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的万里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docx

1、潜伏中的万里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潜伏中的万里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 （接前一篇）本文前面所叙述的万里浪在“军统”和汪伪特工系统中的部分经历，是我们从所有能在公开史料中见到的。但由于潜伏中出现了万里浪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而且是以汪伪特工系统中唯一一个代表人物出现，既有真实的职务，真实的姓名和演员形象，网友们热议该剧的同时，也对万里浪做了一些评论和描述，只是关于其生平和经历的描述多有不实。一般来讲，以己之见，论世间万物，言者无罪。但凡有一点，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有的文章八卦得让常人一眼就看得一清二楚，大不了一笑了之，而有的文章则扑朔迷离，让人真假难辨。笔者对万里浪在湖北的后人略有了解，

2、并认真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权且也来说说万里浪，算一家之言吧。一、关于万里浪生平。万里浪的生平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万里浪为湖北省原枝江县（现枝江市）江口镇（现马家店街办江口社区）人，出生于1905年。但现在在坊间流传的多有不实，下面几点还是有必要予以澄清。一是在很多史料中都不同的说到万里浪系四川合川人，山东人，这应该都是其在外隐瞒身份的刻意和不知其者的猜度所为，甚至于网上还另有一万里浪是日本人可笑说法。真是斯人早已去，来处却不知，有点可悲。二是关于万里浪的出生时间。有关“1900年10月农历初八”（顺便说一句，这种公历和农历的混合记法有点不伦不类）和光绪34年8月21日即公元1908年生（谷歌网

3、源自湖北省志民国人物志稿）的说法，应该都是不准确的。用一个事实即可证明万里浪1924年和松滋县（今松滋市）杨氏结婚，1926年育有一子，这毋庸置疑。如果1900年生，万里浪则24岁结婚。如果1908年生，万里浪则16岁结婚。前者年龄太大，有违当时的国情，而后者年龄太小，且不符其“终年41岁”的事实。湖北省枝江县枝江县志（1990）言1906年生，按照我们国家的记法和习惯也有可能是一致的，因为这里没有考虑公历和农历的问题。三是关于有的文章说“1931年，万里浪与上海大学天津籍女大学生王姓姑娘结婚” 。关于这句话要说三点：其一、万里浪是否是“1931年”和“王姓姑娘结婚”？按照下面其二要提到的万夫

4、人年龄推断来看，应该不是，因为那时万夫人才15岁左右。这个年龄结婚，不符合万夫人当时应为现代女性的身份；万夫人曾自述为“东北的流亡学生”，而1931年“918”事变以后才产生有“东北的 流亡学生”问题。由此可见，万里浪“1931年”和“王姓姑娘结婚”，其时间是肯定不对的，最起码也应该是1931年以后，至少是30年代中，这既和其子女的年龄一致，也和万夫人当时的年龄、身份相吻合。其二、万夫人是否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对此，笔者抄录一段上海大学的历史沿革如下（源自上海大学网站）：“上海大学于1994年5月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而成。原上海大学建立于1

5、983年，下设文学院、国际商学院、美术学院、工学院和法学院。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曾经有过一所上海大学，它建立于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校长为国民党人于佑任，共产党人恽代英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还有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在该校任职任教。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强行关闭了该校，（因而该校）建校历史很短”。这也就是说，1927年1983年间上海是没有“上海大学”的。万夫人于2005年去世,我们不知道其准确年龄,只知道其去世时80多岁,就算是89岁吧,即1916年生,“1927年”时的“上海大学”被“强行关闭”时,也就才11岁左

6、右,1931年则更无从谈起什么“上海大学”，因此，说万夫人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万里浪什么时间结婚，万夫人是否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其实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依此以讹传讹，则一句话就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其三、万夫人是否是“天津籍”？这可能是作者根据万夫人后来定居天津的“合理”推断。前面说过，万夫人曾自述为“东北的流亡学生”（此说系万夫人和万里浪在湖北的后人交谈时所讲，具体原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已有资料说万夫人“娘家那边是辽宁的大家族”，这和万夫人的自述相吻合，因此，万夫人肯定不是“天津籍”。四是有的文章说万里浪“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镇上一私塾学堂接受启

7、蒙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万里浪与镇上一批进步青年前往沙市求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七岁时”才接受“启蒙教育”。“七岁”不论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万里浪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来说都比较迟了，即使现在也是如此，七岁开始读书，这应该是作者的“合理想象”。但问题是万里浪如前所述实际出生于1905年，1919年甚或往后还推一点时间也就14岁左右，以这个年龄去“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一是年龄太小，七岁才开始读书，14岁左右就懂得“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作者在确定这个时间关系时，一定是建立在万里浪出生于“1900年10月农历初八”这个错误的时间基础之上，否则，我相信作者是不会这么写的。二是这么小的年龄懂得

8、“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万里浪所接受的“私塾学堂”教育程度和历史上在当时当地乃至家庭应该有这个政治环境这两方面来看，似有杜撰之嫌。万里浪1919年14岁左右时（暂且不说这个年龄是否有自发的革命思想，也不否认在当时那个年代有14岁左右就有革命意识的）虽有“五四运动”这个政治背景存在，但从湖北省枝江县现有历史资料来看，其家庭和江口镇都不存在这个政治环境。枝江县志记载，国共两党在该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最早的时间记载是民国15年冬即1926年底。由于此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出生时间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很自然，也就没有事实来做支持了。另外，据万里浪长子多次对其后人讲到他的父亲，多

9、年来始终只讲过“沙市做工”，而从未讲过“沙市求学”之事。即便讲过“沙市做工”，但万里浪什么时间到沙市做工，乃至于什么时间开始接受革命（用“革命“这个词应该是准确的，万里浪1927年并不是去加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思想和主张，其后人也不得而知，我们其他人更是不得而知。不知则不知，但存疑问，因为要证明某一个思想观点，某一个政治主张，对于历史人物，没有事实的贬损不可为，没有根据的杜撰也是没有必要的。二、万里浪1927年离家，从未返乡是实，但并未如有的文章说“自此和家里失去联系”。本人对此曾有过专门了解，其实万里浪和家人是有联系存在的，并有明确的信息存在：1、在外改名叫万里浪；2、在上海暗杀日本人

10、和汉奸。万里浪其父和其长子（1946年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对其在汪伪“76号”的情况甚至于后来被军统枪决的情况都略知一二，只是在后来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不敢更多的告知于后人罢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实。一是万里浪的孙辈小时候（大约上世纪60年代末）曾依稀记得从其父的闲聊中听说过一个人名即“陈恭树”，而且在提到陈恭树时是和“军统大特务”“抗战胜利以后没有受到处罚”之类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其孙辈后来关注万里浪的那段历史资料，知道陈恭树恰巧乃万里浪1939年在军统上海区任行动队长时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后被捕同样参加了“76”。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没有受到处罚，而是被派到华北傅作义部继续从事特务活动。因

11、此我们有充分理由作出判断，万里浪在1927年离家出走后，和家里至少是和其父亲万保持有密切联系。那时的媒体并不象现在这样发达和开放，就是现在的史料中关于陈恭树的信息也是零星的并不多见（远小于关于万里浪的信息量），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很早就通过其祖父知道其父万里浪和陈恭树在一起的信息并存放在脑海中，以至于后来有感而发。不然何以以如此口吻说到陈恭树的信息；二是“在上海暗杀日本人和汉奸”的时间只能是1937年“8、13”松沪抗战以后，上海被日本人占领的时间段,在此之前,上海虽也有日本人甚至日本军人,但对日本人和即使是汉奸的人还谈不上所谓“暗杀”，因为政权还在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这个信息证明，至少在193

12、7年8月13日松沪抗战至1939年10月（从公开资料中可见，万里浪在“76号”最早的时间记载是1939年10月）进入“76号”特工总部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万里浪和家里是有信件往来的。另外，在此之前万里浪已经离家十年，十年时间既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地点和行为瞒着家人，更是不可能只在进入“76号”前的最后两年写了一封信的。事实上万里浪的长子后来也承认曾有信件往来；三是据了解，万里浪在湖北的孙辈们解放后从未听说或看见过其父亲寻找过他的父亲的任何行为和努力，就如同已知其结果一样，如果不是已知，则让人很难理解；四是万里浪的很多资料说他是四川合川人，山东人，但伪政治部情报局局长赵一雪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和万里浪

13、是湖北老乡”，可见万里浪即使在汪伪“76号”也并没有绝对隐瞒自己的籍贯，也就是说万里浪的信息没有那么“死”，况且万里浪的家在当时当地也算得上是一小富商（其家庭在镇上经营商贸生意，并有一些房产），其生意主要往来汉口、沙市和枝江。再加上有信件来往，其家人完全有条件（如报纸）获取万里浪的信息（据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第一期一个叫刘新的学员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得知教育长万里浪被抓捕和枪决都是从当时的报纸上获悉的”）；五是万里浪长子很早就对其后人多次讲过，其父在外改名叫万里浪，但从不对外人言明，对外始终以万家文原名相称，“此地无银三百两”可见一斑。六是万里浪1927年从湖北沙市出走，从其保留下来的年

14、纪轻轻就身着戎装，成为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历史照片来看，万里浪的出走是去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湖北枝江1927年底就迎来了北伐的胜利，并归于国民政府治下，万里浪父母健在，即便他后来参加“军统”，有其职业特性，即便我们设想（仅为设想）还存在和其原配的婚姻关系问题，万里浪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和家里保持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应该与其职业特性无关）。笔者以为，要证明万里浪和家里保持有联系，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万里浪长子即使对外隐瞒了其父的一些历史情况，现在来看也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岁左右时父亲即离开家乡，不但未受其政治的和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而且从未谋面。客观的讲，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15、使其获益匪浅，虽一生坎坷，屡受责难，但也从未与其父有任何联系。假如因为其家庭公开了万里浪在“国民党军统”乃至汪精卫伪政权“特工总部”的信息，而一定要其在家乡的后人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的话，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环境下，他们肯定是背不起的，只会增加更多的人间悲剧。万夫人1986年在和他们讲到此事时曾语重心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早就应该来找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就是怕给你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到动情处时，那种心酸和无奈都溢于其表。事实上，万里浪的王姓后人们因为后面要讲到的一些原因更未受其多大影响。万里浪在湖北的孙辈们在此之前也并不知就里，从其父那里知道的“在外改名叫万里浪”和“在上海暗杀日本

16、人和汉奸”的信息看，其祖父应该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甚至于因此曾作过寻找其祖父的尝试。上世纪六十年代报载某地有一领导干部名叫万里浪，其孙辈中曾有人去信查寻，但此万里浪非彼万里浪，遂不了了之。其孙辈因根本不知其祖父为何人，因而即使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实事求是的说，也并未因为其祖父是万里浪而受其多大影响（万里浪的父亲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因其为当地士绅，任过当地的“伪乡长”一段时间的经历，对其后人倒有一些影响，这在其次曾孙的个人档案中有记载）。三、万里浪参加军统的时间以及后来若干年的历史。有人说万里浪“1928年3月在汉口考入军统金华青年特种技术训练班，以优异成绩三年后毕业”， “1930年初调到军统上海

17、工作站工作”。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此说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佐证，虽基本事实存在，但在具体编年上纯属杜撰。万里浪毕业于金华训练班多有资料说到，应该不会有误（但也实在找不到金华训练班的相关资料）。但是否是“1928年3月”肯定就不对了。笔者查阅很多相关资料，1928年国民党不但没有军统组织，就是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也是1932年1月26日蒋介石亲自指令戴笠为特务处处长，正式成立则是1932年4月1日。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雏形。因而，每年4月1日是军统的“局庆”。在此之前，连戴笠自己也自嘲为是给蒋介石“跑单干”的（且不说戴笠1926年6月才是黄埔六期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一连的新兵）。1935

18、年虽然成立了由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的特务处并入其中为第二处，戴笠任处长，但此“处”实为复兴社特务处，此“军统局”非彼“军统局”。戴笠领导的军统局正式成立则是1938年3月29日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改组、扩大成立了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即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和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以及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 。至于在军统“金华训练班”是否“三年后”毕业就更难说了。据有关资料载，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的一期为期三年的特训班是“福建建瓯东南特训班第一期”，毕业时间为1944

19、年4、5月间，也就是1941年举办，和1928年更是差之甚远。再则，“1928年3月在汉口考入军统”，“以优异成绩三年后毕业”,然后于“1930年初调到军统上海工作站工作” 。“1928年3月”“1930年初”，怎么算也没有三年时间。军统的发展和沿袭以及该说法在时间上的矛盾都是如此，那么万里浪1928年乃至以后若干年的“军统”历史就没有事实做支持了。军统金华训练班什么时间开办，我们在现有资料中没有见到，但知道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时期的6年时间里也办了一些特训班，规模不大，每期时间不长。即使军统1938年初成立1939年还举办过一些专业、小型的训练班，万里浪在1939年下半年或者1940年初（

20、万里浪进入“76号”的具体时间不祥）就进入汪伪特工总部，在此之前其为军统上海区的行动队长。如果金华训练班在此时间段举办，则万里浪是以一个刚从训练班毕业的“小青年”充当军统上海区的行动负责人，似乎有点不大可能。所以，从时间上推断，“金华训练班”最早的可能也只能是1932年1938年“复兴社特务处”时期的某一期训练班，至于是否叫“青年特种技术训练班”，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中，我们也无从知道。万里浪既然不可能是在1928年参加军统金华训练班，另有一说即湖北省枝江县志（1990）上载“万里浪30年代毕业于国民党军统金华训练班，毕业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被派往上海”。也是用一个年代来定义时间，实际上10年中的

21、那一年也不清楚。现在所有对万里浪的描述都是从1939年在军统上海区任行动队长时开始。因此，万里浪1927年从沙市出走，到1932年1938年3月间的某一年参加“复兴社特务处”时期的金华训练班期间五十年的历史，在公开资料中实际上是一段空白。如果有人为“说”万里浪，而为其“编”一个滴水不漏的简历，以证明资料的详实准确，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参加军统时表格填写的非常详细和复杂。特别是履历时间,参加党派和社会组织、家庭情况、证明人、担保人、推荐人等都填写的非常详细清楚,因此,万里浪这几年时间的历史空白，可能除了万里浪夫人外，也许只有其在军统的档案中才能准确的寻觅到。四、万里浪是否组织了暗杀

22、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电视剧76号魔窟描写，万里浪在任军统上海区行动队长时，和区长陈恭树一起组织暗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被李士群利用日本宪兵之手抓获，然后严酷折磨，迫使万里浪就范，加入到“76号”并“率队集体倒戈”。这一说首先时间不对，傅筱庵被刺杀于1940年10月10日，万里浪在“76号”有明确的时间记载是1939年10月（其实，此时间记载如果和相应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来看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说到此时间时，是说“1939年10月，万里浪担任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长”。而此时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为陈明楚。“第四行动大队”又还无此机构），万里浪是绝对不可能在进入“76号”以后，又去组织暗杀

23、傅筱庵，然后再被李士群利用日本宪兵队之手抓捕的。其次是暗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是否是国民党军统所为，历史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是否是军统所为，现在也没有定论。万里浪进入“76号”特工总部的时间的另一说，就是万里浪在特工总部的任职时间，即1940年3月，丁默村被排挤出特工总部（任社会部部长）。李士群任特工总部主任时，调整“76号”组织机构。“增设行动总队，下设六个行动大队，万里浪任第四行动大队长”。因此，“1940年3月” ，可能是万里浪进入特工总部最早的有可信度的时间记载。五、万里浪是否是“为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军统局局长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工总部”。坦率的讲，最初看到这一命题时，心情为之

24、一震，这是所有史料中都从未披露的信息。但细读下去和稍加分析，就觉得此人此说自相矛盾，实有哗众取宠之意。没有任何人能够比万里浪的后人们（笔者也是一样）更希望万里浪不是汉奸（笔者甚至认为，那怕是国民党军统也罢，毕竟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由国民党承担的，排除国共之争，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他们都是民族的功臣。即使是军统局长戴笠，他既有镇压人民的一面，但也是一个爱国者），而是一个对民族和人民有功的人，“派遣”一说，实在显得牵强。这里不妨选取几个历史资料中比较一致的事实，应该能够说明问题。1、抗战胜利前夕，一方面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党、政、军、特人员眼看大势已去，从为自己谋出路和以图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

25、减轻对自己的处罚着想，纷纷向蒋介石、戴笠靠拢；另一方面，蒋介石和戴笠为了不使沦陷区在抗战胜利后落入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之手，将策动汉奸反正作为其重要的一着。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去执行，并成立了专门的“策反委员会”，派遣了大批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名义的策反人员以半公开以及私人关系，和汪伪各方人员频频接触。包括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特工总部原主任、伪浙江省长、省党部主任、后来和万里浪同为政治保卫总署副总监的丁默村等，在这期间都通过关系向蒋介石、戴笠示好，在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或者委任状以后，纷纷做起了暗渡陈仓的工作，万里浪也不例外。这就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责令成立“军事委员会

26、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周佛海任总指挥，万里浪任“调查室主任”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也就是说此时万里浪的所做所为并不存在和“派遣”有什么逻辑关系。说句题外的话，如果我们仔细观看电视剧潜伏，剧中所描述的就正好是这段时期的事。余则成利用政治保卫总署的电台给戴笠发报，被万里浪发觉，追问之下，余则成按照和军统（当然也肯定包括丁墨村）事先商定好的内容回答万里浪：是“丁主任的”。万里浪在和丁墨村核对无误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都是一家人，周部长（这里指周佛海），丁主任，还有我，都是一起的”。但电视剧编剧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既然军统和周佛海，丁墨村，万里浪等已经有了联系，而且是非常牢固和可靠的联系。据现在已有的资料看

27、，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就有戴笠和周佛海的影子，暗杀李海丰还需要戴笠亲自从重庆派一个“蟹”，还需要这么复杂吗？即便编剧在创作该剧时做了很多的研究和了解，从历史角度讲，这个情节怎么说也应该是编剧着力时的一个败笔（但绝不影响我们对电视剧的欣赏）。2、那段时期的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76号”用了非常大的精力或者说是主要精力对付国民党特务。文斐所编我所知道的汪伪特工（主要为汪曼云和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马啸天等直接知情人回忆撰写）一书，近三十万字，算得上一部汪伪特工史。基本上都是“76号”和军统、中统的较量，其过程、时间、人物、事件等都反映的非常充分和详细。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为复杂的时期，民

28、族矛盾，党派之争，各种思想、主义泛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非比一般，因而其“曲线救国”“和平救国”的外衣也颇能迷惑一部分人，这在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现象。党、政、军、特，主动的、被动的投靠其旗下的不在少数。以至于“76号”特工人员十有八九都是原军统和中统的特工人员，有的部门如电台甚至于就是原班人马，几乎所有在沦陷区的军统地下组织都被破坏，甚至于有的是反复被破坏，上起区长，站长，下至一般特工，一旦被“76号”抓捕，都先后下水而成为“76号”的特工，鲜有不屈者。军统在和“76号”的较量中，特别是万里浪在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任上的时间段损失惨重。万里浪在和军统的较量中，可以说对“76号”功不

29、可没。这既是万里浪在“76号”逐步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军统一定要置万里浪于死地的重要原因。我们能设想戴笠会“派遣”一个自己人去敌对阵营把自己杀个人仰马翻，损兵折将吗！这无论如都是说不过去的。3、万里浪是军统上海区的行动队长，在当时的军统内部应该说还名不见经传，算不上一个什么重要人物，为什么那么多军统区长级、将军级的人物如陈恭树、王天木、萧家驹等都先后投降“76号”并担任重要职务，而且历史和现实都证实他们也并不是所谓的“派遣”人员，难道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资历不是更具备“派遣”条件，缘何“派遣”万里浪？戴笠就能预见到万里浪在“76号”后来能成气候！4、所有史料中均没有见到万里浪身在“76号

30、”而心在军统,那怕为军统做一件事情的记载（抗战胜利以后任上海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有，早就应该见诸文字了。笔者在撰写此文时，脑海中总有一个疑问，即万里浪为什么没有被暗杀。万里浪从任职的时间看，他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长职上应该有两年多的时间，其前两任处长陈明楚和谭文治都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老资格，在位时间都不长，甚至只有三个多月就被戴笠派人相继暗杀。何以万里浪做了这么长时间乃至后来更为重用，却得以安然无恙，甚至没有见到过暗杀万里浪的任何计划和行为。笔者试图以此来解释万里浪的“派遣”说，但细读相关史料，很快就看到两个佐证材料将笔者的“试图”推翻。一是万里浪任职期间，蒋介石、

31、汪精卫乃至于他们属下的特工部门，由于双方斗争方式的调整，（据有关资料载“1939年到1940年是国民政府和日伪相互报复、再报复、再再报复的高峰期。由于双方都感到暗杀战牺牲太多，难于承受，1940年下半年经协商不再搞暗杀战”）。万里浪时期双方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已经不再是互相之间血腥杀戮。对军统更多的是招降、诱降，二是文强在其所著戴笠其人中写到；“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则又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手段”。5、如果万里浪是“为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务组织”。那就是“卧底”

32、，就是有功之臣。戴笠为什么会在在抗战胜利仅仅三十九天之后就亲自拟定了一个以万里浪为首的“26人名单”而痛下杀手；为什么万里浪在得知相关信息后会“闻讯而逃”；为什么还要以所谓“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之罪置万里浪于死地；还有，既然是“奉戴笠之命”，“在全国人民要求惩治汉奸的怒潮中，万里浪（自己为什么也）感到末日来临”。这无论如何都是解释不通的。有人说万里浪是“戴笠手下的红人”。查遍所有能见到的有关戴笠和军统的资料，除了抗战胜利以后戴笠负责上海接收和肃奸期间充其量有过30多天（1945年8月15日9月23日）的接触外，压根就找不到二者之间有过任何关系和联系。且万里浪在军统里的最高职务也就是上海区的行动队长，是不可能有“戴笠手下的红人”这一说的。所以，准确的说，就和国民党军统组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从国民党军统方面而言，根据相关资料分析，万里浪应该是在“76号”成立之初被李士群利用各种手段拉下水，后来又通过各种关系和戴笠建立了联系，重新回到军统组织，而并不是“为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务组织”。有人据此提出了万里浪被“误解”一说，但论点和论据又互为矛盾，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如果有人能够有说服力的反证笔者以上说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