就使用方法及其突出特点来看，史前兵器主要可分远程和手持两大类。远程兵器是指用以远射和投掷者，如弓箭、石球(流星索)等；手持兵器是指用以近身肉搏者，石斧则最具代表性。远程兵器虽可用于各种形式的战争，但在近身战中的作用明显比较有限。如弓箭虽是远隔战的主要兵器种类，但在近身肉搏战中，其抵御进攻的防御性能更显突出。即使用于进攻性的战斗，通常也只能作为辅助性的进攻兵器使用，且因携带数量限制而无法适应近身战的全部需要。而手持兵器则不然，既不受携带数量的限制，又能使近身肉搏战持续进行直至战斗结束。因此，随着近身

15、战的日益普遍，手持兵器逐渐成为主要的进攻性兵器，手持兵器的比例不断得以提高。即便如此，我们对斧钺功能和意义的认识似乎还不够充分，仍难理解为何在诸多兵器种类中惟独斧钺之形演变成了“王”字。 图一 1.蚩尤像(吴白庄画像石墓)2.青铜斗斧(伊拉姆王国)3.青铜牌饰(前南斯拉夫瓦奇) 在手持兵器中，除石斧以外，大型石刀等皆可手持使用。然而，大型石刀仅在少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有所发现，如江苏南京附近的北阴阳营文化和安徽境内薛家岗文化中发现的多孔石刀。石锛似乎也可作为手持兵器使用，但其缚柄与使用方法则可能限定了它在激烈战斗中的灵活性与杀伤力差(图二，1)，很难发展成主要的进攻性兵器。至于石矛，则稍显复

16、杂，既可投掷，也可手持使用。尤其中国新石器时代石矛的使用方法是否如同类青铜兵器，尚需进一步分析。作为工具，石矛的出现时间也相对较早，而且多以投掷方式普遍用于狩猎活动。基于狩猎活动的影响，石矛最初作为兵器使用时，可能较多地沿袭着投掷使用的特点，但这并不能说明石矛始终都是投掷类兵器。不过，从石矛始终少见于黄河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来看，史前人类对石矛性能的开发利用相当有限，其使用方法和功能也很难获得重要的发展。尤其三代率先流行的主要手持兵器种类不是铜矛，而是钩砍用的铜戈，又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一定程度地验证了史前石矛不大可能成为主要手持兵器的事实。国外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实，在一些古代文明较

17、为发达的地区，甚至青铜时代的矛仍然被作为投掷兵器使用。如在伊拉克境内拉格什城址发现的安那吐姆鹫碑上所镌刻画面中，除持枪突进的士兵方阵外，战车之上战士或王者身旁的箙中所盛即应是投枪，说明在苏美尔王朝初期(公元前3000-前2350年)，有时矛(枪)还被作为投掷兵器使用(图二，2)。尤为典型的是，1983年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瓦奇地方发现的青铜板所铸图案，直接揭示出公元前5世纪前后矛和斧的具体使用方法。画面中央的两位骑兵先以投枪对决，左侧坐骑腿部中枪，骑兵头盔也被击落，披头散发但仍奋力投枪；右侧骑兵用尽投枪，又趁势挥斧欲砍，明显占据上风。骑兵身后各有一名步兵，左侧步兵眼见情势不妙，一手执枪和盾，一手挥

18、斧助战；右侧步兵则持枪执盾，作静观战局变化状(图一，3)。此外，投枪在民族学中的实例似乎更为常见。历史上，南非的祖鲁族长期把石矛作为投枪使用，后来才由被誉为非洲之拿破仑的大指挥官查卡(或恰卡)导用手持短矛取代了以前的远投方法(11)。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史前时代的石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作为投掷兵器来使用的。 这样看来，在整个史前时代，石斧似乎就是最基本的手持兵器种类，而且石斧作为兵器用于史前战争的实例，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也屡有发现。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赵宝沟文化大型房屋F2中出土1件长18.2厘米的精致石斧，系以斑纹精美的石材磨制而成，通体皆具光泽，顶部一面以细线雕刻出人面纹图案(12)(图二，

19、3)，显然不是一般的生产工具。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1件成人瓮棺上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13)，画面中的石斧显系精心制作，也不像一般的生产工具，而应是用于战争的兵器(图二，7)。有学者研究认为，衔鱼之白鹳应是被葬者氏族的图腾，而整幅绘画则可能是为了纪念被葬者生前曾率领本氏族成员在对以鲢鱼为图腾的部落战争中取得过决定性胜利(14)。如果说上述事例还不够充分的话，则以下证据当可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河北邯郸涧沟遗址2座龙山时期房基中各发现3具人头骨，除去表面钙质结核后，即可清楚地看见每个人头骨上都有若干长条状斧砍痕迹，并被剥去了头皮(15)。另外，不少新石器时代墓地所发现的无头墓葬，尤其云南宾川白

20、羊村遗址34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10座为无头一次葬，6座为缺少头骨二次葬，无头墓比例之高，当是史前战争与猎头习俗的重要例证(16)。这些墓葬中的人骨无头现象大多可能是以石斧砍去头颅后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因为其他兵器通常很难迅速甚至无法割断头颅。 商周以来，尽管斧钺已逐渐退出了最主要进攻性手持兵器的行列，但商周青铜铭文以及云南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斧、铜铸图案等也间接证实了这一分析结果。斧钺用于砍头的图铭，在商周青铜铭文中屡见不鲜，无须赘言。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M13出土的1件铜斧所铸图案中，有一骑马战士手持曲柄斧，另有一人则手提1具人头骨，反映的可能就是猎头而归的凯旋场面(17)(图二，4)。

21、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M13出土的1件铜牌图案上，除前面一位战士手提1具人头外，后面一位战士左手也提存1具头骨、且右手执大斧、脚下还踩着1具无头尸体，明显当是以斧砍去头颅的真实场面(18)。在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西壁画像石的战争场面中，两把大钺相对而插立于兵器架上，斧钺内侧还悬挂有2具人头(19)(图二，6)。这些发现当可说明斧钺不仅是最有效最重要的猎头工具，而且更应是近身肉搏的手持兵器，并沿用于后世，其中也不排除作为军法乃至刑法之刑具的功能衍化。 图二 1.木柄石锛(洋渚遗址)2.镶嵌战车(乌尔王陵遗址)3.人面纹石斧(小山遗址)4.铜斧(李家山M13)5.青铜斗斧(洛雷斯坦文化)6.斧钺器架(孝堂

22、山画像石)7.鹳鱼石斧(阎村遗址) 在国外，尤其是古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无论是石斧还是铜斧或铁斧，作为手持兵器使用的实例也屡见不鲜。在苏美尔王朝初期，除前文所述投枪外，还存在着大量且种类丰富的战斧，而且在碑石等塑像中也发现有持斧战士或将军形象。其中在马里城址出土的镶嵌用石板上雕刻有战争凯旋的场面，人物塑像呈两列并行，一列4人装束似为将军形象，除最后1尊塑像部分残损，前面3人皆左手执斧整齐而行；另一列则为战士押解俘虏，前面1人双手郑重执握某种仪仗物，后面的人物则以乐器演奏凯旋曲(20)。西亚的伊拉姆王国文化、叙利亚的迦南文化(公元前20前4世纪)以及分布于伊朗高原西南部扎格罗斯山地的洛雷斯坦文化

23、(公元前12世纪前后)等，都发现有战斧，战斧上一般都刻铸有体现凶猛与力量的动物形象(21)(图一，2；图二，5)。在分布于欧洲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的钟杯战斧文化中，就存在着大量的石斧，并清楚地显现出石斧与青铜斧相互影响的迹象(22)。在印度、埃及、中南美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战争兵器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知，弓箭和石矛是随着狩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远射或投掷工具。作为战争兵器使用后，一方面可能仍保持着狩猎活动中的主要使用特征，另一方面又因使用方法及携带数量的客观限制，难以成为史前战争中主要的进攻性兵器。而石斧无论是在狩猎经济还是在农业经济中

24、，始终都大量存在并手持使用，因而在规模越来越大的近接战中，似乎只有石斧能够成为主要的进攻性手持兵器。可以认为，石斧既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同时又逐渐发展演变成史前战争中最主要的进攻性兵器之一，在战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大地强化了斧钺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二斧钺的名称与分类 斧钺类兵器是由砍伐类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那么在同类工具和兵器之间究竟有无区别，或者说战争兵器在其专门化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有别于生产工具的形态特征的变化？可以肯定，即便是同类物品，由于战争和生产活动的具体情形大不相同，势必导致对工具和兵器的要求有所区别。进而，具体用途方面的差异必然又会导致同类物品中工具与兵器形态及其性能的分

25、化演变，逐渐形成一定的区别。 客观上，石斧作为砍伐类生产工具，结实耐用本身就是保证劳动效率的因素之一，又因劳动过程中一般不存在生命危险，所以对缚柄方法的要求可能也不会太高。作为兵器的斧钺则有所不同，在结实耐用的基础上可能更加注重锋利程度，同时由于战争中始终存在着生命危险，因而对其牢固性亦即缚柄方法的要求甚高。据考察，史前石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体态厚重结实，横断面近椭圆形，磨制相对不甚精致且通常没有穿孔的石斧；二是体态相对轻薄锋利，横断面近长方形，磨制较为精致且常有穿孔或呈有肩石斧者。理论上，体态厚重结实者比较适合砍伐更为坚韧的木材，无穿孔则说明人们不大重视斧体与木柄联结的牢固程度，因而作为生

26、产工具使用的可能性很大；而体态相对轻薄锋利者，明显不大适合木材砍伐，但灵活性及一次性砍伐效果较好，而穿孔或有肩则说明人们还非常重视斧体与木柄联结的牢固性，这些性能特点似乎无不适合战争兵器的要求，因而可能多属斧钺类兵器的范畴(23)。只是基于专门化程度的影响，最初斧类工具和兵器之间当无太大区别，亦即石斧穿孔与否等还不能作为区分斧类工具和兵器的惟一标准。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斧类工具和兵器的分化始显端倪，斧钺类兵器的穿孔等现象渐趋普遍。这应是长期实践过程中人类认识水平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战争兵器日渐专门化导致形态演进的必然结果。 从文献记载来看，斧钺类兵器至迟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斧、钺、戚等名

27、称之别。尽管文献中对斧和钺的区别多有涉及，但若将斧、钺和戚三者联系在一起，则其间的差异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也就是说，不同名称背后是否包含着大小或形态诸方面的具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能否追溯到史前时代，仍有不少疑惑之处。这也使得斧钺类兵器的区分与定名不甚一致，尤其新石器时代相关石器的定名则更显混乱。因而，有关斧、钺和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仍是难以忽视的问题之一。 在古文献记载中，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郑玄释钺为“大斧”。许慎说文中亦云：“钺，大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疏中则更加明确地述及斧、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言“钺大而斧小”。显然，斧、钺属同一类器物，斧钺二字也常在古文献中同时出现，并成为这类器

28、物的代名词。不过，这些记载只涉及斧钺相对大小之别，并未说明两者是否还存在着形态方面的差异。如果再把戚置于其中考察，则斧钺之间的大小之别又显得模糊而不够准确。有关诗大雅公刘中“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之句，毛传云：“戚，斧也。扬，钺也。”明显视戚为斧。但说文又释戚为“戉也，从戉尗声”。而汉书颜师古注曰：“钺、戚皆斧属。”尤其在涉及商代(王)时，或戚或钺，如“殷执白戚”(说文引司马法)、“汤自把钺”(史记殷本纪)等。这些情况说明，所谓戚，或斧或钺，皆无不可，但又没有证据显示戚的尺寸大小介于斧和钺之间。另据礼记乐记记载，古之舞者，左手执盾，右手执戚。在礼制森严的王权社会中，作为武舞用戚，既不宜过大更不能

29、逾越礼制。若把“殷执白戚”和舞者用戚联系起来，则商王之戚不大可能等同于舞者用戚，即戚类兵器本身可能也存在着大小之别。看来，斧、钺和戚三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仅仅局限于尺寸大小方面，可能还涉及形态特征方面的区别。而戚之所以“从戉尗声”，或与尗(菽，豆类总称)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或因戚形状狭长如豆荚。也就是说，戚很可能就是一种相对较为窄长的斧钺，其间亦可有大小之分。即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斧、钺、戚同属斧类器物，其间既有相对大小之别，又有以长宽比例为主要内容的形态特征差异。 图三斧钺演变谱系略图 1、2.沙窝李(M6:1、M16:1)3、4.裴李岗(M4:5、M1:5)5.姜寨(ZHT8M170:5)

30、6、7.龙岗寺(M304:1、ZHT14H462:3)8.下王岗(T4:232)9、12.王城岗(WT259H705:2、WT96H210:2)10、11.陶寺(M1364人骨与石斧、M2031:10)13. 伯墓地(BRM1乙:52)14、15.二里头(K3:81、YGVM6:1)16.齐家(M19:31)17.台西(M22:1)(112.石器，15、16.玉器，13、14、17.青铜器) 无可置疑，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青铜时代，中国历史也是连续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文化特征便具有不间断发展演变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斧钺类兵器方面似乎也有所体现。即如果我们联系起来考察，也就不难发现商周青铜

31、斧钺与史前石斧钺之间存在极深的渊源关系。即便在青铜时代初期，石斧钺仍然在一些地区大量流行。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斧钺，全部都是石质或玉质，仅个别带有铜附件(24)，其形态与类型特征也都类似于史前石斧钺。学术界往往以某种形态特征为标准而划分史前斧钺的类型，充分体现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特点。但如果把史前石斧钺与商周青铜斧钺联系起来，再参考有关的文献记载，似乎就需要以更加宏观的形态特征为标准进行类型划分。我们曾以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资料为基础，初步把斧钺类兵器划分为常型斧、戚型斧、钺型斧A和钺型斧B四种类型(25)，并将其长宽比例概括如下。常型斧长宽比例一般约为2:1、戚

32、型斧长宽比例约为3:1、钺型斧A长宽比例约为11.5:1，而钺型斧B即所谓有肩石斧，体长宽比例一般类似于钺型斧A(26)(图三)。这种类型划分及长宽比例方面的形态特征概括未必十分准确，却也大致反映出了斧钺类兵器的基本类型及其主要特征。而且，这些类型的斧钺存在于许多地区。当然，就某一地区而言，斧钺类兵器往往还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类型划分，但皆可理解为这些基本类型的延伸。另外，在上述四种类型之外，还有一些形制特殊的斧钺，或可统称为异型斧钺，如耳形钺、不对称形钺等。至于史前时代的环状石斧是否可以归入兵器类斧钺的范畴，一时难做定论。 三斧钺随葬现象的考察 埋葬习俗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并可理解为现实社会的折射或抽象化表现，尽管情感或宗教因素还会导致某些变异。事实上，随葬习俗主要还是模仿现实生活而有意识埋藏的，能够一定程度地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以石斧或各类斧钺随葬的现象，多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墓葬之中，相关遗存在黄河及长江流域发现较多。通过重要墓葬中斧钺随葬现象及其出土状况的考察分析，当可窥探出斧钺在古代，尤其史前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墓葬主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