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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历史.docx

1、北京的历史北京的历史前言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以其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闻名中外,在中国七大古都中名列前茅。北京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代表,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无可代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第一章 北京地区的早期国家和城市第一节 燕国和蓟国从历史文献记载得知,在夏、商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及以北地区有几个部族同时存在,包括孤竹、燕毫、山戎、肃慎等,其中孤竹、燕毫等部落后来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成为商王朝北方的附属国,这中间的燕国可算是北京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

2、,这个燕国与后来西周分封的燕国并不是同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在本地自然发展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因此,史学界通常称之为“古燕国”。对于古燕国的历史,在甲骨文和其他文献资料均有所记载。商代甲骨文中“燕”字写作“妟”,并有“妟来”、“妇晏”等卜辞。所谓“妟来”,意思是妟国人到商王朝来。而“妇妟”则应指嫁给商朝人的妟国女子。可见,妟与商王朝往来密切。文献资料中出现的这个古燕国始于西周初年,史记周本纪云:“封召公的所在地”。这个古燕国可能由于是商朝北方比较重要的附属国,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也被西周的武装力量灭亡了,因而史书上有“及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说法。取而代之的就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燕国。另外

3、,在商代,我国北方还有一个由帝尧的后裔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名叫蓟国,当时也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一个小国,西周建立后又臣属于周王朝。“蓟”和“燕”是两个邻近的诸侯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燕国强盛,蓟国弱小,于是燕国兼并了蓟国,时间大约在春秋初期。依上所述,西周的燕是召公奭的封国。召公,本名姬奭,文献中又称君奭,文王之子,官至周王朝太保,位居三公,又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史称召公。由于召公本人及其家族在周王室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初遂将召公封于燕。 因为燕地处于北方边远地区,这里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交通要道,对于周王朝来说,这是一个振抚边疆、藩屏王室的重要区域。召公封燕这一事件,标志着今北京地区正式

4、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召公虽受封燕地,但由于他在周王朝里是与周公一样重要的辅臣,故仍留在宗周处理王朝政务,实际到燕地就封的是他的儿子克。这件事在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和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从第九代燕惠侯起,燕国的历史才开始有了较明确的纪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西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年正值燕惠侯二十四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惠侯在位三十八年,时至公元前827年,已经到了西周的末期。公元前320年,燕王哙继位。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他幻想通过非常手段达到使燕国迅速强大的目的。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三年),他任用一个叫子之的人为相国。史书记载,子之办事果断

5、,善于监督考核臣属,深得燕王哙赏识。但子之同时也是一个精于以权谋私、权力欲望极强的野心家,他利用燕王哙希望改革的时机,诱使燕王哙“禅让”,最终取得了燕王的地位,他还劝说燕王哙把朝中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玺印交给自己调遣,子之完全掌握了燕国大权。这一举动在燕国造成人心混乱,特别是遭到太子平和大将军市被等人的反对。公元前314年,在齐国的支持下,太子平和市被发动兵变,率军围攻燕王宫,但一时未能攻克。将军市被反戈,与子之联兵反攻太子平,结果太子平和市被都在战乱中丧生。正当燕国内乱之时,齐宣王乘机起兵,大举攻燕。此时燕国的军队已毫无斗志,不战而退,都城城门大开。齐军进入城中,不但杀了燕王哙和子之,还

6、把燕国的宗庙、王宫毁坏,其中的珍宝重器被抢掠一空,并且在城中肆意屠戮。齐军攻占燕都,占据燕国大半疆土,燕国差不多已名存实亡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2年,在其他诸侯国的联合反对下,齐国才被迫撤出燕国。流亡在中原的燕国公子职,在赵、魏等国的扶持下返燕,并继承了王位,这就是燕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燕昭王。关于燕昭王的名字和身份,史记的记载自相矛盾,燕召公世家称:“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认为燕昭王就是原来起兵反对子之称王的太子平。史记赵世家则称武灵王十年,“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认为燕昭王原是燕国王室普通的公子,名职

7、。上述的不同记载造成了后人认识的混乱,并为此而众说纷纭。这一情况已随着50年代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而澄清。1958年容城出土了铭文为“燕王职作冕萃锯”的铜戈,辽宁北票也发现有燕王职戈,商周金文录遗著录有含燕王职字样的铜器铭文,证实燕昭王只能是公子职而非太子平。公子职早年曾在韩国被做为人质,后被赵武灵王召回,赵武灵王十一年被立为燕王。燕昭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早在他做韩国人质的时候,就受到一些中原诸侯国改革举动的影响,怀有改革燕国的远大抱负。返国后,面对燕王哙“禅让”事件给燕国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大破坏,为了收拾残破局面,使燕国重新回到与列国争雄的地位,特别是要实现“伐齐以雪先王之耻”的目标,

8、他不遗余力,励精图治。燕昭王把原来燕国的军事重镇武阳城(今河北易县境内)营建成陪都,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燕下都”。燕下都的建立,对于巩固燕国南部疆土,遏止中原诸侯国北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还态度谦恭地向燕国贤士郭隗问计,郭隗建议他广揽良才,并且说:“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特意为郭隗建造宫殿,正式拜他为师。还在易水旁修筑一座招贤台,上置千金以延揽天下豪俊,这座招贤台就叫“黄金台”。燕昭王这一举动,很快就在列国贤士中引起反应。此后,“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皆为昭王之臣。“黄金台”也成为君王能招贤纳士的一个象征,受到后世万

9、代的赞咏。燕昭王不仅“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他还深入民间,关心穷苦百姓,并且简朴自奉,亲自参加劳作,与燕国百姓同甘共苦。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燕国逐渐恢复了国力,日益富强起来,士卒也群情激昂,愿意为国家而战。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合力伐齐,在济西一战中大败齐师。随后乐毅又独率燕军,深入齐境,攻破齐都临淄,焚掠齐国宫室宗庙,将所获珍宝、祭器等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甚为高兴,他亲自来到济上慰劳军队,犒赏将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同时命乐毅留在齐国,攻取其他齐城。在随后的五年间,乐毅率燕军共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并将它们归入燕国

10、版图。“乐毅伐齐”是战国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次诸侯国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但使燕昭王洗雪了“先王之耻”,燕国还占据了齐国大片土地,而且赵、韩、魏、秦、楚五国也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强盛一时的齐国则几乎亡国。公元前283年(燕昭王二十九年),昭王命大将秦开领兵攻打北方的东胡,追迫东胡退却千余里。燕国版图进一步扩展后,遂在边地自西向东,设置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大古城村)、渔阳(今北京怀柔区梨园庄)、右北平(今天津蓟县)、辽西(今辽宁义县西)、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同时,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沿着燕国北疆修筑了一条西起造阳(今河北省张家口地区)、东抵辽东的千余里长城,通称“北长城”;为了防范齐、赵等国的

11、侵袭,沿着燕南疆易水一线修建了长数百里的长城,通称“易水长城”。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这一时期燕国控制的地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这就是说,燕国东境到辽东乃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边与林胡、楼烦等部族杂处,南境抵呼沱、易水与齐、赵交界,西部隔云中、九原二郡,与赵国为邻。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天津市、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辽宁省大部、内蒙古东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等广大区域,都曾是燕国的疆土。到了昭王晚期,燕国的国势达到了鼎盛。但好景不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其子素继位,即燕惠王。惠王早在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和。执政后,先是误中齐将田单的反

12、间计,不但用骑劫取代乐毅,还显露出要诛杀乐毅的意思,乐毅被迫出走赵国。不久,燕军败于田单的“火牛阵”,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田单率齐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被占领数年的七十余城,将燕军赶出齐国,骑劫也在战乱中被杀。随后,田单将齐襄王迎回都城临淄听政。齐国得以光复,而燕国自此一蹶不振。公元前251年(燕王喜四年),燕国伐赵,被赵将廉颇击败。赵军乘势追击,直达燕都,围困蓟城长达三年之久,后燕割让五城给赵国,赵军始退。以后燕、赵之间又发生数次战争,燕国屡战屡败,国势日益衰弱下去。而此时强盛的秦国,又开始了吞并六国、统一全国的战争。秦军在灭掉赵国之后进逼燕国,燕太子丹派壮士荆轲以献上秦王嬴政仇恨的旧将樊於

13、期的首级,还有燕国最富庶的区域“督亢”地图为名,企图刺杀秦王,未遂,荆轲反遭杀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公元前227年(燕王喜二十八年),秦国出兵灭燕。秦军在易水以西击败燕军,占领燕下都武阳城。第二年(公元前226年)十月,秦军攻陷燕都蓟城,燕王喜逃亡辽东,派人斩太子丹首级献于秦,希望秦“解兵而去”。这一愚蠢的举动,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秦将王贲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自召公建国,历经八百余年最终灭亡。第二节 西周燕国都城西周燕国建立后,第一个都城建在何地,一直是个迷。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林村发现了一座北京地

14、区迄今年代最早的古城址,这个迷团才得以解开。董家林古城遗址在60年代以前,地面上尚可见1米多高的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墙被夷为平地,但从远处望去,城址的地势仍比周围地面高出2米左右。经发掘得知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之北半段尚保留大部分地下墙基,其中以东北角和西北角保存最好。根据墙基测量,北城墙长约829米,城南面现为河床洼地,故南城墙长度不清,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北半段分别为300余米,在主城墙下部两侧,有斜坡状“护坡”。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河。由此可知城的结构有主墙、内附墙和城外平台,城外有护城河。 城墙用夯土筑成,宽10米左右。夯层一般厚35厘米,圆形夯窝直径33.

15、5厘米,十分密集。墙体底部有残槽,墙体分段夯筑,可见城墙的营造方法是先在生土地面上挖出一条浅基槽,然后填土与基槽平,再往上堆土夯实,层层起筑,整个城墙的质地相当坚硬。城内发现有房基等遗迹,出土的主要有石、陶、铜、玉、骨、蚌等多种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及卜骨等。此城的营建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基所打破,经推断得知此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初期,又由于距城不远外的黄土坡村发现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因此判断这座古城应是燕国的都城,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土坡村墓地位于古城址东南,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经过1971年和198

16、1年的两次发掘,清理出300余座墓葬和30余座车马坑。墓葬包括大、中、小型三类,从随葬的铜器铭文可知,这里是西周时期燕国贵族墓地。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炕竖穴,墓葬的形制与规格,依死者生前身份的不同而相异。小型墓一般长2.5米,宽1米左右,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少数墓中也有玉石饰件或小件青铜器。中型墓长3米以上,有棺有椁,随葬品有玉石器、青铜器、漆木器和陶器等。大型墓有较大的墓室,设有墓道,墓道宽敞,呈梯形,墓道不直通椁室,底端至椁顶尚有距离,与商周时代的“甲”字形或“中”字形大墓不同,为燕国墓葬的特有形制。中型墓多有殉人,大型墓还有车马陪葬,殉人一般为12人,多为青少年男女,有的置于椁顶板上,有的

17、置于两侧的二层台上,头向与墓主人相反,殉者身边有的还置有成套马具,似是墓主人生前的马夫。西周用人殉葬仍然比较普遍,但数量比商代减少,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的车马陪葬,少的有2马1车或4马1车,多的用14匹马5辆车或更多车马陪葬,这显然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有关。车辆制作精美,双轮独辕,前有衡,后有轴,辕头上翘,辕和衡相接处有铜和绳索连接。车厢为长方形,四边有栏杆,后有缺口以供上下,在辕、衡、轴等处有青铜构件和饰物。轮辐有的18根,有的24根。有的车上备有平面圆形的伞盖,直径1.3米,26根伞骨,自顶部向四处放射排列。黄土坡墓地随葬品比较丰富,有青铜器、陶器、玉石器、漆器、货贝和宝石器、原始的瓷器等

18、。陶器有罐、壶、鼎、豆等,多为冥器,显然这是专为燕国贵族烧制的。原始瓷器有尊、豆两种。青铜器有圆鼎、方鼎、爵、尊等礼器,戈、戟、矛、匕首等兵器及车马器等。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记有燕侯赏赐货贝、臣妾等事,如253号墓所出堇鼎有铭文称“燕侯令堇馔太保于宗周”,记述的是燕侯派陪臣堇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的事,这证实了召公以其长子封于燕,自己则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此外还发现有不少玉器与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的串饰,这是有身份的贵族统治者的佩饰物。墓葬中最大的墓是1193号墓。它位于黄土坡村西北,墓葬大而形制特别,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现存墓口南北长7.68米,宽度在5米以上,墓底部距地表

19、10.25米,大墓有4条墓道,各在墓室四角。这种形制是第一次发现。该墓规模很大,原来的随葬品一定相当丰富,可惜由于盗掘而所剩无几,不过既使如此,清理出的随葬品仍达200余件,并不乏极有价值者。墓葬的年代是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关于墓主人及其身份,发掘者认为 “必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第三节 燕都蓟城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蓟城的始建年代成为学术界的一大难题。一般认为在周初受封之前,这里已有蓟城存在。但把“武王克殷反商”之年做为有文字记载的蓟城始建之年,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周武王克商在周武王十一年,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按公元纪年法来推算却非常复杂。有据可考的仅为西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此前西

20、周只纪帝王并无年代,于是出现了众多的推算方法,其根据亦多种多样,如天象、历法、文献、金文等等,因此也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果。据一次北京史研究会学术年会的统计,武王伐纣之年,出现了25种不同的公元纪年,其范围跨越30年,即从公元前1066至公元前1045之间。其中较集中的有三个年代,即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1057年和公元前1045年。在近年的学术研究中,赵光贤教授发表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很受学术界重视。他总结了中外研究的成果,又利用天象和历法推算,同时兼顾了文献与金文材料,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得出结果认为“只有确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才最可信。这一成果侯仁之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

21、可,认为“1995年是北京建城的3040年,是很可纪念的一件事”。燕都杂志1991年为此出了北京地区建城3035年专辑,由此可见此说法基本上为社会所公认。探讨蓟城始建位置与始建年代同样困难。琉璃河的燕都古城自70年代发掘以来,业已探明,确为“封召公于燕”的始封之地。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从“召公始封”到燕襄王迁都“以蓟为国”之时,历时380余年。这一时期自然会有大量遗存,一旦迁都之后,原城废弃,大量遗物被埋于地下,城市虽然在地面上消失,地下遗迹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蓟城却不然,由于它的连续性强,3000多年,人类活动频繁,社会不断发展,古代遗迹难以存留,为此对古城的考察取得历史文物的印证增

22、加了很大困难。目前对蓟城的始建之地,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以下几种说法较为集中: 广安门以西、莲花池以东;宣武门、和平门一线的南北侧;广安门以南。上述说法均以出土遗物为推断依据,极少文字记载。较有参考价值的记载,也是为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是水经注漯水条:“昔周武王封尧于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文中蓟丘,学术界认为即白云观西墙外,原有的一座大丘,后因建设而夷平。几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在今日宣武区,而且与广安门密切相关,其原因是这一带曾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成为论断的佐证。井圈是人类居住的证明,水井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古代的水井用陶制井圈为井壁

23、,出土时一般都三五层重叠,并且圈内还有陶制水罐残留,经鉴定,均为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遗物。解放以来,在宣武区出土了大批这样的井圈,分布范围多在宣武门、和平门的南、北侧,直到菜市口一带,以宣武门外、白纸坊北侧附近较为集中。陶器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用品,1974年在白云观北侧沙层中,发现了许多“夹砂红陶片”。这些陶片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墓葬中的冥器,经鉴定,都是战国时的遗物。瓦当是宫殿建筑构件,1957年在广安门南700米护城河西岸,发现了陶制饕餮纹瓦当等物,这是典型的战国时代宫殿建筑构件,同时还发现了厚达1米以上的“文化层”。文化层是指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蓟丘”

24、是蓟城命名依据之一,郦道元所说蓟城以蓟丘而得名。该“丘”在宣武区白云观西墙外。综上所述,自周封至东汉时期的蓟城当在今市区西南的宣武区外城以西地区。据文献记载,战国时蓟城内有燕王宫、太子的东宫、国相府等宏大建筑,另外还有碣石宫,是燕昭王专为齐国贤士邹衍而筑。当时城中人口繁盛,但到秦灭燕时,蓟城遭到破坏。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为防范六国旧民的反抗,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蓟城当在被毁坏之列,但到秦汉之时,由于此地军事地位的重要,城池才又被修复起来。第二章 屏障中原的军事重镇第一节 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的经略秦国灭燕的次年(公元前221年),又挥师灭掉东方的齐国,完成了

25、一统天下的霸业,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蓟城的地位也从诸侯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变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北方军事重镇。从秦到五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蓟城地区的历史主要围绕着中原王朝经略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中央政权与蓟城地方割据势力较量两个主题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蓟城的战略地位和交通枢纽的作用更显突出,蓟城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部地区多民族共居的中心城市。蓟城在秦、汉至西晋时期,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秦置广阳郡,治所在蓟城。秦以京师咸阳为中心,修筑的驰道直通蓟城。秦始皇曾下令把战国时秦、赵、燕等分别修筑的北长城连接为万里长城。蓟城位于华北平原北端通向西北、朔北和东北地区的要冲,也

26、处于居庸、古北、山海三条通道关隘的交汇点,秦驰道的修通与秦长城的修筑,加强了蓟城作为秦朝北郡重镇的地位。西汉时期,燕地或为国,或为郡,其治所都在蓟城。汉武帝封其子刘旦为燕王,刘旦在蓟城建万载宫,后刘旦谋反失败,其子建被立为广阳王。1974年,在丰台区大堡台发掘了一号汉墓,为“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墓中出土随葬朱斑轮车3辆以及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400余种。蓟城的冶铸、纺织和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期,蓟城属渔阳郡。渔阳太守郭伋在任5年,整顿社会秩序,防御匈奴犯扰,使得民安其业,户口倍增。后张堪拜渔阳太守,整伤治安,郡内安定。他率数千骑兵驰击,大破匈奴入犯万骑,郡境得以平静,

27、他又在狐奴(今顺义)开辟稻田8000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修建张堪庙,以纪念其功绩。三国时期,蓟城为幽州属地,是曹魏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蓟城地区的水利建设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东汉末,曹操下令开凿平虏渠,又开凿从沟河入潞河的泉州渠,以收淮河流域的米谷至幽州。魏征北将军刘靖在幽州屯据险要,为解决军粮和发展农业生产,修建了车箱渠和戾陵堰,将混水引入高梁河,史称“水溉灌蓟城南北”,“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西晋时期,蓟城初为燕王封地,后为幽州治所。幽州刺史王浚刑政酷苛,赋役殷繁,被羯族首领石勒所杀。王浚之妻华芳墓在北京西郊八宝山,1965年进行发掘,出土的有银

28、铃、骨尺和墓志。西晋时期,蓟城地区佛教开始流行,北京现存最早的佛教名刹潭柘寺即建于晋代。初建时叫嘉福寺,后屡经扩建和改名,最后因寺后有龙潭,寺内有柘树,所以俗称为潭柘寺。晋元帝建武元年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其间644年,北京曾先后三次成为都城。东晋政权偏安南方,北方出现了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前燕主慕容僬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他于后赵永宁元年,率兵攻破蓟城。慕容僬于元玺元年即皇帝位,以蓟城为国都,以龙城为陪都,但慕容僬于光寿元年由蓟迁都邺,蓟城作为前燕国都,仅只6年,是北京史上少数民族初次在北京建都。魏统一中国北方后,燕郡属幽州,州、郡治所均在蓟

29、城。其时佛教大兴,今海淀区温泉西车儿营村的石佛像,即为太和十三年所雕,通高2.2米,是北京现存最古的石雕佛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废燕郡存幽州,大业初年又改幽州为涿郡,均治所蓟城。隋朝开通京杭运河,刻房山石经,对北京的物质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至长安,南通余杭(今杭州),北达蓟城。特别是京杭大运河,自余杭至蓟城,全长近2000公里,历时6年多竣工。隋炀帝用兵辽东,就以蓟城为转运站。唐兴隋亡,控制涿郡、自称幽州总管的隋将罗艺归于唐。蓟城通称幽州城,依然是北方军事重镇,且军事、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这与来自北方、东北方的边患有直接联系。唐朝初年,北方东突厥复兴,东北地区契丹

30、逐渐强大,高丽也经常侵扰辽西地区。幽州地区首当其冲,故唐朝在此设重兵防守。幽州地方长官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并被中央赋予很大的政治权力。高祖李渊甚至曾派太子李建成亲至幽州,督军抵御突厥进攻。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冬,太宗李世民趁突厥内乱,发兵北伐,次年擒颉利可汗,东突厥部落离散,大部分投降唐朝,唐将降众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关州一带,分置都督府统领。此后至高宗末年的近五十年中,东突厥残部与唐朝相安无事,幽州北边获得暂时安定。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幽州为集结地,亲自带兵从水陆两线进发远征高丽,出发前军队在幽州城南郊誓师,但因为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损失惨重,加之天寒且粮食将尽,这年冬

31、天唐太宗被迫退兵幽州,征辽之役以失败告终。为了悼念东征阵亡的将士,将部分遗骸葬于幽州城西,称为“哀忠墓”,又在城内东南隅修筑一座庙宇,命名悯忠寺(今法源寺前身),寺中建有高阁,谚曰:“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以后,唐高宗复出师征辽,最终讨平高丽。此役中,幽州虽不是军马粮草集结地,但租赋全部转运辽东,有力地支援了军用。第二节 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较量公元前202年,经过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同年七月,燕王臧荼举兵叛汉,刘邦亲率大兵伐燕。九月,平定臧荼之乱,封亲信太尉卢绾为燕王,仍都蓟城。西汉初年,刘邦为了实现中央集权,遂逐步消灭异姓诸王。公元前195年(高祖十二年)二月

32、,刘邦派兵攻蓟,卢绾败逃塞北,后降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一年后病死于匈奴。刘邦改封皇子刘建为燕王,即燕灵王。刘邦死后,高祖后吕雉擅权。公元前181年刘建死,吕后杀其子,废燕国改置燕郡,次年改封她的侄子吕通为燕王。公元前179年,文帝即位,诛杀吕氏党羽,改立刘泽为燕王,是为燕敬王,传至第三代刘定国时被废,改设燕郡。公元前117年(元狩六年),汉武帝封其子刘旦为燕王,都蓟城。刘旦做燕王三十八年,是统治燕地时间最长的地方长官。公元前87年(后元二年),武帝卒,昭帝继位。刘旦勾结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密谋叛乱,觊觎帝位,公元前80年(元凤元年)事情败露,上官桀、桑弘羊等在长安被杀,刘旦在蓟城闻知事败,自缢而死,其子刘建被免为庶人,再度废燕国改设广阳郡。公元前73年(本始元年),宣帝即位后,封刘建为广阳王,改广阳郡为广阳国,仍都蓟城,传到其曾孙刘嘉时,被王莽所废,广阳国改为广有郡。西汉一代(包括王莽和更始帝)231年中,蓟城四度为诸侯王国的都城达198年,四度为郡治首府仅有33年,名称或称燕国、燕郡,或称广阳郡、广阳国和广有郡。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汉宗室刘秀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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