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普世制度冼言.docx

1、中产阶级与普世制度冼言中产阶级与普世制度2004-08-01冼岩 任何一种理论，都追求内在体系的逻辑自恰和基本模型的固定，因此，它所包含的变量及相互关系只能是固定而有限的。相对而言，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相当于存在着数之不尽的变量及相互关系。因此，理论的绝对正确只存在于变量固定而有限的观念世界，或者是存在于观念所要求的理想状态中，正确只是相对特定对象而言。当理论面对“非理想”的现实状况时，要么承认自己的“不适用”，要么承认自己只考虑了有限的作用因素，在面对所有因素的集合时，必须作出大幅调整。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最大分别是，前者无法在实践中分割变量、无法制造与理论相对应的“理想状态”，只能同

2、时面对所有变量，在理论的具体运用时必然同时牵涉到所有因素；而自然科学技术的一切进步，都与变量的分割、“理想状态”的制造分不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耶克等人认为社会制度只能试错演进，不能象自然科学技术产品一样理性建构。由于人类理性追求逻辑自洽、模型固定的特性，理性只能对经验进行部分归纳。现实经验中大量的具体信息，要么为理性所不能把握，要么被理性过程所抽象掉。因此，理论只能对经验进行事后概括或者仅作为事前借鉴。当一种理论主张离开了它所由发生的经验土壤，“横移”到另一现实环境时，被理性所省略的具体因素就会在不同的具体背景下发生作用，理论就表现为水土不服，甚至淮橘成枳，这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特征。

3、即使是自然界的基本定律，也有其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但是，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一种根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被普遍推崇为普世观念和普世制度，这就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主张的宪政民主制度。据说，这种制度可以普遍适用于当今世界上所有地区，不管它们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范式、现行体制是如何的千差万别。这种取消了理论和制度的适用范围，自称代表世界潮流、可以“终结历史”的狂妄，部分源于理性的偏执，部分源于某些人的利益驱动和政治愿望。 自由主义主张的宪政民主制度当然不是什么“终结历史”的理想范式，当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的政治实践证明了这种制度的相对有效性，但人类社会的普遍

4、实践证实了这种有效性同样也有它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真正确立和有效运行，必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本文简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为前提。 一，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示范，是宪政民主制度拥有说服力的根本源泉。确实，人类政治文明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以宪政民主的形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制度从未象今天一样为大多数人带来那么多方便，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但是，一直被宪政民主普世论者所小心掩饰的事实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制度其真正实践仅始于20世纪中期，在此之前，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是与现代制度有着根本区别的等级制度，即将政治权利仅仅局限于特定群体范围的“等级民

5、主制”。 宪政民主普世论者一方面以赞扬口吻描述西方民主由等级制走向普遍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以此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性：既然西方国家在几百年前的经济文化水平上就可以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今天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宪政民主普世论者的逻辑自洽要求他们有意忽视早期等级制与现代普遍制的区别，忽视等级制对西方发展的历史意义。正是由于将民主制扎上等级制的藩篱，它才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保全了秩序，没有对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分工与合作体系造成过度伤害。宪政民主制在西方历史上的成功与当时对政治权利的等级限定是分不开的，举例说，如果当时某国工人即拥有和今天相当的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权利，那么被马克思批判为吃人制

6、度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否持续下去且不说它，至少该国的工业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丧失竞争力，在市场上被其它国家挤得粉碎。 资本主义工业化要求资本能够快速聚集，资本聚集的速度和规模往往代表了市场竞争力；市场竞争更逼使经营者不断降低成本，而资本主义早期最简单直接的成本控制方式就是压榨劳动者。正是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导致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贫富两极分化。今天的后发展国家经济也大多处在此一市场化、工业化阶段，同样面临贫富两极分化的难题，开放民主权利同样会导致社会所必须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受到冲击。可以说，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历史上近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它们对政治制度有着相同要求。它们需要和

7、适用的不是宪政民主普世论者所标榜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而是西方历史上曾普遍盛行的等级民主制度。 等级制在今天已成为历史陈迹，为现代文明所拒斥，所以，西方的道路已不可复制，发展中国家只能另寻新路。既然已不能模仿标本建筑的地基和底层，当然也不能再妄想直接模仿屋顶。可是，宪政民主普世论者恰恰就作此主张。 二，民主制度的根本难题 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民主制代表了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政治理想，但民主权利真正的平等普及，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近似达到。究其原因，除操作技术方面的缺陷外，最主要是由于民主制自其被构思出来始，即须面对一项根本性难题，即如何保障占人口少数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8、，核心是保护私有产权）？ 利益分化是人类社会结构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出现以前，由于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在经济方面享有既得利益的群体只能是少数。此时，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保护此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功能，否则社会结构将被推倒重来，人类发展所必须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将受到严重损害，天翻地覆后结果也无非还是出现新的、同样需要保护的少数派既得利益群体。 经典民主理论以“多数决定”为基本原则，倾向于按多数人意愿作出政治决定，因此解决不了上述难题。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阶层如果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必然会利用权力改变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财产分配状况和产权关系。既得利益集团要

9、保护既得利益，唯有通过“宪政”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广大贫困阶层的政治参与、赋予自己特权。贫富越悬殊的社会，必须剥夺大多数人越多的政治权利、赋予少数人越多的特权。实际上，只要真正以民主制“多数原则”作为政治决策的根本程序规则，任何宪法规制、宪政安排都不足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制衡贫困阶层的人数优势、保障既得利益群体的私产权益。唯一办法是将民主权利局限在一定范围，即剥夺部分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早期的西方国家正是这样，以等级民主制的形式解决了上述难题。具体做法是将拥有民主权利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既得利益群体内部，这种“宪政”安排当然可以保障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 当代西方国家已撤除对民主权利的等级限制，但同时它们

10、也已普遍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既得利益群体已成为社会的相对多数，私有产权当然不再需要等级制的特别保护。同时应该看到，正是由于社会已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结构，西方国家才能够撤下等级制的藩篱、普及民主权利。在此之前，取消等级制不但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社会强势集团的极力反对，而且也必然损及社会有序运行所必须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因此，那时的普遍性民主制度纵然能够行之一时，也注定不能持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西方国家民主权利范围的扩大总是与中产阶级的壮大保持同步。 当代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普行民主制既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也解决不了“怎么保护少数既

11、得利益群体”这一根本性难题。在现代文明的共识背景下，宪政安排只能以“保护少数”的名义为既得利益群体争取有限的政治特权，这种特权远不足以使其在正式的民主政治决策程序中抗衡贫困阶层的多数优势，因此，只有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宪政”制衡才具有效性。现代宪政民主已无法为既得利益群体堂而皇之地安排更多、更过分的特权，更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剥夺贫困阶层的民主权利，否则，它不会被现代社会认同为宪政民主，而只会被直接冠名为等级制度。 既然在正式制度层面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就只有到潜规则层面通过扭曲正式制度来寻求解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无法依托等级制屏障的现代背景下，所有强行模仿西方宪政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

12、不出现淮橘成枳的困境：正规的典章制度被扭曲，政治决策过程被人为操纵，潜规则代替正式制度实际主宰着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不但宪政民主普世论者所许诺的种种好处无法兑现，原来权威体制下诸如行政效率、秩序稳定等优点也荡然无存，国家普遍面临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宪政民主制度在当代发展中国家被普遍扭曲变形，这一点也不奇怪。按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制度变迁是由社会强势集团主导的；制度的有效运行，也必须得到强势集团的认可和支持。既然一种号称“普世”的制度在外部压力和民众认同下得以确立，既然这种制度无法保障掌控了大多数

13、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的利益，既然既得利益强势群体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推翻这种制度，他们就只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实际控制能力，私下悄悄扭曲制度、以有利于己的潜规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当代宪政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的根本原因，这也完全符合吴思关于“真实规则终究要由实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理论。 由此可见，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结构。在此结构下，既得利益群体成为相对多数，民主制“怎么保护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难题自动消失，不再成其为问题。在此之前，这一难题始终会是民主制度的不解之题；难题的存在，意味着民主制度不是昙花一现，就必然被扭曲

14、变形。 三，全球化竞争加剧宪政民主制度的不适应症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顺利走到今天，除了在历史上曾采用等级制保全秩序、隔阻冲突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经济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具有先发优势。 由于率先开始工业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效率上大大领先于当时其它国家。凭借工业化和生产方式的优势，形成了当时领先于世界的近代武力；市场加炮舰，使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具有了向全球扩张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廉价获取多种生产要素资源。这种全球资源皆可廉价为我所用的能力，弥补了国内工业化初期必然出现的资源财富的不足，一方面加速了资本集聚、加快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减轻对国内劳动阶层的压榨、

15、缓解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使西方资本主义能够较顺利渡过中产阶级普及前的危险阶段。 当代发展中国家不但已不再拥有这种幸运，而且还面临恶运。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已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位置，当代国际经济价格和竞争体系都极其有利于先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普遍处于被剥夺、被侵害的竞争劣势。从根本上说，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廉价利用国际资源以弥补自身不足，不但无法靠外部输血来缓解国内矛盾，而且还必须承受国际资本的欺压盘剥，不得不接受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依据于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经济秩序。 外部困境加剧了国内矛盾，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市场化、工业化的危险期处境更形危险，动辄有倾覆之忧，这是发展中国家

16、普遍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突出、社会矛盾尖锐、 政权更替频仍的根本原因。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近20多年中国一直走的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路子，这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通过发挥此一自身优势，积极参入国际竞争，取得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骄人成就。但由于禀赋结构的改善、新竞争优势的建立尚须时日，预计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为了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占有一席之地；为了避免蛋糕越做越小，防止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发生滑坡或崩盘、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经济仍然只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只能走“高就业、低收入、逐渐积累”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在此一时期仍然只能维持在富有竞争力的

17、较低水平上，这也意味着，社会的主体成份广大蓝领工薪阶层及其庞大的后备军农民，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收入将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难望有大幅提升。这是由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基本资源（包括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经济运行格局相交织而形成的死结，任何理论、制度或政策，都无力解开此一结扣。 上述经济基础决定了此一时期内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和财产占有状况必然呈现上面小、下面大的正金字塔型结构，并依此形成相对应的正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正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结构，这是由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种现状，既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的险境，也代表了

18、宪政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困境。 民主制奉行多数原则，公共事务由多数人说了算，多数派群体主导政治进程。因此，民主制要求和适应的是上面大、下面小的倒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社会）。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经济和政治将呈现对立的倒置结构。它们将各自对社会结构提出相反要求，驱使社会结构朝相反方向运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相互矛盾、冲突的格局，必然使整个社会陷入自我扭曲、相互拉扯挤压的紧张困窘，必然把社会的资源、活力内耗得七零八落；不但政治制度理论上应该具有的优越性会因为缺乏环境配合而发挥不出来，经济发展也会受到政治制度的牵制和

19、捆绑而步履蹣跚，社会将被笼罩在一片松散、缺乏效率的阴暗格调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将政治制度栽扎在这种不适宜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期待它还能结出什么好果子。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世界上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基本上都发生在经济发达、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的为数不少，但几乎无不弊病丛生，宪政民主制度理论上许诺的“优越性”表现得寥寥无几。仅仅指责这些国家本身的落后或缺陷，指责它们“搞的不是真正的（或标准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无济于事的，但这正是一切原教旨主义者乐于使用的逻辑在马克思教条主义者那里，革命不成功，一定是修

20、正主义者没有标准领会和准确执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原故。 “落后和缺陷”，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状决定的，这正是它们基本国情的固有一面。宪政民主制度在其上的平庸表现，只说明它与这种基本国情和社会结构的不相适应，说明这些国家的宪政民主只能达到这种效果。这也再次证明，当代普行宪政民主的最佳途径，是首先普及中产阶级社会。 四，市场经济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笔者的表述中，系指拥有相当私产、足以保障“有体面”的生活，但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富豪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豪阶层，都可视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资本主义早期，中产阶级为数不多，在社会力量对比中相对微不足道；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

21、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最终成为占据人口相对多数、拥有社会最大经济资源份额的强势群体，这样的社会，笔者称之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简称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承认中产阶级普及是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真正确立和有效运行的前提，那么关键问题就是中产阶级是如何壮大、普及的，有何必要条件？ 宪政民主论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宪政民主与中产阶级的关系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关系。例如王思睿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

22、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话似乎言之成理，其实只是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的主观臆断。举例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可曾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在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主动者，而只是被动之物。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和宪政民主制度绝非“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少数精英在对多数群体进行压迫剥夺的同时，始终要承受来自多数的反作用力和威胁，向内压榨有一定限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社会物质

23、财富总量的增加，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夺”即限制了中产阶级壮大的剥夺就会变得得不偿失，通过反弹越来越大的“剥夺”来获取财富即意味着其它更多赢利机会的丧失。伴随着既得利益精英这种利益得失计算的变化，来自多数人的反抗和压力必然会迫使社会改变收入分配机制、容许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普及，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化，同时，催生出越来越公平、民主的制度形式（不一定是“宪政民主制”）。 当然，作为基本的环境要素之一，制度设置对社会向中产阶级结构的转型会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主要是经济形式的进化（现代股份制和资本市场）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实现形式，加速了转变。换言之，是经济民主（主要指企业产权形式的股份化、社

24、会化）成就了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又催生出政治民主。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壮大是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的危险，这也即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市场经济在达到中产阶级普遍化之前必然出现的危险，危险主要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尤其是同时市场化的过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可以化解这一危险，反之它在当代后发展国家的实践表明它只会激化矛盾、加速断裂，因为它无法解决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下实行民主制“怎么保护少数既得利益群体”这一根本性难题。 如上所述，所谓西方国家利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成功避免“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危险的说法，完全

25、是一个人造神话。西方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避免危险靠的是等级民主制加先发优势，由于这两个因素在今天已不可重复，西方成功之路已无法在当代复制，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自身条件出发重觅可行之路。近半个世纪以来，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跃入发达国家、由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演进成纺锤型社会结构的成功示范主要有东亚四小龙，而四小龙示范的是一条权威主义的道路。 与宪政民主论者所描述的先有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后有中产阶级壮大的虚拟顺序不同，东亚四小龙基本上是在权威政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加速发展经济，孕育出发达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其中台湾、南韩，更依托社会内部已经形成的相对最强大的利益群体中产阶级的支持，成功完成了向宪政民主制

26、度的政治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早期的等级民主制一样，“四小龙”的成功同样有赖于外部因素的支持。在东西冷战的格局下，“四小龙”或者得到了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从战略利益出发的鼎力支持，或者成为沟通东西双方独一无二的桥梁中介。“四小龙”本身较小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更使这种外部助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从历史上仅有的两种成功模式（即西方早期的等级民主制与导致四小龙崛起的权威主义模式）看，中产阶级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壮大，取决于经济能否平稳快速起飞、起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要素。总而言之，它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任何时代，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国家都数量有限，能够由发展中国家进

27、入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也数量有限，因此，有条件顺利转型成“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数量有限。由于其中一个根本要素是能否获得足够的外部助力，从现有国际格局和全球资源约束看，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类似“四小龙”的小国，很难是中国、印度之类大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四小龙的道路有可能也难以在中国标准复制。由于国情和基础条件的不同，中国要面对的问题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曾经成功过的两种模式，都只能作为借鉴参考；中国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依靠从自身的具体约束条件出发，逐步确定可能目标和可行路径，摸着石头过河。 五，中产阶级与民主宪政 对于宪政民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行效果，秦晖有过这样的描述

28、：“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在此，秦晖形象描述了宪政民主制度在

29、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运行实况，但他错误地将这种效果界定为宪政民主制度（即秦晖所谓“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本身固有的功效。实际上，这种效果是宪政民主制度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产物，制度与其所适应的社会结构，二者缺一不可。 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都是相对固定的。秦晖所说的“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这只有在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结构

30、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在这种社会，如王思睿所言，“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王思睿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兼评冼岩的“左中右”划分），社会对“平等”和“效率”的判断均依据这种实际上是“中等阶层的价值”的“社会平均价值”来寻求适度。如果“平等”被强调过度，它就会由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不利于上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仅利于下层；于是中产阶级会立场转向，政策会在多数人压力下被迫作出调整。如果“效率”被强调过份，它就会由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不利于下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仅利于上层，此时中产阶级也

31、会压迫政府，要求政策调整。这种社会之所以一切以中产阶级的利益、意志为依归，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数量庞大，足以左右社会的力量对比。 但在贫富两极分化、实力对比悬殊的金字塔型社会，中产阶级数量有限，原来力弱一极再加上中产阶级，份量也不足以抗衡力强的另一方，不足以改变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因此，“天平”只会始终偏向固定一头，制度政策只会始终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在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力量单薄的宪政民主制度国家，“天平”就这样变成了“尺蠖”。在这种社会，整体的“平均值”固定在“中位值”的上方或下方，具体离“中位值”多远，要看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而定。金字塔型社会也有自己的“平等”观和“效率”观，但一切均依据于“平均值”而非“中位值”，一切以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为归依。这种社会也会有“民意”支配下的政策摇摆，但摇摆只会在强势集团的利益区干内部进行，有时离“中位值”近一些、有时远一些，如此而已，绝不会出现在“中位值”的另一端。 可见，中产阶级社会是自由主义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