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生岐 人天价值观的历史进路和现实应用.docx

1、戴生岐 人天价值观的历史进路和现实应用“人天价值观”的历史进路和现实应用戴生岐 董华（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摘 要：“人天价值观念”是现当代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方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主流性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成的，其间经过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历史过程。而当代被人们看好的“天人合一”式的人天价值观念，就是历史上形成的人天价值观念发展的最新形态。在科学发展观成为主导性话语的现阶段，在以人为本价值诉求成为主导性诉求的当下，弘扬陕西省人民“DNA管理文化”中所氤氲的“性命天道价值观念”，这对于目前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和谐社会

2、、和谐人格的建构不无裨益。关键词：人天价值观念；历史进路；天人合一；“DNA管理文化”一、人天价值观念的界定人天价值观念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流性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是以马克思所开发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价值观念为指导的。现实世界中的器物价值、理念价值和社会设置性的制度价值系统的存在，都是人天价值观念的心性和物性两个层面的产物。人天价值观念系统包含着两大内在规定：一是“天演论价值观念”子系统；二是“人化论价值观念”子系统。人天价值观念系统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人本性特征。钱学森同志生前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人天观”的著名哲学论断，这其中就涵盖着对人本

3、性诉求的肯定。所以，在人天价值观念体系中，虽然说天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人却是这一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主参量。被誉为万经之首的我国古代的哲学名著周易一书，由于其巨大的超越性品格和预测性特征，就预先传达了被当代人普遍首肯的人天价值观念中的人本性原则。书中讲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变”为量变而“化”为质变。而“天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这就是说，仅仅看天的作用，它充其量只能带来一种渐变的格局，而只有基于天的基础上的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即所谓的“化成”，才能带来社会层面的实质性的质变和飞跃。二是整合性特征。这一价值观念是对抽象天道主义价值观念和抽象人道

4、主义价值观念的扬弃和整合。抽象天道主义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哲学观念上，主要有本体论上的宇宙物质统一性观念、发展观上的“天演论”辩证法、认识论上的反映论、历史观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的价值观念上的宿命论和身份主义倾向等等。抽象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哲学观念上，主要有本体论上的唯心论倾向、发展观上的人化论倾向、认识论上的建构论倾向、社会历史观上的生产方式决定论、人的价值观念上的惟意志论等等。而人天价值观念体系，就是对二者的整合。在这里，天是价值形成的基础，而基于天的基础上的人自身实践方式下的创造性活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三是实践性特征。在人天价值观念体系中，这里的人是指涉身于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的

5、人和人类，并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生物学意义的远离人类实践活动的离群索居式的人。而这里的天，也是被实践所媒介的“人化自然”。其中既包括着人的身外的“人化自然”即中国哲学所说的“自然之天”，也包括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即中国哲学所说的“性命之天”。马克思早就说过：“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P88）而作为主体的人就是指“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P177）而客体就是进入主体活动领域并和主体发生联系的客观事物，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性和感知性的存在。四是历史具体性。人天价值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这期间经过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呈现了一种有节奏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

6、的势态。而这种发展路线的产生，是和人类所涉身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二、人天价值观念的历史进路大千世界殊相纷呈，然其进化势态总是依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路径的，包括人类哲学价值观念的演进莫不如此。例如，中国人对人天价值观念的思考就呈现了这一发展上的节奏与路向。大体说来，中国人在思考自身与“自然之天”或“性命之天”的关系时是“以合为思”的（赵馥洁，2004）。而且从古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体现了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种样态，而人天价值观念中的“和合”性特色，正是在这个历史性生成中渐次出现并典型化的。（一）传统社会“从天而颂”的价值观念或许我们的祖先刚刚完成了“人猿揖别”而显得少年“岐嶷”，这一时

7、期的原始初民们往往长于“贴地而行”而拙于“长空高蹈”。因而表现在处理自身与周遭环境以及自己的“性命之天”的关系上，也大致就只知“大天而思”、“从天而颂”、“顺天而成”、“敬天保民”和得大自在中的恣情任性。从而就摈弃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儒家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所讽刺的中世纪“贵族的秘密”，即贵族们所宣示的“夸耀肉体来源”的“动物的世界观”，就是“从天而颂”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这样把握天人关系的好处是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身生命所由出的历史身份和文化基因的尊重，然其不足则在于忽视了在“利用以阜财”的基础上创造人生福祉的民生目标。但是，当我们殷忧于今天人们在“发展”中的一

8、些非科学做法而导致的人与自源、环境以及人自身的理性与感性的紧张关系时，发现古人的观念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马克思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善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出永久的魅力呢”。（P114）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古人的确是早熟而又智慧的。例如，无论是三代至春秋初期在儒家典籍中所反映出的“网开三面”和“里革断罟”的保护生态的善举懿行；还是几乎同时产生的“三时不害而民和丰年”的生态农学观念；以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崇赏生

9、物多样性的观点；或者是“得养则长，失养则消”的生态循环论；抑或是“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因“势”而为的尊重季节节律的观点，我们无不惊讶于儒家在处理天人关系时所氤氲出的对大自然深深敬畏之情愫的丰富。至于人们对待自身的“自然属性”，孔子虽然也讲了“克已复礼”的话，但一句“食色性也”，就是对人自身的与生俱来的“性命之天”的充分肯定与张扬！况且，孔子所讲的那个“礼”，也是以人自身所生成的天然的血缘亲情为基本元素的。总之，那时的人类的“工具理性”的确不足，但这丝毫不妨碍人类“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因而，那时的人们必定是深感幸福的。（二）现代社会的“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念现代社会发轫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

10、命。这一历史阶段的人们在处理天人关系时盛行的是“人定胜天”的理路。“人定胜天”的本质恰恰是人对“天”的克服与超越。受西方的影响，这一阶段中国人在做长空高蹈以臻于理性的“圆满”时却脱离了生养他们的“朴方”的大地。这样做的明显变化是给人们呈示出一种亘古未有的“人化自然”的人为图景，并且给人们的确也带来了某种物质层面的“繁荣”，然其“连根拔起”的经济一元论导向的发展却产生了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异化”，并因此而带来了某种发展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人自身幸福感的日益匮乏，如今，贾平凹在其名著废都中所说的庄之蝶式的“泼烦”，已成了都市人的口头禅。这是现代人远离人生幸福的有力佐证。现代人的发

11、展观表现在哲学层面上，就是把“发展”的本质界定为机械性与线性特征非常突出的“新陈代谢”和形而上学的非连续性的盲目突进上。以为“新生”总是要以“旧死”为代价，相信进化的图景总是令人乐观的，总以为旧的不去，新的便不会来。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就是对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的盲目毁弃与对西方时尚与趣味的盲目趋同，以及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令人沮丧的所谓理性的过度坚守。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劳伦斯在其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给我们所描述的主人公克利福德伯爵，就是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典型。克利福德伯爵上半身发达而下半身瘫痪就是一种隐喻。它表明发展就是以牺牲人的形而下欲求为代价的，用克利福德伯爵给他夫人康妮在讲哲学

12、时的话说：“宇宙（这里说的宇宙指的是人的内宇宙，即人的身体，笔者注）是在物质上损耗，精神上上升的”。不难看出，按照克利福德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所谓“成功人士”的观点，人就是纯粹理性和冰冷意志的复合体。至于有没有价值理性和人文情怀，则是无关宏旨的。在我们中国，人们在向自然界征伐中所产生的生态灾难，例如毁林造田和毁林炼钢，以及人们对自身形下欲求所采取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态度都可以视为“人定胜天”的当代版。（三）信息文明观照下“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以“立立继开”为人生使命的北宋年间的关中人张载先生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哲学命题，可视为这一“人天合一”价值观念的先声之鸣。人民是我的骨肉同胞，大自

13、然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这是何等的大气魄和大胸襟！如果说“从天而颂”是对前现代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文化的哲学思考；那么，“人定胜天”则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观念提升；而“天人合一”，则是信息文明观照下后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分化又和解以及期求“双赢”的思维新葩。在这里，传统社会的自然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反基础”、 “弱理性”、 “疑进化”中完全“解构”了，这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P392）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的“合一”，并不是天与人的铁板一块式的完全同一；也不是以天灭人或以人灭

14、天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吞灭，而是接纳并认同天的独立自主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天的“共存与共赢” 。当代大哲熊十力先生曾对“生命”一词有精妙的诠释，他认为，“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人类看成“生”之系统，而把大自然看成人类的“命”之所寄。如果仅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拔着自已的头发离地球，则必然把人类自身搞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本；如果仅仅固守天的自然无为性而不思进取，则必然限制人类自身与时俱进的步伐。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顺应天时而敬畏自然，开拓人性而钟情创造，而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进化之树！总之，在马克思的“类特性理论”中的媒介出的人自身所承载的四重关系中

15、，天人关系就占了两重义项。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体人自身社会性属性诸如理性与自然物性欲求的关系。而两种关系的最佳组合便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共荣和“永续利用”以及人自身的身心俱健与上下协调。进一步看，天人合一和身心俱健，还必然会带来人际和谐（尤其是代际间的人际和谐）和心（个体心灵）物（社会发展的物性堆积）平衡。在以上四重关系中，必然会氤氲出合、和、平、健四个字的价值元素。窃以为，处理好这四个字的关系，就是弘扬人天价值观念的最好选择三、保守性命之天价值资源，实现现阶段的科学发展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必须强化马克思所开发的“两个绝不会理论”价值诉求中的问题意识，以现实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为中

16、心，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旨归，来落实人天价值观中的合理价值诉求。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就应该对当前的问题首先要进行必要的梳理。大体说来，有以下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瞎折腾”行为依然大肆泛滥。二是过于夸大改革的作用（甚至由于这种夸大而被左派同志病垢为“改革教”）所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大昌其道；三是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定胜天”反生态主义伦理哲学与行为依然尾大不掉；四是政治改革中数典忘祖的自由主义倾向依然来势凶猛。五是价值观念和伦理操守中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依然被人看好等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弘扬、保持和坚守中国西北地区陕西省人民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

17、积淀的“DNA管理文化”所氤氲的性命之天价值观念就具有积极的作用。“DNA”的中文名字就叫脱氧核糖核酸，有时候也把她称之为“基因”，而“DNA管理文化”就是指在管理社会发展上对祖先基因特别看重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的总和。本质上讲，这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具体、历史的天道价值观念体系。与此相反的，就是对抽象人化论价值观念以及基于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协同作用下的“GDP拜物教”，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一元论的单向度的有关“社会发展”的管理文化。显然，迷信后一种管理文化及其价值诉求，已经造成了诸多发展中的误区，而陕西省人民特别钟爱的“DNA管理文化”，我们认

18、为恰恰是再起沉疴的一剂良药！作为脱氧核糖核酸的“DNA”遗传基因物质，陕西人俗称“骨泉 ”，其狭义专指男子的精液。从广义上讲，动植物生殖系统中的遗传基因物质，例如植物的种子、花粉和其他动物的精液等，都可以视为“骨泉”的系列。首先，坚持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是完善党在现阶段所坚持的基本路线的需要。前些年，人们老爱用王安石的话给自己壮胆。在这里，有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需要澄清，就是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到底是要坚持王安石的观点？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与开放？众所周知，王安石迫于北宋豪强集团做大做强而民生不振的严峻局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削弱豪强为民谋利的改革之路。为了给自己壮胆，也为了鼓

19、舞改革派的士气，说出了以下的豪言壮语：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制不足法”。前几年，我们的学者在做学问中也喜欢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专著中。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基本政治格局和价值传承。我们所说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前提下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面是社会中观层面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维护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事业，是在“得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前段时间中央要求我们厘清“六个为什么”，细细考量不难发现，对“六个为什么”中的前四个为什么的正确回答，就必然产生一个结论，这就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

20、守。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宗之制”，这就是我们的“天命”，这就是我们的“人言”。尽管在现阶段，由于前些年的非科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我们确实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比如“新三座大山”问题，民生不振的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西部发展滞后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内部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协调等等的问题。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所诉诸的改革，是坚持“祖宗之制”和核心价值体系基点上的改革，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祖宗之制都在改革之列，那改革就没有了“底线”，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只有坚持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观点才是王道，这就是胡锦涛同志的“不折腾”的观点。因此，与其坚持王安石的说法，还不如坚持孔子的说法，这就是

21、“君子有三畏”的观点。孔子说：“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个说法刚好和王安石的相反，但相反相成。容我们稍作解释，“天命”在这里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规定的历史使命，“大人”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各级领导和专家们，“圣人之言”就是人民的人心向背和臧否政治，评价人物的言论，包括网络上广大网民的意见。一个人在改革的伟大事业中不能畏葸不前和缩手缩脚，所以像邓小平同志一样，革命胆略还是要弘扬的，但是，邓小平同时讲到，连他也有三怕。即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康德还讲人有二畏：即抬头望，敬畏大自然宇宙太空无穷星体的排列秩序；二是低头看，敬畏人世间的道德律令。所以，一个人的胆子不能无限大，

22、不能视祖宗的基本价值、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意民心为无物。说到这里，我们以为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就是纠拨胆大妄为和胡乱折腾的一剂良药！强调历史基因就是对“DNA管理文化”的倚重。曾庆红同志在给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有一个题词，就是“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陕西自古帝王州，老百姓都是有文化的谦谦君子，所以深知葆有历史基因对把握当下和开拓未来的好处。而且，从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讲，从落实科学发展观讲，陕西省人民坚守的这一极富地域文化色彩的观点，亟待发扬光大！其次，弘扬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也是在回归“自然”中“把根守住”，并因此而真正能有所创新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

23、，陕西省人民地域文化性格之生、蹭、愣、倔中有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形儒实道的性格特质。道家文化就讲一个“道法自然”。那么，“自然”在这里指的什么？按照熊十力的解释，这个自然就是“根命”的意思。用他本人的原话说就是“自本自根之谓命”。这和张岱年先生的“性命之天说”颇为接近，亦与文字学家任学礼教授的诠释高度一致。任学礼认为，许慎在说文里把“然”字解释为“把狗肉放在火上烧是说不通的”。从中华民族的生殖崇拜维度解读，这个“然”字就是阴阳“既济”后所产生的动态平衡基础上的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所以“DNA管理文化”的精神实质就表现了陕西省人民对纠拨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张扬而造成对人的自然生命平衡系统现实伤害的

24、一种努力；也折射了陕西省人民对阴阳平和的生命状态的坚守和对安息为本（陈独秀语）、得大自在的道家式幸福生活的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讲，“DNA管理文化”的意蕴最接近“听其自然”的价值诉求。显然，“听其自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人生的责任，对一切人生的事务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审视当下，由于受前些年惟经济发展马首是瞻的“发展主义”的影响，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想不起古人所说的“六府三事”的善政理念，也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C管理模式中氤氲的善治之普世价值。有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牺牲环境效益和公民社会的权利诉求，甚至完全堕落为替“资本逻辑”张目而无视民生诉求的“给资本家拎包的小伙计”。人民群众把

25、这些疏离“善政”，只追求GDP增长目标的政府称之为“项目政府”。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在上者”的行为是无声的道德命令，它诱使人人都做狼奔豕突状，许多人在发展自己中已经把魂丢了。诚如大文豪劳伦斯讲的，我们的发展委实有“连根拔起”之虞，这就是用一种意义来毁弃另一种意义，用一种文明来破坏另一种文明。这也就是冯骥才先生2008年来西安拜会贾平凹时说的，现在是举国各地都讲GDP但却很少讲DNA。“骨泉”字的另一个写法是陈忠实在白鹿原里的用法。即上下结构，上面为尸体的“尸”，下面再放一个“从”。古代的中国有“尸祭制度”，“尸”就是由下人或小儿装扮的神主，也就是祖宗的代表者；“尸祭”的本质诉求就是祖

26、宗崇拜，因而也可以倒着说就是“祭尸”，就是人们以“尸”为祖先的代表所进行的祭祀活动，而“从”字即为“服从”的含义，“尸”在上而“从”在下，这就是对祖先的服从。如今，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确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所以，搞清楚自身的脱氧核糖核酸尤为重要，而陕西作为中国人的祠堂，保留着最为纯正的人文基因，回归这种基因，致力于业已失衡的生命系统的拨乱反正，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建立在尊重我们自身历史规律和阴阳平衡的生命状态的基础之上，对当下的炎黄子孙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说到底，只有回归历史基因基础上的创新，才是远离“瞎折腾”的真正的创新。这就是熊十力先生把“恒创恒新之谓生”缀于“自本自根之谓命”一句之后的

27、缘由所在。再次，弘扬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也是对付敌人挑战的积极举措。因为“DNA”就是祖先基因库，强调“DNA”就要做大做强与祖先崇拜有关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与政治抗衡有关的基础设施。众所周知，炎黄子孙的共祖都在陕西，可是炎帝陵系列旅游产品（日本人就把文化产业叫旅游观光业）太不成规模，黄帝陵旅游系列旅游产品也大有让身处中原的河南同胞取代的危险。同时，筛选好中华民族的英烈并把他们归放在“忠烈祠”里让后辈瞻仰，这也是抗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给我们造成的烦恼的积极举措。因此，在陕西构建几百个这样的忠烈祠势在必行。这样也就把“清明经济”搞起来了。我们老是抱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

28、是我们自己却没有一个祭拜的好去处，每年清明放假，我们却不知道去哪里祭拜，这是不对的。第四，弘扬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这也是纠拨教育万能论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的良方。教育万能论在法国和美国都很有市场，想当年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就对教育体制的优化，法制环境的构建和物质资源上的投入报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使他陷入“教育万能论”的泥淖不可自拔。而美国人在爱尔维修的基点上走得更远。例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就明确无误地宣示一种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他们甚至不无自信地扬言，说给他们这些学者“一打孩子”，只要后天的法制和教育等等条件充分具备，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再造成总统”。这就是教育万能

29、论的迷思。诚如浙江大学郑强教授指出的，这种教育的最大祸害，就是对人的本能的打杀和对人自身的先天因素的怀疑以及对人的身外之物的过于迷信，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接受这种教育时间一长，往往就把一个孩子的天性毁灭了。相形之下，以英国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为代表的本能主义心理学，则对人的天性和本能在人的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经常说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人地域文化性格保守，我们认为就是因为这种性格与英国人的社会心理相似使然。现在来看陕西省人民的这种文化性格，其在当下的积极意义还是昭然若揭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表现在教育理念和青少年社会化思想上，就是陕西省人民的“骨泉管娃”文化。

30、即在教育下一代时，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揠苗助长，一定要顺其自然，激发孩子的天性和生命的本能，实行快乐教育。惟其如此，才能激活他们创造的细胞和成才的欲望。第五，弘扬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也是为了摆脱现代文化所制造的“百年谎言”，使人在回归前现代文明优秀传统时恢复强健体魄的需要。邓晓芒等学者硬给传统文化泼脏水，说中国人的造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如果有造假，也是由于超验的儒家文化使然，这其实是一种无知。美国著名记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有百年谎言一书一书，就揭露了美国人从1906年开始到2006年为止100年来触目惊心的造假事实。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认为，发轫于美国一百多年来的现

31、代化浪潮制造了一个“百年谎言”，这就是极力劝诱人们相信现代化学合成医药和各种塑料制品以及食物添加剂等等人造物的神奇威力。美国人在最近一百年来受这种观念的蛊惑，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自身的免疫功能的退化和内分泌系统的紊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生命力的极度萎缩。有鉴于这一深刻教训，欧洲的有识之士乘着西方哲学强大的后现代转向的强劲东风，开始了对这一现代性迷思的批判与超越。而超越的标尺就是东方的前现代文明优秀传统的基本精神。如天人合一的理念等等。尤其是中医学所强调的调动自身内在功能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施治，整体优化的系统论思维方式，以及以食疗为主，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的想法，强调对人自身生命元气的培

32、养的思想，都成了西方人的新追求和新憧憬，而陕西人民“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也正是体现东方前现代文化基本精神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自2010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生物垄断资本集团，在国内某些有美国背景的“洋鹦鹉”的鼓噪下，把大量的转基因食品和动植物种子引进我国，这种生物武器直接消灭的，就是千百万年来经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人种基因和农业、畜牧业中的优秀动植物种子基因。现在，究竟让“老美”给我们转基因从而导致亡国灭种，还是“把根留住”，从而壮大我炎黄子孙进一步发展的根命系统，这的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最后，弘扬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还是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和享

33、乐主义的需要。“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是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骨泉 不顶文化”（即历史传统文化和祖宗基因没有价值）相对而成立的。如果说“DNA管理文化”价值观念极力强化“头顶三尺有神明”的观念，并且因为这一原因使人容易产生敬畏感的话；那么，“骨泉 不顶文化”却容易使人陷入极端无法无天的个人主义泥淖不可自拔！如果要追根溯源，前者所归依的哲学思想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话；那么，后者所归依的哲学思想则以伊壁鸠鲁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圭臬。德谟克里特认为，一切都是由必然性而产生的。“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道，是世界的创造者”。他并且进一步发挥到，“大胆是行动的开始，但决定结果的却是命运”，“勇气只能减轻命运的打击，但不能改变命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