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选择之间.docx

1、在二元选择之间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一、前言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样板以及一个日不落帝国的拥有者,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发展一直引人深思。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 人们试图从英国文化的发展模式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钱尼指出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是一种某个群体“理解和表现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模式。 对于这个问题,在一本影响深远的论著中,作者曾精辟地指出:现代英国文化是在历史的冲突中形成的,是冲突的双方在长期的斗争中相融合的结果。其最突出的几个特点都充分体现了在冲突中融合的基本趋势。君主立宪制是王权与议会在长期冲突与斗争中形成的;现代经济

2、与社会体制,包括工业化与福利国家,则是“追求财富”和“追求平等”在尖锐斗争中达成的平衡。“激进”与“保守”的冲突造成和平渐进发展的道路;“信仰”和“理性”的交锋,导致在现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理性”虽是主导,“信仰”却也有一席之地。“绅士风度”是社会中下层“向上流社会看齐”的结果,也就是被塞进了部分中下层价值观念的贵族精神的延续。英国的强势与弱势、优点与缺点,都产生于这种冲突中形成的融合;而英国所有这些“国粹”,既保证英国在全世界最先走向现代化,又形成了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障碍。这段论述表明: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相互融合的道路,即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是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色。这样的文化模

3、式是英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英国确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上述广为流传的观点,一方面让人们从“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英国风度的造就”五个方面来深刻理解英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索:英国文化发展道路难道就止于此吗?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英国病的征兆、欧盟的建立、全球化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变迁、外来移民的涌入8943 .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深刻巨变,英国的文化模式还是战前那种在冲突中走向妥协的特点吗?本文的目的正是旨在对战后英国文化模式进行解构。限于篇幅,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新颖的命

4、题,笔者准备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着眼点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英国性与欧洲性的角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转换;移民与新英国性的出现。从而得出,二战后,随着新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英国文化模式出现全新特点,即超越二元对立,在二元的选择中走出一条英国自己的新的融合道路。二、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理论的核心是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后传统秩序的出现,“后传统的秩序不是根本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它是传统的地位发生改变的秩序。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换言之,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社会制度都不一样。

5、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在一个充满着“无法预测性、人为的不确定性、破碎”的全球秩序下,如何面对“共同的风险”、追求“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成为其20世纪末“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动因。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归结,就是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西方传统的老左派和老右派所不能解决的。而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就是超越左与右之争,其观点是多元性质的,“与它对立的两个政治

6、立场所提供的设计选择是一元论的”,吉登斯认为,一个现代社会若想维持,则必须在两极之间维持平衡。 吉登斯是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其理论也是英国战后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战后英国先后出现两次“共识政治”,在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发展、保守与激进等问题上,新左派和新右派各执己见,这种二元对立逻辑最终都显示出了局限性,而走向了超越左与右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授权劳工部次长贝弗里奇拟订了有关社会福利之全面构想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思想基础。保守党对这一报告的犹豫不决使工党赢得了1945年大选,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工党政府就使占

7、国民经济产值20 %的八个基本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台后的保守党全面调整政策, 1947 年发表“工业宪章”,实际上接受了福利国家及计划经济的思想,向工党靠拢。1948年7月,工党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同时也不谋求把“社会主义”推进得更远,这为此后持续30余年的“共识政治”打下了牢固的现实。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福利国家制度和国有制的副作用日益彰显,人们对“英国病”一词耳熟能详。有鉴于此,撒切尔夫人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她说:“我竭尽全力所要造就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让人人都成为或者有机会成为有产者。”而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内部思想分歧的困扰,放弃国

8、有化的呼声时有所闻。1983年,工党领袖的金诺克将工党引入变革之路。布莱尔接过工党帅印的时候,面对传统产业工人队伍不断缩小,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局面,深感工党不能再单靠工会的支持了,它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原则都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布莱尔上任伊始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从而加速工党的改革,修改了工党党纲的公有制条款,并在1997年5月赢得了大选。英国也开始了第二次共识政治。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是英国福利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到左右两方面的进攻后进行重构的新路线。这里我们必须要先来看一看战后英国的新左派和新右派的思想。“新左派”成员非常复杂,主要是对工党的传统观点进行

9、“修正”,提出自己关于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的见解。新左派有两个分支:一是社会良心论,一是公民权理论。社会良心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和中产阶级社会良心日积月累增长的结果:社会各阶层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那些需要帮助者的境遇,导致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国家福利意味着个人有责任帮助其他贫困者,他们彼此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福利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防止贫困、过早的死亡和社会疾病;二是保护病人和脆弱者不受他们无法抵御的危险和压力的威胁;三是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因此,在国家福利的发展中,理性和道德占重要地位,而这样一种共识导致社会与国家之间不存在冲突。公民权

10、理论也认为,国家干预福利是由社会共识发展而来,但认为社会共识是由一个包含冲突的过程产生的。这一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公民权这种平等的社会身份,导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就认为,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少社会不幸,满足社会需要,不平等会由此减少,创造平等至多是辅助性的目的。 因此,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缓不稳定,改善过度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压阀,而不是促进平等。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左派的理论受到了动摇,“新右派”成为正统思想。新右派于20世纪60 - 70年代形成,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包括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大师级人物。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认为

11、福利造成人们税负加重,阻碍工作激情,减少消费自由,因此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哈耶克就认为,国家福利造成社会分裂、资源浪费、经济无效率以及个人自由的消失,国家进行中央计划是“通往奴役之路”,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新右派提出了国家削减财政补贴,减少社会服务等一系列主张。传统左与右之争,主要集中在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右派则强调个人自由。而工党政府所倡导缔造的“第三条路线”,虽然今天对它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它之所以名噪一时,正是因为它是“中左路线新政治的最好标签,它正在打造英国及其未来”。第三条道路不主张自由放

12、任政策或国家干预,而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致力于在接受传统中左道路的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平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特征。第三条道路思想庞杂,难以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不过,吉登斯还做了更进一步阐述,即福利国家在过去是作为“阶级妥协”或“和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所以今天需要一种新的“和解”,让各人都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国家所做的只是提供更好的条件,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没有阶级矛盾,各方共担风险、共享权利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福利。总而言之,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中间路线,不是对左、右两派的简单妥协,也不是一条纯粹的

13、折中路线,而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谨慎变革路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正如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的结尾中所写的:“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 我们远没有看到普遍价值的消失,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些普遍价值有了真实的支点。”3、英国性与欧洲性:全球时代的民族认同布莱尔的“新英国”构想中曾经提到,英国已经失去了陈旧的民族认同标志,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崭新的民族形象;英国既应该为其曾经的民族认同和世界地位而自豪,也应该抓住机遇,振兴英国。 工党政府的目标实际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安东尼史

14、密斯就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伴随着民族感情的稀薄和民族意识形态不断被消除魔力的后民族的社会的想法,建立在不断地包容和侵蚀民族文化和认同世界主义全球文化正在兴起的论点基础上。”后民族问题同样也是思想巨匠哈贝马斯关注的命题,他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说,“后民族国家结构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国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这样的变化要求英国在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时,既承认民族的重要性,又赞赏现代的民族融合、“模糊的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而这同样是个超越二元对立的过程。二战后,英国仍抱着“大英帝国”的幻觉不放,迟迟不肯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丘吉尔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试

15、图继续维持英帝国体系。1953年,他说:“我们的位置何在? 我们不是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成员,而且我们也不打算融入一个联邦的欧洲体系中。我们觉得,我和两者都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以下介词表达的:和而不是之一我们和他们,而不是我们是他们之一。我们有自己的英联邦和帝国。”但政治的和经济的现实使英国逐渐认识到,英国的经济振兴和发展离开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实现;欧共体是世界政治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失去欧洲舞台会进一步削弱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73年2月,在欧共体成立15年后英国终于加入。即便成为欧洲的一员,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英国也和其他国家的观点相悖,抵制欧洲走向超民族结构,而主张以松散的主权

16、国家联合对抗联邦欧洲。70年代英国对酝酿把欧共体发展成为欧盟反应冷淡, 90年代则反对社会宪章,反对单一货币,反对中央银行,这些都反映出英国和欧共体在欧洲发展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尊重民族特性的欧共体,该共同体不应干涉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应该对各成员国和共同体各自的权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应当让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一起参与共同体政策的制定”。纵观英国历史与现状,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主要是由超民族主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冲突所导致,多项民意测验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测试直接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这样的抽象问题提问,如“你愿意接受由一个高于本国政府的统一欧洲

17、政府来制定外交、防务和经济政策吗”? 结果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加盟。总的来说,英国的民族认同主要有:曾经辉煌的帝国体系和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世界上最早崛起的工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和胜利者。上述因素虽然很多是历史遗产,但是英国人都本能地将其作为民族主权加以捍卫。 在加入欧共体多年后,英国的态度仍然是“在欧洲”而不是“欧洲之一”,仍然是欧洲尴尬的伙伴,与欧洲处于半分离状态。在大多数人看来,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种零和关系,欧洲认同的增长不可能不以牺牲现存的民族认同为代价。同样的,民族认同比之欧洲认同这种抽象的、模糊的和高层次的认同更生动和更可以接近,因而也更占优势地位。世纪之交,

18、英国人对欧盟的态度很深刻地反映在欧元问题上。1999年,只有大约1 /5的人支持用欧元取代英镑,另有同样比例的人默许欧元和英镑一块用, 53%的人想保留英镑作为英国唯一货币。 2002年,英国对欧元的支持率只有24%,而66%的英国公民确信,欧元会使欧元区的居民更多地产生欧洲认同。 欧洲学者里什注意到,在人民生活中,货币是最重要的认同缔造者。钱币上的图案通常是与不同国家历史以及民族主义的象征相联系的,欧元上的桥梁、栏杆和窗户,描绘了超民族实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欧洲“就在我们周围,而且8943 .没有一处是特殊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资料显示,英国政府在说服公民欧元可以带来收益的各种措施上并没有

19、丢分。政府一再告诉大家,英国将从欧盟获得经济收益,但坚持英国认同的民众并不接受。这里就要涉及所谓认同( identity)的概念,认同出自于社会心理学,其主要含义如下:即在某种情景下,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从人类学角度上讲,社会团体通常建立在有利于其成员进行联结的一系列想象的观念基础之上,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团体,从而能够使其成员之间产生彼此相同的感觉。 其实,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正

20、反映了英国人对英国性的信念: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始终存在着“他者”和“我”之间的区别,“欧洲性”仍然是与大陆相联系的,是英国性的“他者”。布莱尔政府的“新英国”理念正是在这样一种二元选择的困境中诞生的:完全融入欧洲,与英国的民族认同相悖;与欧洲对抗,则会丧失英国在欧洲发展的机会。因此,英国在国家主权转让问题上步步为营:由拒绝社会宪章到接受社会宪章,由强烈反对欧元到为欧元做准备,在欧盟东扩问题上则持积极支持态度,等等。其主导目的正是建立一个松散和多样化的欧洲,更多地维护英国的国家主权。除了英国性和欧洲性的冲突之外,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对于英国的民族认同也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学者在调查中发现,

21、“(苏格兰人)总体上对更加充满活力的美国电影感到满意8943 .(但是)差不多一致认为大多数英国电影不适合这里的观众。一位苏格兰电影院老板写道,按特定的地方观念来看,英国电影更应该被称作英格兰电影;对他的观众来说,它们远比在6 000多英里之外的好莱坞片子更陌生。”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抵制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就愈弱,美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民族认同建构的另个敌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英国人意识到,第三条道路旨在进一步推进全球一体化,同时也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一个健康的全球秩序应该是在各种关系之间创造一种平衡。正如1999年4月布莱尔在一

22、次演讲中所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现在都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们要繁荣,就不能拒绝参与全球市场。如果我们要创新,就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政治观念。”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精神的重构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自觉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伴随着这种绅士风度成长起来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学家阿瑟马威克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 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 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代,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 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

23、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逐步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中产阶级的社会优势不仅仅是财产和收入,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一种文化优势。19世纪的思想家约翰密尔之父詹姆士密尔曾经指出:“这个国家中等阶级的价值,他们日益增加的数量及其重要性,是得到所有人承认的。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光荣,并使我们在民族之林中昂然矗立。我们人民之中的优点几乎都可以在这个阶级中找到。”然而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指出,民主大众社会的开放特性,同该社会规模的增长以及普遍的公众参与的趋势一起,不仅产生了过多的精英,而且剥夺了这些精英为升华冲动所需的排他性。如果丧失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排他性,那么,

24、对情趣即风格的指导原则作深思熟虑的培养会变为不可能。 换言之,精英文化将被大众文化淹没。的确,战后的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一场“反文化”风暴席卷了英国,给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强烈的震荡和巨大的变动,打破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主宰英国的社会结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被认为是英国当代史上的一场“文化革命”。消费社会的到来,是这场文化革命发生的动因之一。英国学者雷耶班汉姆1955年指出了人们在消费社会面前的处境,“我们还没有为生活在一个一次性的经济时代制定相关的聪明的态度。我们热切消费喧闹的短暂事务电影、泳装、纸浆杂志、

25、晨报的头条新闻和明天的电视节目,仿佛只有张扬的今天,没有悲哀的明天。”5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宽容也是文化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1957年,内政部提交的沃尔芬登报告书(W olfenden Report 1957 )指出:“在我们看来,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或者寻求强制推行任何特殊的行为模式8943 .都不是法律的功能。”这标志着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控制的放松,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到了60年代,宽容之风更盛: 1965年废除了死刑; 1967年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 1968年同性恋和堕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1969年离婚不再需经过复杂的程序。人们对性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无论是电影、电视抑或文艺作品

26、,都开始有了直接的性描写。传统的“核心家庭”渐渐为“单亲家庭”所取代,男女同居已为大众所接受,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动,更多的人对英国传统与现状进行反思,从而导致了一大批有关英国社会及其问题的书刊出版发行。与此同时,青年人和劳工阶级在文学、娱乐、思想、宗教等领域扮演越多越重要的角色,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年轻”和“劳工阶级”是获取成功与荣耀保证的社会现象。“青年文化”( youth culture) 随之崛起,其核心是摩托车、摇摆舞、摇滚乐、毒品、大众文化动摇了百多年来如死水一潭的英国社会,但不少文化研究学者都对之抱有敌意态度,其中以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最大。利

27、维斯多次提出了对大众文化的轻视态度:“对那种把闲暇用在看电影、浏览杂志和报纸、听爵士乐的读者进行训练,不仅不能帮助他,反而妨碍了他的正常发展,这部分是由于给他提供了一套有碍于内心努力的习惯。”而且,她把精英文化不受威胁的希望寄托在一小部分人身上:“教育的可能性是专门针对报纸撰稿人、经纪人、畅销书、电影、广告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更普遍的影响所造成的吸引力,这些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教育中的一些方面是趣味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出现,是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回应,有效地调和了这场争论,是这场文化革命在理论领域的反映。伯明翰学派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

28、r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其代表作品有:霍时尚和性。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承认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空间。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 1780 - 1950 、漫长的革命、传播以及EP汤普森(E. P. Thomp 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英国伯明翰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倡导与现代大众传媒密切相关、与精英文化截然相异的大众文化,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

29、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该学派提出,源于民间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是对知识阶层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拨,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拥有不同于贵族精英的审美趣味。该派代表雷蒙德威廉斯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提出了质疑。他主张,文学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活的诸种新形式,应该向每一个人的批判实践开放,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并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任何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对于什么是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产生途径,威廉斯明确指出:“通俗”是从民众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寻求于民众之上的恩惠或权力的观点来看。然而,早期的含义并

30、未消逝。通俗文化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其他人来确认的,它依然带着两种较早的含义:下等作品(试比较通俗文学、有别于上流报刊的通俗报刊) ;意在获取青睐的作品(有别于平民报刊的通俗报刊或通俗娱乐节目) ;还有为很多人所喜欢的更现代的含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与较早的含义有部分重叠。通俗文化新近的含义是指民众在实际上为自己而创造的文化,它不同于所有那些含义;它经常被用来代替过去的民间文化,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强调的含义。基于以上认识,威廉斯终其一生都拒绝使用(mass) 一词,而代之以“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多元社群”等概念。他站在民众的立场,积极主张接受并扩大文化的内涵,解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

31、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倡导建立一种“民主的共同文化”( a democratic common culture) ;并以文化领域作为突破点,打破英国社会中固有的阶级分化,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想象空间和精神家园。威廉斯的观点很鲜明地表明,将少数人的“文化”凌驾于多数人的“文明”之上的做法违逆了民主、平等这些在当代社会已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精英的艺术在商业社会正在不断被社会化、大众化,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转而寻求社会的成功,大众的旨意或者说大众的声音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文化作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对英国当时的知识结构与体系的一种挑战,表现出

32、了一种在体制上或知识上对于传统文化研究主导模式的摒弃。这个学派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卓然不凡的成就。如果说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是“文化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反映的话,那么,在实践中,传统制度、传统价值、传统道德、传统习俗等,几乎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一方面,长期以来以牛桥(Oxbridge)传统为代表的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转型。英国政府1963年颁布罗宾斯报告推行高等教育“双轨制”( the B inary System) ,即将高等教育分为大学高等教育与非大学高等教育(公共高等教育)两种类型,前者培养理论型学术人才,后者面向大众,把重点放在培养应用性人才上。双轨制的建立,使高等教育结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