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西迁名人故事.docx

1、交大西迁名人故事交大西迁62 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 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62 年后，他們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 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缘起1955年 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 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 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 党中央决定 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 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交大内 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

2、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 白天晚上不间断。 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 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 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 他至今记得当时的 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 4月 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 会通报中央的决定； 4 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 安察看及选择校址。”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 &lsquo: 宁要市区一张床， 不要郊区一套房 &rsquo: 。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 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

3、了共识。1955年5月 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 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 想。“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 么艰苦的地方去？” 87 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 名普通教员，她笑言， “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 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 41 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 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

4、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 惯，也是必然的事。 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 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 壮大、成荫。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现今 84 岁的退休教授胡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学生， 1956 年毕业 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 回想当年的情境， 她依然心潮澎湃：“就 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迁徙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 1955年至 1957年两学年内，全校 在上海的 2812名学生、 1472 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 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继先遣部队之后， 1

5、956年8月 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 去的专列。当时，乘车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 “向科学 进军，建设大西北！”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高昂，嘴里不时哼唱着 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年，17 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 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 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 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 义无反顾地成为 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 为了积极响应迁校号召， 心无牵挂地奔赴大 西北，他们中的许

6、多人，毅然卖掉交大或上海的原有住房。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 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 ， 但他安顿好夫人后，毅然决然只身加入首批西行的队伍中。在当时西迁的 25 名教授中，时年 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 1957 年临行前， 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 将自家位于上海国际饭 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 4 个孩子随校西迁。“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 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所牵缠，钱是身外之物，

7、不值得 计较。”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学俊这样解释。来到西安后， 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创建了全 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年 7月，98岁高龄、 仍在上班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 16 岁，年龄最大的 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 66 岁。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 领导的照顾， 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 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 的沈伯参不仅带头西迁， 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 作为驻 沪办事处。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 1956 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 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

8、有所调整， 交大内部也曾发起西迁是否必要的 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 1957年 7月，迁校方案调整，学 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 海，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 作为交大上海部分。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开展到 1958 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交大的动力系和机电各系大都 陆续迁至西安。全校 70%以上的教师、 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 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 西安。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艰辛上世纪 50 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 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

9、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 电线杆歪七扭八地立在马路中心。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 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南侧。 1955 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 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座荒坟点缀其间， 乌鸦成群。1956年 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 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 8 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沾 衣。“学校还在进行基建， 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 大家形象地称 &lsquo: 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 &rsquo: 。”他说。杨延篪教授 1929年生于香港， 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

10、当年 西迁的艰苦过程，他记忆犹新： “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 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 周围是荒郊， 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交大 55 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 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 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 凳，那是学生听大型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 草棚大礼堂面积很 大，又四面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 跺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 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处其中，仍发现困难比想象

11、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史维祥说，上世纪 50 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 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给 每户照顾发大米 30 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粉、 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 “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 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 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 富强的新中国， 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 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 从未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

12、研究与探索。 胡奈赛说， 在当时的 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投入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 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興办和发展上。 授课之余， 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 的讲义教材， 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的著作相媲美的中国版 材 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食堂，却第一个到 教室给学生上课， 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 室。院士谢友柏， 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 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名年轻教师， 从绘制设计图开始， 直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的地上躺一躺， 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 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时任副校长的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 ，指导青年教师。而校长彭 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 没有因为迁校 而迟一天开学， 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 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 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被视为奇迹。交大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 60 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 地扎下根来，经过 62 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