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医学史的重构.docx

1、两汉医学史的重构两汉医学史的重构廖育群摘要 这是一个建立在有关两汉医学史诸多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综合阐述。旨在说明中国传统医学实际上是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诸多发展变化后，才达到通常认为其在先秦时代即已达到的水准。重构的关键首先是确定传世医学经典的成书年代，再结合考古所得新资料全面分析西汉与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医学的总体状况，及其从诸说并存走向统一与体系化的过程。重构的图像与按照一般所见论说绘制的图像具有极大差异，原因在于研究者的视角与分析方法等存在着种种不同。 一 问题的缘起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医学著作与重要人物的史学性论说，可以追溯到历代医学乃至一般文史著作中的记述。20世纪以来，医学史渐成专门，不仅出现

2、了众多专业研究者与大量论著，而且在医学院校中取得作为一门课程的独立学科地位，因而对于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这一理论奠基、体系形成之重要时期的研究，自然也更加丰富、精细，并涉及到医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种种联系。然而作为构成这些研究之基础的“坐标点”与“要素”即若干具有划时代意义之重要著作的产生时代；以及其中的理论学说、概念术语的实际内涵是否与后世相同，或者说当时的实际理论与治疗水平是否达到当代中医学所具有的水平等，却并没有随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发生重大改变。古往今来都同样认为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产生于先秦时代，由此奠定了包含生理、病理、药理和强调“辨证施治”的基础理论体

3、系，以及针灸和药物两大治疗方法。数百年后，于东汉末年出现了理、法、方、药完备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制“麻沸散”以行手术的神医华佗。此外经常被言及的则是先秦的名医扁鹊、留下最早医案记录的西汉医家淳于意。 -221 B.C. A.D. 220尽管时有注重考据的史学研究者对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提出置疑，如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产地记载中，不乏东汉才出现的地名；内经中的某些词语也是始见于汉代等等，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对这种随处可见、已成定说的主流性论述构成威胁。在没有足够证据以推翻前人之说的情况下，沿袭旧说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无奈与只能如此。但当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医书，以及其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医

4、书、四川绵阳经络木人的相继出土后，虽然为重新考证内经等经典的成书年代提供了丰富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但由于学界在思想上囿于内经的成书时代是在先秦，这一本无确切证据之“定说”的禁锢，反而推论这些理论水平与治疗技术均明显低于传世经典的出土简帛医籍，当属更早的时代。依据这种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述说，则不难发现就医学领域而言，文化昌盛的两汉四百年几乎成为空白（图一）。这究竟是历史的本貌，还是研究上存在问题？ 图一 两汉医学史的一般图像二 从个案研究到整体图像的重构无庸赘述，整体图像的构建是以具体事例为支撑点。本节综合笔者以往所做各方面研究的结论，以期重构汉代医学史的基本图像。篇幅所限，不可能详述考证过程及他

5、人的研究工作。欲知其详，则请查阅各标题后给出的参考文献。今本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廖育群1988a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西汉前元十二年）的马王堆出土医学著作，计有14种。这些著作所涉及的内容，恰好涵盖刘向父子于西汉末年所编七略方技略的四类“方技”著作（医经、经方、神仙、房中）；从总体上讲，其理论与治疗技术的水准均明显低于内经等经典著作，但某些内容又可以确认为内经中相关篇章的“祖本”。山田庆儿根据马王堆医书的这些特点在1979年发表的“黄帝内经的成立”一文中即率先指出：一是应视其为“当时医学的缩影”山田庆儿1996，p.259,二是批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站在黄帝内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这个还没有被

6、确立的假定之上去推论帛书医学书的成书年代。相反，应该从有关后者业已搞清的事实，推论前者的成书过程及其年代。”山田庆儿1996，p.244然而仅仅借助马王堆医书并不能解决现存内经的成书下限问题，例如包括山田庆儿在内的所有研究者对于现存的内经，即是见录于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内经十八卷”这一点从无任何怀疑。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由素问和灵枢两部独立著作构成的今本内经，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导致这一重要结论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汉书艺文志著录医书八百余卷，除内经外，全部荡然无存。何以惟独此书保存如此完好？2，汉书艺文志计算“篇”、“卷”相等，无“积篇为卷”事，是知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

7、八卷”，不过18篇而已。再看与其他医书的比较：记述“痹”、“疝”、“瘅”之某一种特定疾病的某某病方，皆为30或40卷，试想其篇幅可能达到“黄帝内经十八卷”的两倍以上吗？3，构成传世本内经的素问与灵枢，分别由9卷81篇组成，体现了两个“至大”、“完美”的数字，且各有一段类似“绪言”的总括性开篇之语，说明当属两部独立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无此类现象。4，素问、灵枢两书名在历代正史书志中一直分别使用。认为此二书即内经，只是晋人皇甫谧一人的猜测而已。且理由不过：两书共18卷，正相当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另外，笔者在此项研究中还指出：对于王莽时代尤当特别关注。他曾广征天下学者，令其著说廷中

8、；并对“异说”加以统一。见于传世本內经并沿用至今的中医脏腑学说等，既是经过“壹异说”加工过程的结果，也是观察这一改造过程的极好例证。王莽还前无古人地令太医进行解剖，并明言是为医学之用，这与传世本内经中拥有脏腑、经脉等形态、尺度的记载或有某种联系。班固于东汉时取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时，于删、增均有明确记载，但未见增入任何一种王莽时期助纣为虐之向歆父子的著作或形成于这一时期的著作。因而虽然可以据七略无载，推论此前没有素问、灵枢；但却不能以汉书艺文志无载而否定其成于王莽时代的可能。兹后，山田庆儿据笔者上述有关内经成书时代的分析研究，极大修改了过去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对包括我在内所有研究

9、者之软肋的尖锐批评，是值得称赞的问题发现。”山田庆儿1991，p.482并在此后的报告中谈到：“现存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之中，西汉时期写成的不超过20篇，其余为从王莽新朝至东汉初期所写，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山田庆儿1996,p.259然而为适应全世界均已习惯将素问、灵枢称为黄帝内经，又要表明其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因而我将其称为“今本黄帝内经”。扁鹊著作融入今本内经、难经廖育群1988b 通史性的医史专著虽无不盛赞先秦神医扁鹊，但基本都是复述史记扁鹊传中的几则“故事”，而无“学术”。原因在于汉书艺文志中虽著录有“扁鹊内、外经”，但今人已无由得见。由于否定了今本内经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

10、内经十八卷”，也就否定了今本内经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其它“医经”的并列关系。所以今本内经完全有可能吸收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扁鹊、白氏等其他医经的内容。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现有的资料，得到以下结果：在今本内经、难经中，可以见到西晋王叔和脉经中所载“扁鹊脉学”的内容，最典型的例证为素问大奇论全篇见于脉经扁鹊脉法。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脉经不可能抄录内经之文，而称其为“扁鹊脉法”，因而只能认为王叔和著脉经时，尚能见到扁鹊著作的遗存。据此不仅可以研究被司马迁誉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扁鹊脉学”为何，而且也是对上述今本内经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以及对其成书时代分析的强有力佐证。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形态

11、认知（解剖）的关系廖育群1987在前贤著作中可以看到许多充分肯定内经时代解剖成就的论说，但却从不涉及解剖所获形态学方面知识与理论学说间的关系。这是以现代医学为标准研究古代资料的典型表现发掘科学成分与成就。在他们眼中，中医哲学医，所以不会想到其理论竟然会与解剖有关。实际上中医的许多生理学说是以粗浅的“形态学知识”为基础，再结合想象（推测）构建解释。例如：1，看到胆囊的形态、及其与十二指肠的连接，但又不可能像当代医生（包括中医和西医）那样知道胆汁的来源是肝脏，更不可能知道其生物化学作用是泌入十二指肠后、激活胰蛋白酶、完成蛋白质的消化，所以推测饮食精华从胆总管流入胆囊，因而称其为“藏而不泻”的藏精之

12、“腑”。2，在不知肾之功能的时代，看到小肠通过大量的“膲”（不实之肉）与膀胱相通，所以认为尿是从小肠渗入膀胱的，同时建立了一个今人无法理解的脏腑名称“三焦”。3，以看得见的体表血管形态，解说“经脉”的形态。直到西方医学传入后，始知“经络循行”与“脉管系”不同，这时才出现“究竟什么是经络”的问题。正是因为对于当代的医史研究者，乃知所有中医来说，胆汁的来源于作用、肾脏的功能与尿生成的过程等，都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常识”，所以反而无法理解古代医学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是什么意思。下述中国古代对于呼吸、循环机理的谬解，亦是同理。关于循环与呼吸的生理廖育群1994a中外医史著作中不乏赞誉内经时代中国人已知血液循

13、环的论说。鉴于近代医学认识循环过程、呼吸机理经过了复杂的过程，且需依赖实验，因而对中国人早知这些深感怀疑。考证的结果是：1，中国古代不知心跳，所以死亡判定的标准唯是体温、呼吸。十二经脉起源于“胃”；并将左乳下的心尖搏动称为“胃之大络”，是人的“宗气”所在，表明内经时代的医家认为血流的动力与血液的生成均是“消化”的结果。2，正因如此，中医视动脉为“脉动”（脉自身的跳动），所以脉学中才会经常说到“某一处的脉快”（或慢），直到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中还是如此。3，气的循环靠“肺”的橐龠（风箱）之功，但因为不可能具有“气体交换”的知识，所以认为气要循环周身。阴阳学说廖育群1995所有研究中国哲学或传统文

14、化的人都知道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医史研究者乃至整个中医界亦将其视为所谓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但却没有深察汉代医学经典在具体运用这一学说时的详情。其要点概之如下：l，先秦阴阳五行各自为说，延续至西汉仍具有这一特点。故在今本内经的不同篇节中，存在着或依阴阳，或宗五行各自立说的差异。2，产生于先秦的阴阳家学，讲究的是“四时之序”（阴阳二气的循环），故在注重气血运行（循环）的针灸疗法中，于内经时代所依据的主要是阴阳学说，几乎看不到五行说。3，“三阴三阳”（即将阴、阳各一分为三）是唯见于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便是内经，也没有对其源流予以说明。但具体应用仍不外“时”的循环（包括年、月、日）。4，阴阳学说随时

15、代降下，表述四时之序（阴阳二气循环）的基本属性逐渐淡化，逐渐成为表述“对立”关系的哲学思辨工具。5，易学与医学共同接受了“阴阳学说”，因而二者应该说二者的发展是平行关系。“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不过是宋以后之人的说法而已。易，只是阴阳学说的一个“载体”，而不是源头。关于难经廖育群1993a迄今所见主流性论说的要点有二：作者为扁鹊（春秋）或享有扁鹊之称的秦越人（战国）；内容是对内经的解释。在笔者的研究中指出：1，讨论的问题未必见于今本内经，因而讨论的对象实属此前多种文献中的理论问题。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例如为解决今本内经中五脏六腑说存在数字奇偶的阴阳属性与脏腑的阴阳属性不一致的问题，

16、所以将两肾释为“左肾、右命门”而成六脏；又谓“三焦”有名无形，故腑实际只有五，从而达到属性为阴的“脏”和属性为阳的“腑”能与阳奇阴偶的数字属性配合完璧。从此不仅出现了“命门”这一新概念，还引出六腑之一的“三焦”究竟有形还是无形的无休争论。2，在理论上，一改内经阴阳、五行各自为说之貌，已将两种学说整合为一体。3，既然是对包括今本内经之多种经典的解释，其成书时代自然当在其后。而且其整合阴阳、五行之说的理论特征，亦有明显的东汉时代特征；“论难”的编写方式，又可见佛教的影响。脉诊方法廖育群1990a根据难经“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的记载，

17、提出“古脉法”的概念，进而探讨各种诊脉方法。1，分析了若干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诊脉方法，包括：三部九候法：其理论基础是“天地人”，故称三部；每部又有“天地人”（33=9），是謂九候。正因其立说的基础如此，所以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四时脉法：以阴阳家阴阳二气各有太少之分而成“四时”为理论基础；以言说各“时”正常、异常之脉象为主要内容。亦缺乏临床实用价值。轻重脉法：诊脉时依由轻到重的力度变化，以象征阴阳、四季、12月。其理论基础与“四时脉法”相同。人迎、寸口法：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但诊察阴阳变化的方式是以颈动脉（人迎）为阳、为外；以手腕桡动脉（寸口）为阴、为内。 2，现代脉诊法的演变过程：与内经中的“

18、人迎、寸口法”的关系最为密切；至难经变为“独取寸口”将手腕的桡骨突起作为分界（关），其前名“寸”以候阳，其后名“尺”以候阴；至张仲景、华佗的论说中始出现诊察寸、关、尺三部，以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部。西晋王叔和脉经秉承此法，并明确了左右三部与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一直沿用至今。针灸疗法的理论体系廖育群1991a 考察汉代医学著作中的针灸理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在针灸疗法的理论化进程中，今本内经所注重的是经脉与气血循环，因而阴阳补泻，以及源于阴阳家学的“四时”之说比比皆是。至难经时代才真正在针灸方面谈到“五行”。换言之，难经中与针灸有关的内容，无非就是在讲如何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选择穴位

19、，这就是仅使用各经脉肢端五个穴位的所谓“五俞穴”。从表一所示可以看出，难经为各经脉五俞穴规定的五行属性是：在本经脉之间，为相生序；在阳经与阴经之间，为相克关系。表一 五俞穴的五行属性及生克关系五俞之名井（所出为井）荥（所溜为荥）输（所注为输）经（所行为经）合（所入为合）阴经木火土金水阳经金水木火土2，内经与明堂经比较：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简称明堂经）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两书在取穴方面主要有以下区别：前者注重按“脉”施术；后者注重按“穴”施术。前者多取“四肢”；后者的“躯干”穴位增多。前者一处浅刺多次（称若干“痏”）；后者一处深刺。3，汉代的针灸之术，并非如当代中医所示定义，而是“外治法”，所以

20、烧“疣”、割疽等都属此范畴。即所谓：“火齐（剂）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4，西晋皇甫谧采撷内经和明堂经，编成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由于其内容全是取自内经与明堂经，故后世多从文献学角度谈其价值保存经典的另一种文本可资校勘。实际上，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针灸疗法，至甲乙经中才合为一体，并沿用至今这才是其最重要的价值。伤寒之学廖育群1991b,p.153-178对于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于其如何改造素问热论的“六经辨证”（将外感热病依三阴三阳划分为六个阶段、各有不同治疗方法），以及此处的“六经”与经脉学说中的“六经”概念是何关系，却未见深究。参见表二所示两书有关“

21、六经”病候的描述可知：素问热论的六经病症基本上与当时各经脉病症的记载一致，而伤寒论则不拘于经脉学说，主要是着眼于临床病程演进的阶段特征。说明从两汉之交到东汉末年，原本植根于经脉学说的外感病“六经辨证”体系，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经脉学说，成为外感病各类证型的名称了。并由此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表二 素问热论与伤寒论的六经病候比较素问热论伤寒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头项痛、腰脊痛。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胸胁痛、耳聋。脉浮、头项强痛、恶寒。胃家实（大热、大渴、大汗出、大便硬结等）。口苦、咽干、目眩。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腹满而嗌干。口燥、舌干、渴。烦满、囊缩。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

22、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鞕。脉微细、但欲寐。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下之利不止。另一重要变化是素问热论的“三阴病”也全部是“热证”，所以其治疗原则为病在三阳（外热）用汗法，病在三阴（内热）用下法。而伤寒论的“三阴病”皆为虚寒之证，所以治疗方法也变为以温热药为主。至清代出现所谓“温病学派”，其面对的疾病普遍特征，大致与素问热论的描述相同；但临床常见的易患感冒或绵绵不愈，甚至是感染性休克等，就更适于采用伤寒论的治疗方法了。此外，对于伤寒论何以会有从素问热论六经皆热证，到三阴为虚寒之证的转变，还应当注意到或许会与东汉后期失常寒潮造成的低温气候，以及这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例如

23、饥荒）有关。运气学说廖育群1993b,1994b由于运气学说中含有诸如主运、客运、中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等概念，以及相互交织的推算方式，所以历来被视为“玄中之玄”，是中医基础理论中最难读懂的部分。站在以科学解释与维护中医立场的某些当代学者，释其为“气象医学”，却不负责解释：认为每年的疾病都是由“运”和“气”决定，而运气又是由天干地支的阴阳、五行属性所规定的“运气学说”，与“气象”有何关系？解析运气学说的要点为： 1，学界公认素问中以“某某大论”为题、专讲运气之说的七篇文章，即所谓“七篇大论”或“运气七篇”，是后人为补缺失之卷而窜入的。因而应将其视为东汉出现的一种新学说。2，今本内经的其它

24、篇节中，存在着讲述一年之内四季变化与养生、患病、治疗、诊断之关系的内容，尽管这与前述阴阳家以“四时之序”、“阴阳二气循环”为学具有密切关系；尽管为和五行学说配合，而将四季改划成“五时”并赋予其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再据此言说疾病与治疗，但其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可以称之为“气象医学”的内容。因为四季的变化，的确存在着年年基本相同的客观规律。而当这种“循环论”思维模式的运用拓展到以12年、60年为周期推算发病规律时，具备固有定义的“运气学说”方宣告成立；同时，也就与“自然规律”彻底划清了界限。这，就是运气学说的本质。3，素问七篇大论的推算方法不同，各自为说。说明各篇的作者是在一种“时代思潮”的统

25、领下，分别按照自己对“运”、“气”的理解来构造体系的。因而在一种推算方式中，或者说每一个人所构造的运气学说中，只需要一个“运”和一个“气”的概念。至宋代，运气学说受到格外重视后，这些不同的“运”、“气”概念被整合到一起，所以才需要使用主运、客运、中运、主气、客气等子概念以示区别。原本一目了然，并不难理解的运气学说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颇具神秘色彩。4，各种运气学说的构造虽然不同，但普遍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要使运与气（天与地、阴与阳、天干和地支）能够配合在一起。为达此目的，或云“五运”（五行）各有“太过”、“不及”（阴阳）；或将“火”改造成“二火”，以使五行能够与六气配合在一起。于是在医学中便又

26、出现了“君火“与“相火”的新概念。类似之事，同样出现在医学领域之外，例如成书于公元72年的白虎通中就有关于何以五行属性“二阳三阴”而不均衡的讨论。这就是运气学说，以及前述难经将阴阳、五行结合在一起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5，刘昭注汉官仪，掌管天文观测、候气等事的“太史”37人中有“医一人”（或二人）。其工作显然不会是为其他36人治病（医务室大夫），不难想见：其立身之本当是“天文”与“医学”的结合。故“运气学说”的产生，或许与此类人员具有密切关系。新出土文献研究之一：经脉学说廖育群1989学界公认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简称阴阳），是灵枢经脉的祖本。整理小组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依据后者以解释前者

27、，因而当看到阴阳在各经脉的循行路线描述后有“是动”（发生变化之意）则出现哪些疾病；在各经脉叙述的结尾处又有“所生病”为何的记载后，即依据以往对于灵枢经脉中这两项记述为“疾病分类”（经病、腑病或气病、血病）的说法言：“作为疾病分类方法的是动、所生病，已见于马王堆医书”。但通过对阴阳两项内容的比较发现，其所列举的病名之间存在着下述关系（以A、B等代替具体病名）： 1，有完全相同者，如“是动则病”：A、B、C，“所生病”亦为：A、B、C；2，或包容关系，如“是动则病”：A、B，“所生病”为：A、B、C、D。可见不是“疾病分类”。再就两种具有亲缘关系的文献进行比较，又可看到：1，记述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28、灵枢经脉将原本在段中的“是动则病如何如何”，移至段尾，与“所生病”并列；2，对于前后重复的病名予以删除，并大量补充了“所生病”的内容。这些情况提示阴阳虽属早期简帛医籍，但仍旧存在汇集多种文本而成的可能。这不仅是进一步分析早期医学的“契机”，而且也是了解今本内经如何具体操作“壹异说”过程的又一线索。就马王堆医书出土之前的论说者而言，在只能看到灵枢经脉各经脉记述文字中并列的“是动则病”与“其所生病为”，且两者之间绝无重复的情况下，推断其为某种疾病分类，当无可厚非。但在拥有其祖本之后，仍不加思考地沿袭旧说则明显不妥了。新出土文献研究之二：咒禁疗法廖育群1993c前贤论述包括咒术在内的巫术（法术），大

29、多不外两点：迷信，但又认为具有心理治疗作用。显而易见，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都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有人注意到，马王堆医书虽然使用语言治疗疾病，而治疗对象却并非“精神疾患”。但没有找到解释的途径。1，排列马王堆医书中使用咒术治疗的疾病，并没有什么共性；但进而观察其病因，则发现“都是可以接受语言信息者”（从动物到精灵，总之是古人谓之“物”的有生命者）。是知咒术操作者的语言对象是“病因”，而非患者。2，马王堆医书中的咒术疗法，尚未借助“外力”，完全是依靠操作者的语言，所以适用范围只能是“病因为能够接受语言对象者”。但唐代千金方禁经中，则可见从认为凝视雷、燕等空中飞行之物，便可获得其能量；到呼唤神灵

30、对于各种“外力”的利用。说明巫术也在发展，并非像医史著作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活跃于原始、医学不发达的时代。新出土文献研究之三：内服药剂型的转变廖育群1990b今本内经有“汤液醪醴论”，其中谈到几类内服治疗物：上古圣人在疾病初起时，采用五谷加工而成的“汤液”、“醪醴”治疗；近时酒色无度、疾病复杂，所以才需要使用有毒的“药物”治疗。可知历来因为不知上古圣人使用的“汤液”究为何物，而谓其即药物“汤剂”的传统解释是不对的。马王堆医书的出土，不仅为探讨何为“汤液”提供了资料，而且引出一个两汉时期内服药剂型出现根本性变化的问题。1，马王堆医书中，通常所说“食物”与“药物”的服用方法不同。药：冶末吞服；

31、食：煮食、饮汁。2，至伤寒论中，才能见到已然变为“喝药”（汤剂）。但尚无法解释这一转变的原因。3，由于看到在“吃药”的时代，只有以“食物”为治疗物时才煮食；以及两汉时期从“吃药”到“喝药”的转变，原本意思不明的一些古代文字记述也就豁然冰释了。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中，在各种病方之后，有与黄帝神农食禁（药）并列的汤液经法，应该是专以食物治疗疾病并采用“烹调”之法的专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皇甫谧何以会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伤寒论了：在他看来，伤寒论主要使用汤剂，是继承商代以烹调技艺闻名之伊尹的食物体系。4，如果将“汤液”理解为“食疗”以所含成分发挥治疗作用，那就太“现代化”了。而且在这个层面上，与通常所说的药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汤液”之所以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