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完成.docx

1、第七章 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完成第七章 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古学斌什么是农村社会工作？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似乎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领域有农村社会工作的概念和范畴，但农村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社会城市化程度很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比较低，2005年仅有25.9%，而美国只占19.2%；【1】二是西方农村人口所遭遇的问题与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并没有明确地将社会工作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类型。然而，当我们把眼光从西方转向全球，就会看到农村仍然是社会工作无可回避的领域。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球64.65

2、亿人口中仍然有33.14亿在农村，占总人口的51.3%。而在欠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展国家的人口中农村人口比例更高，分别占到总人口的57.1%和73.3%。中国的农村人口在2005年也占了总人口的59.6%。【2】不管是欠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农村的问题都非常严峻和复杂，它影响着其社会整体的发展。那么到底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应该包含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呢？本章对这些为题进行初步探讨。第一节 贫困与反贫困任何一个稍微对农村问题有点认识的人都知道，农村贫困是当前全球面对的最关键的议题之一，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01年农村贫困报告中指出，消除贫困的工作必须集中在农村。全球有差不多12亿贫困

3、人口处于“极端消费贫困”（extreme consumption poverty）之中，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超过2/3是在亚洲，其中一半生活在南亚地区。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中有超过3/4的人生活在农村。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6的人食不果腹，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1/5的人没有卫生合格的饮水；29个国家面临着严重饥荒，8亿人常年饥饿；2亿5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营养极度不良症；10亿人处于文盲状态。由于贫困，一些国家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0.8%。其中，非洲以南地区

4、贫困人口增长最快，比例最高，目前以达2.2亿，占该地区总人口的近50%。【1】贫困的议题，并不单单是饥饿和经济的问题，因为经济的贫困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凶杀、卖淫、虐待儿童、家庭暴力、艾滋病感染等。不同国家的农村所面对的贫困问题各不相同，而且贫困的议题也是不断在变化，也许再过几十年的光景，农村问题可能是另外的议题。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提醒，是希望读者能够运用一个动态的视角看待农村问题。无论如何，对于贫困的定义是有一些国际的标准和共识的，农村的贫困问题大概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未介绍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先对贫困的概念有初步的了解。一、贫困的定义根据世界银行1990

5、年确定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不到370美元者为“绝对贫困”，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者为“相对贫困”。世界银行运用国际上通用的绝对贫困线（absolute poverty）的度量方法（1992），以2150千卡路里热量来测定食物需求量，再换算成价格来测量贫困线。然而，中国政府没有明确提出贫困线的划分标准，政府的常用词语是温饱问题，并没有明确指出温饱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汪三贵【2】按照1979年的粮食统销价格计算，当时的50元现金只能折合150公斤小麦或200公斤稻谷，如果以75%出米率换算，只有140150公斤大米，这些大米只能提供12601500千卡热量，远低于国际赤贫标准（2150千卡）。1

6、986年国家所定的150元赤贫标准，按合同收购价计算，也只有328公斤小麦或419公斤稻谷，表面上可以满足2400千卡的基本要求，可是在农村承包责任制下，农民首先要上缴合同订购粮，然后需要购买返销粮或直接到市场上买粮，这样一来农民的热量需求远低于2400千卡。由于贫困地区大多为缺粮地区，农民购粮的价格远高于合同订购价。因此，150元的水平是不能维持2400千卡的基本热量需求的。此外，农民还要维持一些基本的衣服、房屋、医疗、教育等开支，所以，150元的温饱水平是偏低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首次指出我国还

7、有一亿多人口粮食不足，近1/4的生产队社员年均收入在40元以下。到1981年，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更明确提出了贫困线及贫困状况。当时以北方口粮150公斤以下，南方水稻200公斤以下为贫困的标准，折合现金约为50元。国务院在1986年成立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确定贫困县的标准是：少数民族县在300元以下，革命老区及边界地区的县在200元以下，一般地区县在150元以下。贫困县的标准从此以后没有明确的提高。后来只在一些零星的报告或者讲话中反映出贫困县标准的变动。1990年1月，国务院发表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关于90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文件中，则以一般地区低于200元为标准。1991年该小组在

8、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的部署报告中则以人均收入300元为标准。【1】中国政府在贫困线的确定上，采取了模糊而低热量水平的标准来估计贫困发生率不太准确，它会导致政府严重低估贫困人口的数量，另外，以县为单位来估计贫困发生率也有很大的偏差。首先，贫困人口有的在整个地区出现，有的分散在不同的地区。故此，以县为单位可能会高估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也会低估没有列为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此外，中国在确定贫困县时，政治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测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所定的贫困线水平较高，贫困发生率明显地被高估了，而对一般地区所定的贫困线又过低，从而低估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在1

9、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其中只提出仍有8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该计划的目标是：“绝大多数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价格不变）。”仍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以1990年的500元为划分贫困的标准。另一个报告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出1995年的贫困线为530元，而贫困人口为6500万人。在1996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贫困线的数字，但指出了6500万的贫困人口。【2】因此我们只能推断1996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仍以530元作为贫困线。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何计算出1995年的530元为贫困线，则没有清楚的交代。假若按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目

10、标500元（1990年不变价）作为参照，五年来累积的通货膨胀率绝对不可能低于6%。甚至在国家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也回避贫困线的问题，可见贫困线的确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正由于贫困线估计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很容易从贫困人口的数字变化中制造政绩。2004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对全国31个省 （区、市）6.8万住户的抽样调查，以及当年农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统计，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由上年的637元调整为668元，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由上年的882元调整为924元，由此测算出2004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比上年减少29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8%。【1】国际社会在承

11、认中国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的贫困人口数量估计提出了质疑。世界银行以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标准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6亿。中国农业大学对全国100个重点贫困村展开调查，他们按照2003年的绝对贫困线进行参与式贫富排序，结果贫困发生率在35%左右。【2】由此估计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至少是目前政府公布数字的36倍，即7200万1.4亿左右。考虑到贫困村确定中存在的问题，实际贫困人口数量可能还会更多。由此可见，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必须解决的最重要议题，因此，反贫困是农村社会工作最主要得介入内容。二、反贫困反贫困是全球农村工作的重点，如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高其收入水平是农村社会工

12、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全世界不同国家有很多反贫困方法，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们从缺乏视角（deficit perspective）和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选择性地介绍一些比较常见的扶贫策略。（一）缺乏视角下的反贫困策略在传统的反贫困策略和行动中，大部分都采取缺乏视角进行反贫。在这种视角知道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总是关注农村社区缺乏和不足的地方，例如，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教育落后等）、自然资源匮乏（耕地不足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农业技术落手（传统耕作等）等。从缺乏视角发展出来反贫困策略就是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不足。主要方法有：1 直接救援。直接救援是帮助

13、农村最直接的方法，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农村社会工作就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援助受灾群众。例如，将救援物资直接送到农村，以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大部分国际救援工作是由国际NGO实施的，如联合国救援组织、世界宣明会、国际红十字会等，因为从资源或者人力上，只有这些大型NGO才有能力实施灾害救援。在中国，救灾工作主要是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民政部门等）。近年来，国际NGO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灾害救援。直接救援背后的信念是缺乏视角，因为救援机构相信当地社会或农民是无法自救的，必须进行外援。我们认为，直接救援是必须的，因为当突发性天灾人祸降临时，灾民是非常无助的，需要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援助。社会工作在直接救

14、援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以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最重要的是保证救援物资能够顺利送达受助者的手中。然而，直接救援的工作恐怕无法长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更重要的职责应该是如何建立当地社区的抗灾能力（如何灾后重建等），例如，帮助农村建立新的社区组织，从而使得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灾害的冲击。台湾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后，就有很多社会工作者投入小区重建的工作，发育当地的组织，让小区居民重新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在中国，血多国际NGO组织就是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奔赴救灾现场，他们不仅在救灾工作中赢得农民和当地政府的信任，而且正是依靠这种信任关系在当

15、地扎下根来，他们从灾后重建开始，逐步展开长期综合性的社区发展工作。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该借鉴国际NGO的经验，在灾害的第一现场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在灾后重建和社区发展中体现社会工作者的风采。2 基础设施建设。在扶贫过程中，协助贫困者或者贫困地区搞好基础建设也是重要的扶贫内容。缺乏视角认为，水、电、路、校舍等基础设施落后（不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只要解决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就能够使贫困人口摆脱困境。因此，当外来的扶贫者（政府及NGO官员等）走进贫困农村，看到道路崎岖不平、没有自来水、不通电、校舍破落时，就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地区视为贫穷落后，于是，扶贫策略就是帮助贫困地

16、区铺路、拉电网、挖井、建校舍等。政府所说的“三通”（通水、通电、通路）扶贫就是典型的缺乏视角下的扶贫策略。然而，由于眼前这些扶贫项目都是在缺乏视角下运行，横多项目只是考虑到解决贫困地区眼前的基础设施不够的问题，而忽视了贫困人口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民众的力量，因此，这样的扶贫项目一般都是不可持续的。另外，这种扶贫策略并不符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增权和能力建设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反，却导致农村越扶越穷，使社区民众与未来扶贫组织之间形成一种依赖的关系。例如，在中国扶贫发展的实践中，流传着许多广为人知的笑话。在云南某农村，扶贫组织帮助贫困山区的农民建好房子，解决了民众最迫切的居住需要。然而，因为整个建房的

17、过程都是由发展组织主导，包括资金的投入、房子的功能设计等，所以后来当房子漏水的时候，村民找到项目官员说：“你们修的房子漏水了！”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充分反映了扶贫项目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参与和贡献，只会造成依赖关系。我们这样说名不是否定基本建设的重要性，而是试图说明如果仅仅持守缺乏视角进行基本建设的扶贫，是无法最终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的，农村基本建设的需求不是任何一个外来的发展组织可以完全满足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摆脱传统扶贫工作的陈旧观念，在扶贫实践中思考如何发掘社区的资产和发挥民众的能力，使社区民众团结起来主动解决自身的问题。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协助农民得到资源，而不是充当农民的救世主，

18、帮助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3.贷款和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经济是反贫困行动的重点，因此，拜托农村的经济困境，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是每个农村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对中国政府而言，反贫困的重要策略就是解决贫困地区民众的温饱问题。大部分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与中国政府以一样，都是通过工业化或者农业商业化（市场化）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很显然，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也是一种缺乏视角下的思维模式，因为缺乏视角认定农村贫困的原因是缺乏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意识，农民现代素质低下。故要使农民摆脱贫困，就要把他们推向市场，在 农村发展工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城打工）。但对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村来说，工业化和农业商业

19、化对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在云南东北部的农村个案研究表明：“农业商业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内涵，农民的生产不再是为了自己，他们的产品不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而生产，而是变成了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农业商业化虽使部分农户收入增加，但也使农民在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稳定性时，失去了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因为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决定了农民的收入。这种情形对贫困山区的民众是非常危险的。”【1】一般来说，要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贷款是重要的扶贫策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通过贷款发展商品经济的扶贫项目，都是坚守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即希望通过贷款短期内帮助农民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然而，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

20、逻辑与扶贫的目标经常是相左的。以中国为例，为了取得更好的扶贫经济效益，许多地方官员将扶贫资金(或资源)调往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试点，而条件差的真正贫困地区往往无法获得扶贫资金的支持。因为地方官员相信资源投入条件好的地区，容易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彰显政绩)，而条件差的地区无论怎样投入都很难在短期内见成效。如此贷款扶贫，造成需要资金的贫困地区得不到贷款支持，而较富裕的地区却又锦上添花。另外，各级银行为了提高还贷率，规定借贷方要自备一定数额的配套资金，一般规定设备贷款的配套资金不低于贷款总额的20%，流动资金不低于30%。【1】这样一来，真正的贫困地区根本无法筹措到配套资金，也没有经济担保和抵押能

21、力，因此，贫困地区实际上很难得到贷款支持。此外，虽然国家扶贫政策鼓励银行对粮食、农副产品、养殖业进行贷款，但恶劣的农业生产环境和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使银行对农业贷款望而却步，相反，由于工商业利润丰厚，偿还能力强，各类银行贷款都会向其倾斜。例如，各类银行都极力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这对于投资大、见效慢 的扶贫项目很不利，因为扶贫贷款项目几乎无利可图，而且偿还的风险极大。于是，银行系统对扶贫贷款谨小慎微，为了不惹或少惹麻烦，尽量少贷或不贷。每年扶贫贷款在银行系统积压严重，任务迟迟得不到落实，甚至有些贷款项目被暂时挪用为正规贷款，用以赚取利息。还有，很多扶贫资金属于段周期高利率贷款，与扶贫的长周期低利率相矛

22、盾。在中国，有些扶贫贷款利息率一年期的达10.08%，三年以上为10.8%，五年以上为11.88%。而且贷款期限短，与农业生产周期脱节。温饱工程贷款周期一般为14年，农、林、牧、多种经营项目为13年，林业最长不过5年，乡镇企业设备贷款最长不过3年，实际上，这些贷款的周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只短不长，这更加重了贫困地区贷款者的负担。【2】由此可见，扶贫贷款不但不能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反而使这些地区的农民背负起沉重的债务负担。除了贷款扶贫，农业商品化（市场化）和高科技农业的推广应用，也成为缺乏视角下扶贫的重要策略。因为此视角认为，农民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缺乏商品（市场）意识，更缺乏

23、现代农业科技意识，于是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从传统“救济式”扶贫转向市场化的开放式扶贫和科技智力扶贫。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新目标，随后，“发展才是硬道理”逐步深入人心，全国各地出现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贫困地区的农村而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表现是将传统“救济式”扶贫转向市场化的开发式扶贫。为了适应市场化扶贫开发政策，地方政府首先要大规模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民种植市场需要的农副商品，通过农产品的上市交易，期望农民获得丰厚的利润；其次，采取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农业，让农民与公司联营。农民按照需求（订单）生产公司需要的原材料商品，实现公司与

24、农户双赢；其三，大规模推广农业科技（包括改良品种、推广应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依靠销售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上述措施原本是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粮食自给自足饿能力，希望农民出售更多的余食增加收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市场风险（价格很不稳定）严重削弱了商品化扶贫项目的效果。一方面，许多农民不仅要承担“增产不增收（卖不上价）”的市场风险，还要承受高科技农业的高投入负担。以我国“温饱工程”和“火星计划”为例，这两项扶贫发展计划无论是从实施的过程，还是实际的效果都反映出市场化开发扶贫带来的问题。例如，有些地区推广应用地膜技术种植包谷，尽管能够提高产量，但乡供销社为了追求经

25、济效益，不断提高地膜价格，甚至倒买倒卖，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地膜涨价使贫困的农民无力继续采用此技术。许多高科技的稻米种子价格在市场上被越炒越高，致使贫困的农民根本无力负担。另一方面，粮食产量的增加，造成贫困地区的政府巨大的粮食收购压力，许多地方政府在粮食收购时不断给农民“打白条”。贫困地区高生产费用与卖粮难使各项“温饱工程”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农业商品化和高科技农业的推广和应用，还造成马洛林（Marglin）所说的两方面恶果：一是打破了传统地区的文化纽带，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少数村干部和头脑灵活的农民，靠权力、信息、关系、资本等优势，再发加致富的过程中很快成为当地的“冒尖

26、户”，而广大普通群众因为没有任何商品经营的资本而日益贫困化，原本和谐社会的社群文化关系（邻里、家户关系等），逐渐被两极分化的商业关系所取代，在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竞争失败的广大农民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二是高科技农业专家操控的现代农科知识冲击了传统种植技艺。在专家的科学知识面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传统的种田经验遭遇到高科技品种时变得毫无用处。【1】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扶贫政策的过份强调农业生产商品化，致使很多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不断调整蚕业结构，为此，农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我们在云南村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基层政府连续几年强迫农民换种甘蔗、马铃

27、薯、青刀豆等，由于管理不善、技术支持不力，尤其是市场价格暴跌，结果不仅导致农民生计日益困难，而且造成了干群关系的持续紧张。【2】（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小额信贷近年来，西方许多农村社会工作者对传统缺乏理论提出批判，指出缺乏视角是导致反贫困工作不可持续的症结。Scales和Streeter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用以说明何为缺乏视角，何为优势视角。当我们在炎热的夏天跑步回到家中，非常口渴，看到放在桌上的半杯水，我们可以觉得这半杯水非常不够（看到只剩半杯了），也可以觉得有半杯水足够解渴了（看到还有半杯）。他们告诉我们，看到还有半杯就好比是优势视角，看到没有的半杯好比缺乏视角。其实，半杯水是不变的，视角不

28、同，我们所看到的就根本不同了。如果推动农村社会工作能够从一种优势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从农村社区丰富的资源和当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出发，致力于挖掘农村社区的优势，协助民众寻找资源，从而使农村社会工作者满怀信心。因此，在优势视角下，尽管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还是原来的那些，但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理念和方法都根本不同了，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下面以小额信贷为例，说明农村社会工作如何在优势视角下开展反贫困工作。如前所述，缺乏视角下的贷款扶贫项目就是将款项贷给农民，然后向他们收取本息。而优势视角下的小额信贷项目，不但注重贷款给农民，更重视贷款过程中挖掘农村社区的资源，建立农民互助组织，提升其能力。其中包括提升农民管

29、理经济项目的能力、提升农民的农业水平技术、提升农民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提升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等。过去的小额信贷项目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政府会利用信贷资金要求农民必须配合农业政策的实施，种植一些政府和专家认定适应市场需求的农副产品。很显然，这种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是由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主导，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因此，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项目无法持续推动下去。这种情况不仅在政府小额贷款项目中普遍存在，在NGO和大专院校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我们曾经在云南农村通过小额信贷推动农村建设沼气。一开始，我们运用参与式技术评估图和妇女们一起评估她们的需求，当我们发现妇女的负

30、担主要是拾柴、做饭、煮猪食等，就主观地认定如果通过小额信贷帮助农民建好沼气，就能够减轻妇女的负担，还可以保护环境（农民不用砍树，粪肥得到利用等）、节约用电（可以使用沼气灯）等。在我们的极力倡导下，部分村民积极响应，成立了“沼气小组”，并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后来，我们及时向村民发放了小额贷款，还和村民一起挖沼气池，最终有九户村民用上了沼气。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些农户的沼气或因为管理不善，或因为懒得添加肥料，被放弃不用了，而且年终的贷款本息也无法追回（只有一两户还款）。后来，在村里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当初参与的农户并不是认同建沼气背后的理念，他们只是希望拿到资助而已。至于我们在村里推动的经济项目也遭

31、到类似的尴尬。许多农户提出让我们资助他们养猪或者养鱼，但农民的自主能力并没有得到提升，他们很依赖我们这些外来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当涉及具体的工作时，村民显得很被动，希望我们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他们对经济项目的技术和市场的信息也不了解，没有发育出自己的组织，也没有合作基础，于是，小额信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险。上述例子的教训表明，优势视角下的小额信贷项目，必须从发掘社区民众的能力开始，与当地民众一同寻找社区的资源，建立他们的项目归属感，培养他们的组织及合作的能力，尤其是项目管理能力和应对市场冲击的能力，唯有如此，小额信贷项目才不会造成农民对社会工作的依赖，使农民成为项目长远发展的主体。诺贝尔和平奖获

32、得者孟加拉格莱珉（乡村名）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团队发展出全世界最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1983年，尤努斯创建了格莱珉（乡村）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拜托贫困生活。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钱，她们就能够购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拜托了贫困。尤努斯坚信贷款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以格莱珉的模式运作，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具体到孟加拉国，如今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300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以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爱和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