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晚清工商业萌芽缘何失败.docx

1、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晚清工商业萌芽缘何失败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晚清工商业萌芽缘何失败 1870年代，上海苏州河古朴典雅的拱券石桥。结束了太平天国战乱的江南水乡，人口骤减过半。而太平天国运动，由欧洲宗教入侵引起。近代以来，以仁孝宽和为宗旨的儒教文明，在充满侵略性的欧洲宗教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 上海开埠欧洲强盗殖民中国的跳板 1832年2月26日（道光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阿美士德勋爵”号，从澳门北上赴厦门、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刺探中国沿海军事经济情报。这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最重要的一次侦查行动，历时长达半年之久。船上有东印度公司驻广州

2、商馆大班林赛（中文名胡夏米，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前主席之子）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两年后成为巴夏礼的表姐夫）等78人，配备有大批测量器械。他们沿途以为人治病、诱人信教为掩护，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基督教教义和美化英国形象。而船上的间谍们秘密开展测量河道水文、绘制航海地图等活动。6月20日该船驶抵上海吴淞口。他们换乘小艇潜入上海县城。经过18天的侦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紧邻苏杭富庶地区的县城，将会成为超过广州的商埠。面对清军松懈的守备，郭士立甚至提出：只需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便可占领上海县城。林赛的侦查报告对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到了决定性

3、作用。 整整十年之后1842年6月16日，英军对上海发动进攻，27艘战舰汽船径直冲向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力战而死。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亲自从南京赴上海巡视。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名为“水怪”号的小火轮载着巴富尔一行，驶入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这个34岁的前英国马德拉斯炮队陆军上尉，如今成为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经过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协商，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江海关以北设置“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征收进口货税银（与英国协商议定税率），标志着

4、上海重新开埠。开埠，意为开设商埠口岸。在很多历史书刊中，均将百年前的上海描写成一个小渔村，此为睁眼说瞎话。五口通商前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没有一个是“渔村”，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通商口岸。 上海早在战国时期为楚国春申君封邑，又名“申城”。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置华亭县（今松江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因吴淞江（苏州河）上游不断淤积，苏州知府范仲淹疏浚河道。每隔五里开挖一条支流水道，称之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其中两个分别叫上海浦、下海浦。其后官府在这里设置管理酒税的机关“上海务”，上海由此得名。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设置华亭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这是

5、上海开埠之始。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西岸设置市镇，定名为上海镇。1292年（至元29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1553年（嘉靖32年），为了抵御倭寇袭扰，上海修筑城墙，周长达9华里，高8米，设6座城门。到明朝中后期，上海（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称。 自北宋以来，历南宋、元、明、清，上海均曾做过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但其间由于政策转变，上海的发展历经波折。1370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关闭太仓黄渡市舶司（靠上海西北），标志着明朝开始实施长达200年的海禁政策。到1567年明穆宗

6、“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全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福建漳州月港。1685年康熙重开海禁后，曾在江苏连云港设置“江海关”，1688年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小东门，下辖24个关卡，遍布长江沿岸。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后，只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厦门、宁波三处海关，便只准停靠本国贸易商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开埠。上海此次重新开埠绝非好事。因为它是被英国人用炮舰逼着敲开，目的无非是抢掠中国巨额的贸易利益。上海开埠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从广州赶来抢占上海的英国洋行已达5家，包括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原渣甸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广源洋行。到1846年，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也将总部从广州

7、迁至上海。 洋人很快发现“上海具有良好的经商环境”。从上海直接贩运丝绸茶叶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运费。所创造的利润还可沿长江向中国内陆发展。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六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是广州的4.27倍。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的对外贸易龙头地位。但是由于上海海关监管乏力，货物进出口报关，全凭洋行大班们的良心来申报确实数量。只要有利可图，洋行逃税、套汇、行贿、欺诈、收买兼并、盗窃情报活动猖獗，简直无法无天。渣甸、宝顺、旗昌等三大鸦片巨头齐集上海后，鸦片贸易中心随之从广州迁移至上海。三大洋行的武装飞剪快船

8、，常年穿梭于中国沿海。以1851年为例，当年上海进港外轮227艘，其中装载鸦片的为58艘；上海进口货物总值1631万银元，其中鸦片为1200万元，几乎占去七成。到1857年上海年输入鸦片已达22981箱（合1379吨），货值超过1700万银元。大批鸦片通过长江水路西运，祸及中国西部内陆腹地亿万人民。1900年8月义和团运动发生时，英国调2000名印度兵到达上海，声称“保护”租界。照片为上海南京路，英属印度军队列队通过，直至1902年撤军。自19世纪起，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向军队输送了大量兵员，甚至有印度人师团，在上海英租界就驻有印度军人和警察。英国租界国中之国与金融殖民 1845年11月29日

9、，也是上海开埠两年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两江总督璧昌批准，对外张贴上海土地章程23条。经过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长达两年的反复拉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英国人由此在黄浦江西岸获得了第一块“英租界”，面积达830亩，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到1848年英租界已扩大至2820亩。同年美国人开始在虹口购地，造成租界区事实。1848年6月，法国人建立“法租界”，面积达986亩。外国人在租界区立起界碑，一个个不受清廷管辖的“国中之国”就此诞生。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未来百年历史，产生多么深远巨大的影响。 租界区出现后，住在上海县城内的外国侨民

10、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佣的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外侨不多（1847年为134人），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1846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租界内建起了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馆（仁济医院前身）。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在伦敦，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港币发钞权）。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慢慢被淘汰。随着上海贸易兴盛，到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数量已经超过120家

11、。丝绸、棉花、茶叶、鸦片和兑换金银，是外国洋行在华获利的重要来源。由此在江浙沪地区形成了三个势力庞大的资本集团外资银行巨头、上海洋行买办、和浙江湖州丝商。 自丽如银行之后，外国银行如同过江之鲫，纷纷闯入上海租界区。从1847-1865年的短短18年间，上海外资银行已达11家，它们分别是1847年设立的丽如银行，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1858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1861年设立的汇川银行、法兰西银行，1864年设立的利升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其中英国10家，法国1家。英资银行多来自印度，处理生丝、茶叶、鸦片贸易形成的中印英三角贸易

12、结算业务。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引起了世界棉花投机狂潮，价格暴涨3倍以上。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洋行追逐的猎物，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出口的棉花即达36万担（1.8万吨），价值200多万英镑。受棉花炒作影响，上海外汇投机高涨，获利高达30%以上。1864年成立的利升、利华、利生三家英资银行，即因金融投机而生。这些英资银行虚报注册资本，实际金库里空空荡荡。 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岂能长久？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花价格骤跌，伦敦、孟买发生金融恐慌，29家银行相继倒闭。上海也卷入其中，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有6家英资银行集中倒闭。经过这次大浪淘沙，上海的外资银行只剩下5

13、家，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此后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上海新设立的外资银行仅有四家，分别是：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在此期间，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财团实力迅速膨胀，甚至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权。上海外滩12号，原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由英资公和洋行设计，1921年5月5日大楼开工，1923年6月23日建成，耗资高达1200万银元（约合今天的上百亿元），相当于汇丰银行鼎盛时两年的利润。英国人自夸是“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

14、华贵的建筑”，实质用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堆成。1955年，汇丰撤出上海，该楼收归国有，成为上海市政府大楼。1990年汇丰银行曾想买回该大楼，1995年成为浦东发展银行总部。 汇丰银行清政府最大的债主 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设立，主要股东包括英国鸦片巨头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和美国鸦片商琼记洋行，及德国禅臣洋行等15家欧美洋行，开办资本金500万港元（银元），分为2万股，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沙逊洋行旗下的域多利大厦（仍是现今位置）。一个月后（4月3日），上海分行在外滩的中央饭店开业（现和平饭店南楼位置）。汇丰银行招股时曾向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和美国鸦片

15、巨头旗昌洋行发出过参股邀请，但因商业竞争关系，遭到两家拒绝。由于怡和洋行的阻挠，直至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才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获得了港币发钞特权。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美国旗昌洋行在当年12月参股了汇丰银行，并加入了董事会。此时正处于世界金融恐慌的风口浪尖，汇丰银行也不例外，银行大股东宝顺洋行陷入财务危机，当宝顺向老对头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干掉一个竞争对手后，怡和洋行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强大，稳居英资财团龙头宝座。而汇丰银行由于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终于挺过了金融危机，并且凭借雄厚资本，横

16、扫香港和上海金融同行。 英国鸦片贩子，用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来的经济血液，再次挽救了大英帝国的金融系统。有了沙逊家族的鼎力支持，开业短短8年，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已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银元，增至1872年的7450.7万元；存款从338.5万元增至1370万元；资产总额从1339.7万元增至5367.3万元。这种强劲增长，使其很快超越了其他老牌银行。1872年，港英政府批准汇丰银行发行1元面值的小额港币。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迅速流通于华南和上海的金融市场。汇丰实际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全中国最大的发钞银行。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在依靠本国古老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商业运转。票号于

17、明末清初出现于山西，主要业务为钱款异地汇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24年成立的山西日升昌票号，业务遍及全国，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1914年倒闭）。钱庄兴起于明朝，主要业务为熔铸兑换银锭。上海开埠后，宁波绍兴人在上海开设了一批钱庄票号。但是这些小本经营的钱庄，由于业务模式单一，在拥有雄厚资本的汇丰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借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差。为了加强对钱庄票号的控制，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在首任买办王槐山的运作下，对各家钱庄拆贷放款。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控制，各家钱庄实际沦为汇丰银行的附庸。钱庄受到控制后，上海的大小商号也间接被外资银行控

18、制，生死大权操之于人。这种严密的金融殖民策略，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与控制民间资金相比，汇丰银行的大手笔还在后面。1874年（同治13年），海防大臣沈葆桢因日本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受命赴台湾加强防务，需要200万两资金。由于清廷国库空虚，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借机与清政府成功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年息8%，以全国9个海关关税做保），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席正甫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从1874-1894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总额达2897万两，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

19、支付战争赔款和发展实业，又陆续向汇丰银行贷款29笔，总额超过2亿两白银！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三成。通过政治贷款，汇丰银行实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债主，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直至1897年5月，盛宣怀筹办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资本金500万两）。此时距外资银行闯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如此，在19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金融殖民，成功搞垮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使中国成为其金融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在对华经济入侵中的作用。1850年，印度孟买的犹太鸦片巨头大卫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到上海开设（沙逊洋行）分行，成为

20、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到1864年老沙逊病死时，沙逊家族的资产已经超过400万英镑。也是在这一年，沙逊家族成为汇丰银行股东。沙逊死后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财产，1867年伊莱亚斯叛出家门自立门户，在上海开设新沙逊洋行，继续倾销鸦片和纺织品。（据上海地方志数据：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贸易获利高达140593780两白银，年均近200万两，控制了中国鸦片销量的70%！）由于犹太人的抱团传统，到1874年，上海沙逊洋行已经雇佣了2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犹太人社区的核心。此后有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了上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塞法迪犹太商团，其中包括哈同家族（鸦片地产）、嘉道理家

21、族（地产电力）、亚伯拉罕家族（鸦片）、埃兹拉家族（地产）、安诺德家族（军火）、司带（美国友邦保险创始人）、克莱巴诺夫（皮货）。到1940年代，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上海已经有超过3万名犹太人，他们居然操纵起了上海经济。如上海地产业前三位均是犹太公司，股票交易所中有三分之一的经纪人是犹太人。沙逊家族也成为上海首富，房地产大王，在上海核心城区拥有50多片高档地产，有房屋近2000幢！犹太人这种寄居式经济殖民，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直至二战后，上海犹太人遣返以色列，犹太巨富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了欧美和香港，至1958年仅剩84人。（注：截至2011年6月30日，汇丰集团全球总资产高达26910亿美元

22、，与法国GDP相当，是全球第三大银行机构。汇丰第一大股东现为1836年创立的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General）上行左起广东买办集团代表：唐廷枢、莫仕扬、徐润、郑观应；下行左起江浙买办集团代表：王槐山、席正甫、朱葆三、虞洽卿。洋行买办经济汉奸祸国殃民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群体是不得不提及的，这就是洋行买办。买办是指外国洋行为降低采购成本，雇佣懂外语的中国人，担任采购及金融交易的中间人。他们不但替洋人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负责打通官府、贿赂官员，同时自己也经营着买卖。1851年将辑里湖丝送到英国伦敦参加世博会的徐荣村，即是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张，买

23、办阶层势力日益强大。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的买办家族互相联姻，结成集团互为倚靠，连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都要对其争相笼络。买办阶层由此进入官场，形成官僚买办集团，影响力足以操纵国家政治经济局势。他们实际成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走狗。 在买办群体中，早期主要为广东人，还都是孙中山的同乡。广州十三行没落后，大批粤人移居上海充当买办。来自广东香山的唐廷枢、莫仕扬、徐润、吴建彰、郑观应，号称“香山五大买办”。其中唐廷枢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长达50年；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太古洋行担任买办长达63年，其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千人，号称中国第一买办世家；徐昭珩、徐润叔侄三人连任英国宝顺洋行买办

24、长达16年；吴建彰原为广州十三行行商，鸦片战争后成为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在美英支持下，捐官得任代理上海道台；郑观应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10人，势力遍布津沪（孙中山拜见李鸿章就是郑观应从中牵线）。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外资金融业的发展，江浙买办集团后来居上，其中苏州洞庭东山席氏家族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首席买办位置长达55年，号称中国近代第一金融世家，为“洞庭山帮”首脑。连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的1075万两军费，都是由胡雪岩通过席正甫向汇丰银行借贷所得。从1874-1927年，汇丰银行共向中国官方提供贷款82笔，总计3.5亿余两，多数都是走的席家路子。席正甫的舅舅，

25、上海沈二园家族祖孙三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据不完全统计，在1874-1949年的75年间，上海先后开设的大型外资银行有20余家，席氏家族23人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这些家族的子孙亲朋几乎都是买办，势力遍布上海金融界，数量多达2500人以上。 买办阶层通过勾结外国势力，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实业资产，成为外国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外国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双重夹击，导致大批企业被逼破产倒闭。如浙江巨富胡雪岩，在与英商怡和洋行争夺蚕丝定价权的过程中，遭到英国汇丰银行缩紧银根而逼上绝路，最终倾家荡产。买办资本为虎作伥，导致中国自清代晚期以来，工业发展极其艰难。而我们

26、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国家扶植本国资本集团，如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将欧美资本势力排挤出日本，为日本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主义，基本消灭了日本买办阶层滋生的土壤（卖国者只有死路一条）。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用积累的资本发展工业实体，使得日本的工业水平迅速追上欧美国家，成为其后日本侵略亚洲的资本。而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为了私利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实为可杀。南浔张石铭旧宅懿德堂，占地4792平方米，有五落四进房屋244间。张石铭是南浔四象张颂贤的长孙，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堂兄，中过举人，喜好藏书字画，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南浔首富刘镛祖孙三代历时四十年，建成

27、私家园林小莲庄，占地达27亩。湖州丝商富甲天下三世而亡 在洋行买办之外，还有一大群体是湖州丝商。江浙两省自古即是中国丝绸主产区，富庶甲天下。其中以浙江湖州“辑里湖丝”质量最为上乘，为制作龙袍的御用贡品。在1851年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辑里湖丝一举夺得金奖，更是广受外商青睐。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对湖丝出口有着严格的数量限制（乾隆年间出口不得超过5000斤），且需转运至广州，运费高昂。上海开埠后，湖州至上海仅有百余公里路程，摇船两天即到，节省大笔运费，湖丝立刻成为大宗出口商品。1845年上海首次出口湖丝即达6433包（311吨），几乎与广州持平。此后上海生丝出口量急剧攀升，至185

28、3年达到58319包（2820吨），是广州的12.7倍。到1857年已高达79196包（3829吨），价值白银2170万两。此后半个世纪内，巨额的生丝白银，造就了浙江湖州丝商巨富群体。湖州南浔镇因此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其中“四象”是指家财超过千万两白银的刘、张、庞、顾四大家族。南浔首富刘镛，与乾隆朝的大学士刘墉（刘罗锅）同姓，出身贫苦庄户，通过收购生丝转卖上海洋行买办，赚取大笔差价；至1889年去世时，已经积聚了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相当于清廷国库年入的三分之一。排名第二的南浔张颂贤家族，初以弹棉花为业，也是在上海经营生丝发迹，积聚家财达1200万两白银。他有一个孙子叫张静

29、江，捐钱给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还将一个结拜兄弟扶上了中国政坛顶峰，这个人叫蒋介石。 据保守估计，仅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家财，便高达7000万两白银以上，堪称富可敌国。这笔巨额资金，本有机会转化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或者工业化资本。然而由于清廷限制和江南封闭的民俗文化影响，南浔巨富将大笔资金投入字画收藏、房产炒卖、修建私家园林等奢靡享受。安逸保守的湖州商帮，其后被宁波买办集团取代。到1930年后，日本依靠工业化生产的廉价人造丝（化学纤维），通过洋行买办大举倾销中国市场，湖州丝商从此一蹶不振。湖丝百年浮沉，可谓成亦买办，败亦买办。洪秀全与梁发。梁发（17891855）佛山高明人，

30、原本是印刷工，后成为基督教（新教）入华后立的第一位中国籍牧师。其撰写散发的普及性基督教入门读物劝世良言，竟然引发数千万人死于战乱，这恐怕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 华人牧师落榜童生迷上基督教 1843年7月（道光23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前半年，在广州城北部28公里外的花县（今花都区）官禄埔村，一个30岁的私塾先生，第四次参加乡试落榜，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位屡试不中的童生叫洪火秀，他后来有了个响彻天下的名字洪秀全。洪秀全是汉族客家人，排行老三，父亲是村里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因而能供他读私塾。13岁时洪秀全便考上了童生，但此后连续四次长达17年的乡试，均以落榜收场。饱受打击的洪秀全居然就此迷上了基

31、督教。 洪秀全出生时，正逢基督教（新教）继天主教之后入侵中国。在中国，广义的基督教涵盖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宗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新教是1517年马丁路德推动欧洲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宗派，以英美为主要势力范围（法德以天主教为主）。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信仰利益冲突，曾经引发了欧洲各国之间一系列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到晚清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抢占争夺中国，这种宗教矛盾也带到了中国。新教虽然比天主教入华晚了千年，但发展势头异常迅猛。1807年9月，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经美国纽约乘船至澳门，违反清廷禁教令，擅自窜入广州。他是第一位抵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在美国领事的保护

32、下，马礼逊冒充美国人留在广州商馆学习汉语。两年后，马礼逊受聘成为鸦片巨头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此后，马礼逊翻译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中文版，并与1813年抵达广州的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完成了圣经旧约全书中文版，于1823年刊印发行，取名神天圣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译全本。 由于清廷禁止传播教会刊物，1815年4月，米怜雇佣广州十三行的印刷刻版匠梁发（佛山人），乘船至马来亚的马六甲城，开设教会印刷所。1821年，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立为中国第一位华人基督教（新教）牧师。1832年，梁发将其撰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刊印发行。这本书由九本小册子合订，共9万字，主要内容节选自圣经译本，宣扬基督教基本教义，让人崇拜上帝，称人民受苦是上帝给予的惩罚。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举时，在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布道，偶然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本书改变了洪秀全的命运，但当时他仅是粗略翻了翻。直至7年后（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时，他的表兄李敬芳来访，借走了劝世良言，阅后赞为奇书，极力推荐洪秀全看看这本书。对于八股取士已经彻底失去信心的洪秀全，潜心研读起了这本基督教入门小册子。在书中，洪秀全得知上帝的名字叫“爷火华”，为了避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洪秀全，并向周围邻里讲述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