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觉金陵梦.docx

1、可怜一觉金陵梦可怜一觉金陵梦” “可怜一觉金陵梦”吴晗谈片施京吾 少年时，正逢改革开放，父亲带回一本朱元璋传，作者吴晗，正是本文传主。朱元璋传大约是我与“学术著作”的第一次接触。我从未削减过对中国史之兴趣，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筚路蓝缕，最终令我投身于欧洲史对于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需要在另外一个可参照的世界里寻找现代文明的缘由这是一条惯常路数：从晚清第一批留学生闳容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寻觅。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也是寻觅者之一，当他坚定信念、献身事业的时候，他的信仰不仅粉碎了他的信念，也剥夺了他的生命。1980年，其好友、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

2、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音容犹在，吴晗却早已化骨成泥。师法胡适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其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生，家道颇严。而吴晗少年聪慧，自小钻营历史，对明史产生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还早熟，十二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又学会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来，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时，其家道衰落，吴晗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在未经父母许可下，他于1928年夏独

3、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但一年后该校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吴晗求学时最重要的履历是与胡适的交往，胡适以自己的热情、真诚、豁达，深深影响了吴晗的学术成长。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就他就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于是，他于1930年3月19日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于1930年8月来到北平，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

4、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到吴晗信的第二天（1931年5月6日）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家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私淑弟子。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门功课，在参加北大考试时，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新生录取规定，有一门零分是不得录取的。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的是同样成绩：文史、英文满分，数学零分。但清华却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到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

5、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胡适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信中，胡适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胡适对吴晗不可谓不恩师。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信件中，对这为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并要求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则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的

6、影响极为深厚，入骨入髓。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其大事为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所辖东三省沦陷，以致群情激忿，吴晗显然是一个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信中尖刻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

7、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眼光具有远大的历史性，可在那特定时代，又有几人能够接受？有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他求学之需，他始终把胡适视为“恩师”，并承认“受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年轻的明史专家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胡适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清华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其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

8、学大家。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经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

9、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其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对官修历史产生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到：“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是，二十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年鉴学派也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

10、批史学大家，如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弗朗西斯傅勒，一直影响至今。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可以见得的是，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相比欧美学界，虽不能并肩而立，但追赶已不是遥遥无期，中国学术界在各方面都拥有相当杰出的人才，如，宪政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费孝通、心理学家潘光旦，等等。婚姻与革命正逢其时，年轻有为的吴晗开始了自己的婚恋生活，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的落花流水。在我看来

11、，胡适在中国倡导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民主、自由、宪政、宽容，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才能普及全民。而此时中国内忧外患，虎狼环伺，吴晗年轻，一腔爱国热情是等不及的。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离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他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袁震，一来二去，便生出几多情愫，两人变成了情侣。袁震在病榻之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能考取清华历史系，说明她学力不浅，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她取笑吴晗：“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

12、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吴晗对袁震的倾心，实在是性情中人。后来吴晗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爱情总是法力无边，吴晗不仅抗拒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终与吴晗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两个月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云南成为历史教授，此时吴晗年仅28岁。抗战爆发，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学校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三年的吴晗重回母校，吴晗的思想开始全面左转。此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

13、被宣传的沸沸扬扬，诸如孔祥熙用飞机抢运私产、带狗上飞机之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这些帐一股脑儿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其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批判越来越激烈。查吴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他选择了左翼道路，便开始抨击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

14、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吴晗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同时还拥有一颗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又是要大加疑问的。他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尽管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但毕竟已处现代化前夜，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采用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循序渐进，怎么还能寄托于古代的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包公式的清官以治世手段呢？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而到了六十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

15、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化约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爱国民主教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特别在经历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后，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成为著名的民主爱国教授。他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听到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吴晗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到，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

16、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在7月17日和18日晚上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吴晗更是巨大鼓舞，他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个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吴晗此时已成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中共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上了被抓捕名单，经地下党安排，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

17、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所感染，不久就心悦臣服地接受了。1946年他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吴晗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是耶？非耶？这就让历史作答吧。吴副市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交接，吴晗随后手中共委托，以军管会

18、代表身份先后接管了北大、清华，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10月1日，政权鼎革，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于11月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毕竟学者，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不愿接受，希望能继续明史研究。归国后，在周恩来的劝慰下，他成为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吴晗念念不忘其本，他主持出版了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等工作，这都是史学界的重大工程。尤其是在定陵的发掘问题上不能不说这与他个人兴趣有很大关联，他甚至有全面发掘十

19、三陵的想法，但遭到了郑振铎、夏鼐的坚决反对，他们在发掘完定陵后向周恩来直接建议，短期内不要再开挖帝王陵墓，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吴晗也只好作罢。而在北京古代建筑的拆毁上，吴晗也是积极支持者，不能不说，吴晗在相当程度上丢失了一个史学家的本分。早在1948年吴晗与毛泽东初会时便提出入党要求，1949年1月，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但“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并请周恩来与之面谈。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八年之久。1954年吴晗给彭真写信，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谦卑地表示：“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也没人告诉我，做

20、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吴晗在信中表态将“努力工作，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也难怪毛泽东对吴晗不放心，1954年10月，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大多数都表了态，罗隆基、许德珩、茅盾、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顾颉刚、游国恩、王家楫等人纷纷投入到对胡适批判中，而深受胡适影响的吴晗则一言不发，没有写下一个字。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在吴晗多次要求下，直到1957年3月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刚入党的吴晗四面春风、意气奋发，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早由崇拜而迷信。他入党可谓“恰逢其时”，数月之后，“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到来

21、。此时吴晗哪甘落人后？他积极投身运动，7月7日，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报告，报告措辞尖锐、声色俱厉地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盟的老上级、老朋友，吴晗控诉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报告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报告不仅严厉，而且还言过其实地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此时的吴晗充满激情，在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取出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这封信的内容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黄裳认为

22、：“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如此揭露，令人心惊胆战。一副左爷形象冉冉升起，伤害了不少人。反右结束，吴晗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遭遇文革但“极左”的吴晗并没有领会“极左”的真谛，他的“左”不过是对“党”的倾身倾心，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并在这种迷信中自我的彻底丧失。从朱元璋传的修改经历即可看出，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什么，到底要达到如何目的，非但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也无法领会。朱元璋传有多个版本，最初的底本就是民国时期所著的由僧钵到皇权，基础材料相当扎

23、实，但影射色彩相当明显。到1954年的油印版朱元璋传时，毛泽东曾倾身相阅，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那么坏。”并且在给吴晗信中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实，这是个委婉而严重的结论。但到底如何才能“写得好点”？吴晗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大量材料实证，虽然在性质上肯定了朱元璋晚年的杀戮行为，进行了正面评价，但材料上却把朱元璋越写越坏，因为资料越多，朱元璋的残暴就被揭示的越多，吴晗最后也不得不指出朱元璋的残暴他根本不知道，秦始皇、朱元璋才是毛泽东心仪的帝王。而毛泽东之所以犯下滔天错误，不能不说与他的历史观、价值观有着重大关联。最后

24、一版朱元璋传出版于1965年4月，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江青的指责，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要对该书进行批判吴晗根本不知道的是，江青此时已经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人马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此时出版该书，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姚文元一文的出笼已多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文章出笼后，虽然引起相当不满，但并未引起重视，一方面姚文元本人此时影响不大，另外，刊登此文的文汇报归上海地方管辖，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文属“来历不明”，北京市委这种毫无由来的攻击，当然不会转载。这时，谁知道文章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是毛泽东呢？由于没有引起反响，毛泽东利用江青等，采用各种手段逼北京表态，并给吴晗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奈之下，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人民日报于30日予以转载。由此，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渐成全国事件，并且扩大、蔓延、尖锐起来。到1966年3月，毛泽东则多次“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而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已经从最初的“辰伯先生”到后来的“吴晗同志”变成了“反共老手”。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吴晗，调门不断升级。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