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一.docx

1、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一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一)明儒学案是黄宗羲于清初撰写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着，全书共62卷，立学案17个，“寻源泝委，别统分支，秩乎有条而不紊，于叙传之后，备载语录，各记其所得力”，评述了200多位明代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四库全书总目则是清乾隆后期，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大型目录着作，全书共200卷，对四库全书着录的3461种着作和存目的6793种着作，每一种都撰有一个简明的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提要初稿出于众人之手，但定稿均经总纂修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故尔可以说基

2、本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思想。学案评述过的明代思想家，凡是在当时有着作流传于世的，提要大多也都有所评论。对比两种着作对同一思想家的评论，既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黄宗羲、纪昀二人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旨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朱明一代的思想流变和学术特点。需要说明的是，本稿所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即对有关资料进行简单地整理与排比，至于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尚待以后进行。一、对明前期各家学术之评论明朝初期，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下，故当时学者，大多不出程朱之矩矱。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体悟静观，开明代心学之先河。1.对明前期朱学诸儒之评论明代诸儒，凡其学术渊源明确并递相传承者，学案皆列入各派学案之中。

3、但也有一些儒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对于这些无派可归的学者，学案统归之于诸儒学案。其中列于诸儒学案上的学者，“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即都是明代前期传衍程朱之学的儒者。列于诸儒学案之首的是方孝孺，其道德文章很受人推重。学案对方氏十分崇敬，称其“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尚者，必告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学案还将方氏与朱熹并举，称方氏为明代“学祖”：“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由于方氏是宋濂的及门弟子，故人们多谓其学出于宋氏，学案特别指出两家不同处

4、：“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总目在逊志斋集提要中，对方氏气节亦予以高度赞扬，谓“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但对于方氏“驾轶汉唐，锐复三代”的志向，则有所批评，认为不合时宜：“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曹端学由自得，黄宗羲之师刘宗周认为他是继方孝孺之后的又一位大儒，“

5、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者，实赖有先生一人”。学案对于曹端的评价，则有褒有贬：一方面，历举曹氏辟佛老、化习俗之举，称扬曹氏“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另一方面，对于曹氏的理论有所批驳，指出曹氏不同意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而他自己的说法“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总目对于曹端之学术，则是持高度褒扬态度，太极图说述解等书提要谓：“史称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盖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是编笺释三书，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为归。”夜行烛提要谓：“明

6、初儒学，以端为冠。”曹月川集提要亦谓：“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曹月川集提要虽然也谈到“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但又指出：“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固未可绳以音律，求以藻采。”方孝孺、曹端之外，明代前期较有名的学者还有罗伦、章懋。学案称罗伦“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总目对罗氏评价与学案基本相同，一峰集提要转述了学案语，以肯定罗氏之学术宗旨与品行，但对其个性也有所批评：“虽执义过坚，时或失于迂阔，又喜排垒先儒传注成

7、语，少淘汰之功，或失于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干者比也。”学案对章懋亦持肯定态度，称“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澈，望之厐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总目对章氏更是赞誉备至，惟对其推崇吴与弼不以为然。枫山语录提要谓：“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其学术、政治虽人人习见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似讲学家动以载道为词；其评骘人物，于陈献章独有微词，则懋之学主笃实，而献章或入元虚也。然献章出处之间，稍有遗议，而懋人品高洁，始终负一代重望，则笃实鲜失之明验矣。惟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耳。”枫山集提要

8、亦云：“至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醇实。”庄昶、张元祯亦有名于时。关于庄昶，学案谓其“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宗旨与陈献章相合，但又批评庄氏“功未入细，受用太早”，比不得陈献章“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学案称庄氏“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也”。钱谦益曾批评庄氏“多用道语入诗”，学案讥讽钱氏“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总目对庄氏评价不高，庄定山集提要谓“惟癖于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义，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同时

9、又肯定庄诗亦有可观处，“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张元祯笃好濂、洛、关、闽之书，曾建议以太极图说、西铭等书于经筵进讲。学案称赞张氏“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特别欣赏其“是心也，即理也”等言，认为已发阳明心学之蕴，“则于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至者，别出一头地矣”。总目对张氏则持否定态度，东白集提要云：“元祯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西铭、通书。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姗笑其迂阔，殆非无因。其诗文朴遬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此外，还有陈真晟、张吉、蔡清等。学案

10、对陈氏评价较高，谓陈真晟之学“于康斋为近，于白沙差远”，并称赞陈氏“务为圣贤践履之学”，认为张元祯赞许陈氏“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之言，“亦定论也”。总目对于陈氏则颇多批评，陈剩夫集提要指出，陈氏“谓宋元两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学，故上干天怒，夺其命以与明，持论颇僻；又题玉堂赏花集后，诋其执政，谓不赏其程朱纂要，而群聚赏花，后世不免谓之俗相，尤为偏激。林雍作真晟行实，称其既无所遇，每四顾彷徨，不能自释，亦异乎寻孔颜之乐者矣”。对于张吉，学案谓其为学与陈献章“不契”，“终以象山为禅，作陆学订疑，盖居业录之余论也”。此言暗寓批评之意，因为学案对于胡居仁居业录批评陈献章和禅学是不以为然的。总目则因张

11、吉不受当时流行的学术与文学观念影响，而对其加以赞许。古城集提要云：“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说兴，而学问一变；北地、信阳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吉当其时，犹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对于蔡清，学案谓其“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蚕丝牛毛不足喻其细也，盖从训诂而窥见大体”，又谓“其释经书，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犹无与于学问之事者也”；学案提到蔡氏“极重白沙，而以新学小生自处”，但又指出蔡氏“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对蔡氏之学实有所不满。总目对蔡氏则多所肯定。虚斋集提要谓：“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然其易经蒙引，于朱子之解，意有

12、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2.对崇仁、白沙学派之评论吴与弼与薛瑄是明代前期的两位开宗立派的着名理学家，两人分别开创了“崇仁之学”与“河东之学”。论出生年份，薛瑄要稍早于吴与弼，但黄宗羲却是以崇仁学案居首，河东学案次之，这反映了他尊吴贬薛的学术倾向。刘宗周对吴与弼就极力推尊，谓其“独得圣贤之心精”，“薛文清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黄宗羲对于吴氏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承师说，谓其“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入作息，刻刻不忘，久

13、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对于世人诟病吴氏之语，黄宗羲一概为之辩解。如吴与弼曾为权臣石亨跋族谱，自称“门下士”，颇受时人诟病，黄宗羲认为吴氏若“不称门下”，“必不能善归”，此举不过是保全性命。从康斋文集提要看，总目虽然也指出：“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以尽没。”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吴与弼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急于行道，躁于求名”，“出处之间，物论颇有异同”。吴氏日录屡记梦见文王、孔子、朱子，甚至记其妻亦曾梦见孔子，总目对此予以讥刺：“无乃其妻

14、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吴与弼的弟子中，名声最着者为陈献章、胡居仁与娄谅。陈献章另开白沙学派，胡居仁则基本恪守师训。学案对胡氏之品行盛加褒誉，称其“奋志圣贤之学”，“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但学案又引述周翠渠之言，暗示胡氏之学虽得正路，但尚未“跻乎远大”，“若深造而未艾”。对于胡氏讥议陈献章为禅，学案颇不以为然，认为胡氏所谓“静中之涵养”，实即陈献章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二人实属“同门冥契”。总目虽不满于吴与弼，但对胡居仁却褒崇有加。易象钞提要云：“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

15、。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着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元渺之谈。”胡文敬公集提要云：“居仁本从吴与弼游，而醇正笃实，乃过其师远甚。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史称薛瑄之后，惟居仁一人而已。”总目对学案认为胡居仁与陈献章“同门冥契”的说法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居业录提要云：“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溪，下启姚江；居仁则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

16、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相比而言，娄谅、魏校在学术上对师说变化稍大，崇仁学案小序指出：“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据学案本传概括，娄谅的为学宗旨是“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胡居仁对娄谅与陈献章同视并訾，“谓两人皆是儒者陷入异教去”，称娄谅穷理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短耳”。黄宗羲则认为娄氏之言“未尝非也”，并因王守仁曾从娄氏问学，认为“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由于娄谅遗文散失，总目对其无专评，但在夏尚朴东岩集提要中提到，“谅以勿忘勿助为敬，胡居仁、罗钦顺多讥其近禅”。魏校是胡居仁

17、的私淑弟子，“其宗旨为天根之学，从人生而静，培养根基，若是孩提，知识后起，则未免夹杂矣”。学案谓胡居仁“工夫分乎动静，先生贯串总是一个，不离本末作两段事，则加密矣”，并称“聂双江归寂之旨，当是发端于先生也”，又云“先生疑象山为禅，其后始知为坦然大道，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也”。看来魏氏之学颇近似陈献章。总目对魏氏着述颇多訾议，尤其对其欲行周礼于后世不满。周礼沿革传提要云：“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袭。校于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当然总目对魏氏也不是一概否定，庄渠遗书提要在指出其迂阔

18、、纰谬后，又云：“然校见闻较博，学术亦醇，故是集文律谨严，不失雅正，考据亦具有根柢，无忝于儒者之言。”白沙学派是由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开创的，崇仁学案小序谓“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学案将陈氏视为阳明心学的先导者，对之颇加崇誉。白沙学案小序云：“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本传又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对于所谓陈学近禅的说法，黄宗羲坚决反对，认为陈氏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在

19、学案“张诩传”中，黄宗羲又指出：“白沙论道，至精微处极似禅。其所以异者，在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而已。禅则并此而无之也。奈何论者不察，同类并观之乎！”总目对于陈氏，虽不否定其为豪杰之士，但又屡讥其学近禅。白沙集提要云：“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毁誉亦参半。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白沙学案小序对此派

20、后学也赞誉有加，谓“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然观所列此派后学，在学术上实鲜有造诣深者。陈献章弟子中，为学宗旨与之较近者为张诩，学案引述陈氏之言，谓张诩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并称“观此则先生之所得深矣”。总目于白沙遗言纂要提要，则批评张氏之学比白沙更加近禅：“献章之学，当时胡居仁、张懋等皆以为禅，诩溺禅尤深，即献章亦颇訾之。”陈献章另一弟子贺钦，对陈氏虽极尊崇，但据学案，他曾言“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与陈氏为学宗旨颇异。总目之医闾集提要也指出：“钦之学出于陈献章，然献章

21、之学主静悟，钦之学则期于反身实践，能补苴其师之所偏。故集中所录言行，皆平易真朴，非高谈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诸奏疏，亦无不通达治理，确然可见诸施行。在讲学诸人之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文章虽多信笔挥洒，不甚修词，而仁义之言，蔼然可见，固不必以工拙论也。”陈献章三传弟子史桂芳，学案称“其学以知耻为端，以改过迁善为实，以亲师友为佽助。若夫抉隐造微，则俟人之自得，不数数然也”。可见其论学比较笃实。总目于惺堂文集提要，一方面称史氏“文章颇朴实，不为虚渺之谈”，另一方面又对其宗旨接近心学不无微词：“桂芳与罗汝芳、耿定向讲学，其语录称诵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谁画先天样子来，碧玉楼中闲隐几，十千川绕又山回之句，为数十

22、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见。”3.对河东、三原学派之评论与推尊吴与弼适成对比，刘宗周对薛瑄被推尊为一代大儒颇为不满：“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间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为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铮铮一论事；景皇易储，先生时为大理，亦无言。”“然先生于道，于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黄宗羲不像乃师那样太过否定薛氏，学案援引薛氏不肯与三杨、王振交结等言行，说明薛氏是讲求气节的；同时，又引述他人非议薛氏之言，认为薛氏“尽美不能尽善”。对于薛氏的学术，黄宗羲也是既有肯定又有疑问。他指出，“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薛氏“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所着读书录大概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

23、然多重复杂出，未经删削，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他还指出，“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黄宗羲之意，实际上是说，薛氏传世的文字，缺乏对心性的深入探讨与领悟。黄宗羲对薛氏以日光与飞鸟喻理与气之关系、以物与镜喻理与心之关系，也不同意，认为是“二之也”。总目对于薛瑄，则予以充分肯定，如前所述，在为曹端诸书所撰提要中，屡屡提及薛氏，认为“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在薛文清集提要中，又褒扬说：“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对于读书录，总目认为“其书皆躬行心得之言”。黄宗羲在河东学案小序中指出

24、，河东学派在传衍过程中变化不大，“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总目对于此派后学之着作亦评论不高，如谓王鸿儒凝斋笔语“大抵皆掇拾旧说”，李锦次麓子集“多掉弄笔墨，无所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派中化出的“关中之学”。“关中之学”是从薛瑄的再传弟子周蕙开始，而关学的集大成者，是周蕙的再传弟子吕柟。学案对吕氏人品颇为称许，但对其学术则评价不高，谓其学“以格物为穷理，及先知而后行，皆是儒生所习闻”。吕氏不满于王守仁良知之说，认为“圣人教化每因人变化，未尝规规于一方也”，黄宗羲以为“良知是言本体，本体无人不同，岂得而变化耶”，指责吕氏之说“非惟不知阳明，并不知圣人矣”。总目对于吕氏的

25、经学着作，大多亦有微词。如称其尚书说要“大抵皆推寻文句，虽间有阐发，亦皆以私意揣摩”；礼问“多循旧义，少所阐发”；春秋说志“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但是，对于吕氏的学术，总目颇为推许，尤其赞扬他斥责王守仁良知之说。如泾野子内篇提要称“柟师事渭南薛敬之，其学以薛瑄为宗”，“其践履最为笃实，尝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观于所言，可谓不失河津之渊源矣”；泾野集提要称“柟之学出于薛敬之，敬之之学出于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朱子钞释提要称吕氏谓“陆氏终近禅”，“则是非之辨，亦未尝不谨严矣”。从关学之中，又衍出三原学派。三原学案小序云：“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三原学派的创始人为王恕，

26、学案称其“志在经济”，对其学术评价不高，谓其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至于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总目的看法与学案相似。石渠意见提要云：“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于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诠解而笔记之，间有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武断之处尤多。如谓左传为子贡等所作之类，殊游谈无根也。”玩易意见提要谓“其说颇自出新意，然于文义有不可通者，辄疑经文有伪，殊不可训”。王端毅文集提要谓其文“平实浅显，无所雕饰，如其为人。乔世宁序称当时以为其文无假英藻，而质厚有余，不务以闳辨，而归准于躬行”。三原学案小序谓王恕“门下多以气节着，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从

27、该学案所列各传看，该派后学人品气节皆能卓立于世，但学术思想却少有建树。该派学者中只有韩邦奇堪称博学，学案引述门人白璧之言以称之：“先生天禀高明，学问精到，明于数学，胸次洒落，大类尧夫，而论道体乃独取横渠。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一行，涵养宏深，持守坚定，则又一薛敬轩也。”总目于韩氏也极称其博学。苑洛志乐提要云：“史称邦奇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乐志，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苑洛集提要亦云：“当正、嘉之际，北地、信阳方用其学提倡海内，邦奇独不相附合，以着书余事，发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于古人，而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故其征引

28、之富，议论之核，一一具有根底，不同掇拾浮华。其他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盖有本之学，虽琐闻杂记，亦与空谈者异也。”二、对阳明心学及王门各派之评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学案对于这一学派的兴起及流衍，进行了详细记述和评论。刘宗周为阳明学派之后学，对王氏极为推崇，黄宗羲继承了乃师的看法，对王阳明评价甚高。姚江学案序云：“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黄宗羲看来，

29、阳明之说本无玄虚之处，后学歪曲了阳明本意：“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像。”黄宗羲还力驳心学近禅之说，于学案“王守仁传”中指出：“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先生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对于王阳明这样一位影响极大的思

30、想家，总目在王氏本人的着作提要中评论极少。王文成全书提要极简略，且只称其事功、诗文，而不及其学术：“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在阳明乡约法提要中，则讥王氏乡约法不合时宜：“其法有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诸人，已极繁琐，至争斗赋役诸事，以至寄庄人户纳粮当差，皆约长主之，盖欲以约长代周官比长党正之法。然古法亦未必尽宜于今也。”不过，总目在其他学者的着作提要中，却屡屡提及王阳明。如季本诗说解颐提要谓：“存此一编，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季本读礼疑图提要又谓：“盖本传

31、姚江之学，故高明之过，其流至于如斯也。”张夏洛闽源流录提要谓：“自明以来，讲学者酿为朋党，百计相倾。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程敏政作道一编，欲援朱子以附陆氏，论者讥其舞文。”综合总目言及王阳明各处，可以看出，总目对于王阳明本人，有所肯定，认为其立教之初尚未过于玄虚；但对于王氏后学，却严加批评，且认为王学之所以产生极大流弊，与王氏立教之旨大有关系。1.对浙中王门之评论浙中王门是指浙江一带的王学传人，黄宗羲对其评价不高。浙中王门学案序云：“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也就是说，浙中王门只有钱德洪、王畿二人可称杰出学者，余皆平平。学案“钱德洪传”指出，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先“真阳明之的传也”，而钱德洪与王畿“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与扫除，在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尽管二人都稍稍偏离了师门之旨，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在“王畿传”中，黄宗羲一方面批评王畿偏离师门，近于佛老，另一方面又肯定王畿对王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