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祈雨考述模板.docx

1、古代官方祈雨考述模板古代官方祈雨考述2013-08-29 10:58:42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郭宏珍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官方祈雨尤其是王室的雩祀与王朝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祈雨的本质是原始信仰，通过宏伟的祭坛、丰盛的祭品、壮观的舞乐、殷切的祈祷以及肃穆的氛围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祭祀天帝及相关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此而言，不管是百姓的祭祀行为，还是官吏的祈祷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宏大典礼；也不管是成汤祈祷于桑林，还是周代的女巫帅舞，或是董仲舒繁杂和系统的祭仪，其文化内涵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原型；由

2、民众的祭到官吏的祈再到统治者的礼，其基本要素和理念都是互通的，具有共同的溯源和发展过程。一、古代官方祈雨的不同形式关于古代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它反映了殷王室祈雨活动：“帝及今四月命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命雨。”1 “甲子卜，其求雨于东方。”2此后，祈雨始终与农业社会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充实，发展为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根据旱灾发生的地点、规模和祈雨组织与参与者的身份，古代官方的祈雨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并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神灵祈祀。第一，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古代的郡县官吏每年要及时上报郡况县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状况，在可能发生旱灾而耽误农物

3、耕种和成长的情况下，要按照指令和规定祈雨。礼记月令：“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汉代“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3。一般而言，地方郡县祈雨是因时而宜相机进行的，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郡县大旱引起了中央注意，则由皇帝下诏举行。后汉孝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3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久旱不雨，下诏令“诸旱处广加祈请”4。宋宁宗“以旱命诸路州县祷雨”5。郡县祈雨的对象通常是属境内名山、大渎以及风伯、雨师等自然神灵及社庙、先贤祠庙、佛寺道观等。山林川泽是雨水的涵源地，社稷先人可以为祈雨提供神力。“山川百原，

4、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6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天旱无雨，下诏各州郡在辖界内洒扫祭祀大小神明。北周于翼任安州总管期间曾派员祀祭白兆山祈雨。宋代射洪令张士逊“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又“祷欧阳太守庙”5。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张养浩赴任陕西行台中丞，其时关中大旱，他“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及到官，复祷于社坛。”7以农为本，为百谷祈甘雨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常常与其政绩、考核密切联系，“祷雨辄应”、“祷雨即沛”、“竭诚祷雨”等评述可能会写入其任职履历，所以他们都会竭力而为，甚至会因为意外或获病而死亡。唐代咸通年间，江阳县大旱，县令“以身祷雨赴水死。”8宋孝宗年间

5、，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忧勤致疾而死。”5清光绪八年（1882年），扬州知府何金寿“祷雨中暍，病卒。”9清嘉庆年间方履篯为令闽中，“会旱，祷雨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9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贻笑史册的极端事例。北魏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天旱到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10；南安王元桢入邺城，“祈雨于群神”而未获，怒而鞭打石虎之偶像以泄愤。北齐文宣帝因“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11洪武二年（1369年）松陵天旱，“太守陈府公初下车，首诣瞿昙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昙象。”12郡县祈雨的主要内容是祈祷，同时，由于祈雨也动员全郡县百姓参与，即所谓的家人“祠户”、“祠灶”、

6、“祠中溜”、“祠门”、“祠井”，因此也包含了祭祀等民俗文化意义；另外，即使是官吏的祈祷，也不排除部分祭仪的存在，如社祭、四方祭、门祭、市祭、山泉祭、桥道祭和报祭等3。可以说，郡县祈雨的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 第二，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祈雨是其职责之一。按照礼制规定，西周有司祈雨的对象是山川等自然神灵和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贤，如相传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为后土之神的句龙及土谷之神社稷等。汉代太常履行祈雨职责，唐代以后由礼部司管，祈祀对象也主要是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和社稷宗庙等祖先神灵；有时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对象还扩展到天、地等大神，汉旧仪

7、：“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有司之外，常见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汉代设“开三府请雨使者”参与相关祈雨事宜，还令“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3；汉武帝“令百官求雨”。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祷雨”；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宋太宗、神宗命群臣、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等。汉代以后，由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之后儒、释、道的逐渐合流，有司祈雨对象还延伸到佛、道等宗教神，后晋皇帝曾命令朝臣、宰臣到寺观祷雨。第三，皇帝亲自祈雨。在京城发生旱灾，或者地方发生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皇帝一般会亲自为庶民祷获澍雨，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祈雨的对象、地点

8、历朝历代甚至于每个皇帝不尽相同。首先，名山大川是皇帝祈雨的主要对象。西周宣帝祈雨仲山，北魏孝文帝祈雨于武州山。皇帝远行祈雨成本很高，于是皇帝任命近臣、内侍、中使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祈雨。汉昭帝派人祈雨嵩高、首阳山；后赵石勒委派太子和佛教徒佛图澄到临漳西滏口祈雨；唐太宗曾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唐玄宗派人祈雨骊山；后晋少帝派人到嵩山投龙祈雨；宋仁宗“遣内臣入蜀祈雨”13；金世宗遣使祷雨静宁山等。其次，宗庙、社稷、郊坛是最常见的祈雨对象和地点。唐中宗派人祈雨于干陵。金代祈雨多在社稷、太庙。明代皇帝春祈雨、冬祈雪于郊坛及山川坛、社稷坛。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竭力认同中原文化，对农耕地区

9、的祈雨活动也非常重视，清初沿袭明代惯例，祈祀社稷坛、天神坛等。再次，自汉代开始，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渐渗透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领域，皇帝本人虽然并非教徒，但在灾害频发时，往往会把宗教功利化，企求宗教神灵的助佑。每逢天旱，皇帝常常前往京师附近的寺观庙宇祈雨。后汉隐帝“幸道宫、佛寺祷雨”；后唐庄宗经常到龙门广化寺、玄元庙祈雨、祈雪；宋代皇帝祈雨的寺观较多，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明庆寺、建隆观、会灵观、醴泉观、祥源观等等；清代皇帝多在觉生寺祈雨。与此相关，皇帝还派遣僧、道、术士作坛祈雨。前秦苻坚曾派西域僧人僧涉咒龙请雨，“时天大旱，坚命师祈雨，呪龙钵中，其雨沛然。”14后赵石勒曾命僧

10、人佛图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龙降于祈所，其日澍雨。”15唐玄宗命术士罗公逺以及梵僧不空、僧一行祈雨；后唐庄宗信任佛僧诚惠，“京师大旱，庄宗亲自拜迎至京城”，但因其祈雨无验，众大臣“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16元世祖、英宗多次让“西僧”祷雨。最后，祈雨群神祠及龙潭、龙祠等。这是古老原始信仰的遗存，并因加入了民间信仰的因素而不断丰富。唐明皇每逢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17；唐德宗祈雨兴庆宫龙堂，并派人祈祷于群神；后晋高祖派太子祈雨白龙潭；明代祈雨祗告天神、地祇、太岁，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18。龙潭信仰在清代皇帝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京师天旱，首先祈雨黑龙潭，次祈天神坛，再祈社稷坛。乾隆十五年（

11、1750）亢旱持续，乾隆皇帝一月内两次求雨黑龙潭。皇帝有时还会独处求雨，包含了某些巫术因素。后汉孝顺帝“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3，其它事例如元仁宗“露香默祷”、清圣祖斋居祈雨等。以上诸种官方祈雨形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有时是同时进行的，如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天旱，皇帝亲幸寺观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致斋三日，然后分祷各处，“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5官方的祈雨活动，反映了统治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多神信仰的本质，并内化为文化传统而一以贯之，伴随封建王朝活动的始终，其基本特征是喻祈于

12、祭，喻祈于仪，并包含了大量巫术要素。二、作为国家祀礼的雩祀雩祀是国家的礼仪之一，由王室或者皇帝垄断履行，借助于盛大礼仪展示，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官方祈雨。殷商甲骨卜辞同样记载了商王室的雩祀活动：“贞雩方，其有贝。贞雩方，无贝。”19周代雩祀参与的机构众多，如主管农田水利的稻人要向百姓收取雩祀所需财用，掌管群巫政令的司巫要率领女巫参加舞雩等。雩祀记载频繁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春秋书雩二十余次。汉代以后，史籍对于雩祀的记载相对减少。西汉初期，“承秦灭学，正雩礼废”20，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第一次举行大雩礼。此后，雩祀一直是王室生活中的大事，被列为国家大祀活动之一，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唐代以

13、后，雩祀成为祭天大祀，形式愈加完善复杂，集中表现为程序更加缜密、设高坛雩雨以敬天帝、雩雨与祭帝祖结合等，以示先帝之神验21。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雩祀及官方祈雨活动与前代稍有不同，由于都城先在开封，后在江南临安，所以祈雨的时间不仅限于农历四、五月，而可提前到二月；更重要的是，除了天旱因素外，宋代皇帝祈雨也与天象灾异有关，此外，“大量地域神祗在宋代受到封赐、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两大体系不断对话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通过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体现在官府信仰体系这个层面上。”22一般认为，雩祀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孟夏四月举行的常规雩祀，为例行之祭；另一种是因天旱不

14、定时举行的“大雩”。对此，笔者认为，古代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条件的。首先，学者认为，史籍中之所以很少记载雩祀，是因为“常雩不书”的缘故。杨伯峻认为：“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祓之雩，此不时之雩。”23其实，清代以前史籍中只有“雩”和“大雩”，并没有“常雩”。乾隆七年（1742年），清朝统治者在制定雩祀典礼时才设“常雩”。清代常雩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皇帝组织有司举行的祈雨活动，可以由有司或者大臣代行，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9，五十九年（1794年）“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9清代“以常雩为代表的农事祭祀

15、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祭典之一，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标志。常雩的设立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即偶发性的祈雨演变成一惯性的常零的过程，也就是从”民则祀之“逐步演变以圣王之祀”的过程，即皇帝最终垄断了祈祷雨泽的祭神权。“24其次，雩祀是在春旱发生或者一连几个月的天旱持续到春播时才举行的，即”诸雩旱不雨“25中之上，这就为雩祀提出了一个前提，即旱灾。旱灾形成过程中举行的雩祀才叫作雩，否则只是一般的祈雨活动，晋代戴邈说：“天旱日浅则灾微，旱日久则灾甚。微则祷小神社稷之属，甚乃大雩帝耳。”20这说明雩祀是灾害发生时的宜时举措，而不是年年例行礼仪。再次，即使旱灾形成，也不是立即就举行雩祀，而是根据旱灾的地点和严

16、重程度，依次举行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动，然后因时依势，根据旱情及预后决定雩祀与否。那么，雩祀就不是惯行的仪式了，因为在非极端气候条件下，每年的降水总是保持平衡的，会适时降雨，而不必举行“雩”与“大雩”。而且，汉代以后，雩祀基本遵循“三请不雨，始行大雩”的原则。雩祀由王室或皇帝主持，由有司负责组织，是一种盛大的仪式活动，其特征是喻祈于礼，祀礼的物件是至高神上帝，“大雩之祭以上帝为尊。”26 “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礼也。”27但是，历代对于“上帝”也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商、周代雩祀“上帝”有两种见解：一是“五方上帝”说。认为甲骨卜辞中“贞雩方”是祭祀方帝，主要是南方帝赤帝，这种见解在汉代

17、就存在了。汉代之后，儒士对周代，尤其是晚周的雩祀多有考述，许慎说文解字雩曰：“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朱熹注先秦文献时也说：“作乐以祭田祖而祈雨。”28田祖即神农，又称为炎帝、赤帝。二是祖先神灵说，这主要是近现代学者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商人没有自然神上帝，只有祖先神上帝或者帝，“上帝只是至高之帝，即商人的祖先”，商人的上帝“具使风令雨的神能，并主宰着人间的年成或者灾熯。”29按此逻辑，商人雩祭祖先神灵，这似乎也可以找到相关证据，如“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30社方与田祖并列，即祖先与赤帝合而祭之；另外如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致禽以祀祊。”对于“祊（bng）”，郑玄注解

18、为：“当为方，声之误也”，即古代“方”通“祊”，那么，“贞雩方”中的“方”也可解为“祊”。“祊”在古代指宗庙之门，也指庙门内设祭之处，以此推理，殷商祈雨是在宗庙内向先祖“上帝”祈祷。汉至唐代以前，雩祀多祈祀“五方上帝”，唐代之后雩祀昊天上帝。“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31 “五帝”即太微宫五精帝，古代认为是五行精气之神，太微宫“阳曜阴藏”32，符合雩祀理念。南朝齐明帝时，有司建议“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6。隋代“雩五方上帝”20。从唐代开始，雩祀昊天上帝逐渐成为惯例，但是，有时还存在争议。唐开元年间，王仲丘认为雩祀应该是五方帝与昊天上帝兼而祭之，宋代有人建议“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

19、帝。”5明清两代，雩祀昊天上帝已经成为定制。三、古代祈雨的文化要素古代官方祈雨的基本文化机制是一种喻祈于祭、喻祈于礼的礼仪行为，它由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活动组成，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集中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官方多神信仰的意识形态。第一，同类相感造龙致雨的象征性。甲骨卜辞中有作土龙致雨的记载，“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吉。”19祈雨造土龙，其原型是传说中的应龙。山海经曰：“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33董仲舒在春秋雩礼基础上融入西汉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方术理念，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祭龙求雨古礼，成为后代官方祈雨的基本范式。以下仅述宋代官方颁布的“祈雨法”

20、。宋代统治者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在人力不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神灵和方术、巫术的途径加以控制和解决，中央政府多次颁行祈雨法，要求地方官吏遵行，主要举措就是以龙或者是其他水生物致雨，例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颁行的“祈雨法”、景德三年（1006年）颁行的“画龙祈雨法”，以及宋孝宗在全国颁行“蜥蝎祈雨法”等。宋代祈雨新法只是起到了规范祈雨仪式的作用，并没有多大创新，也不可能起到实际作用，其本质是交感巫术，即以道具式的土龙、画龙等象征想像中的真龙，辅以阴阳五行之术，以求同类相感。除了造龙之外，祈雨过程中常常要聚集蛇、虾蟆、蜥蝎等与龙属于同类的水生动物，在古代人看来，它们都能带来降雨，“祝蜥蜴以祈雨

21、，龙之同类也”34。第二，“龙见而雩”的天象观。龙的象征意义与天象密切相关，春秋：“龙见而雩”，龙即龙星，又称天田星、灵星、大火星，是古代人观测天象、判断季节、确定农时的依据，传曰：“凡土功，龙见而毕务。”8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35桓公五年龙星初现在农历四月立夏左右，这个时节是春季农作物生长成熟的重要阶段，服虔注左传：“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其时穷，人力尽”，此时不降雨，就有可能造成饥荒，所以，这时求雨就成为古代社会的经常性活动。相对于春旱，秋、冬旱的危害相对较轻，因为这时庄稼已经收获，不至于短时期内出现灾荒，即所谓“毛泽未尽，人力未竭”；另一方面，按照阴阳学说，秋

22、、冬时节是阳气垂尽、阴气渐长的时节，而祈雨本身包含助兴阴气之意，而秋后祈雨就会违反阴阳自然交替的常理，所以秋冬时节一般不举行雩祀。但是，如果旱情持续或者突发重大旱灾，一般也会突破定制，举行大雩，春秋战国时，“秋大雩”和“冬大雩”非常多见，时间多在八九月。第三，附会了大量阴阳五行因素。董仲舒祈雨之法强调五行理念，祭品、服饰、方位、颜色对应于五方观念36。同样，董氏祈雨法也包含阴阳观念，例如，由于冬春为阴，所以春祈数字为八，冬祈为六，皆为阴数；夏至秋为阳，夏祈数字为七、五，秋祈为九；均为阳数。另外，在古代人看来，旱灾的发生，是由于阴阳错行引起，郑玄说：“阳气盛而恒旱。”祈雨的目的是帮助补充阴气，因

23、此“闭诸阳，纵诸阴”就成为祈雨的基本原则。阴阳观念贯穿了汉代以后的整个古代社会，乾隆十二年（1747年）京师大旱，有人按照求雨闭阳纵阴的观念，要求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与此相关，祈雨还有有关的禁忌，如西汉第一次雩祀，令民间“不得举火”25。第四，包含了大量巫术因素。从寻常百姓祷祠，到郡守县令祈祀，再到中央有司的陈祝，甚至于皇帝主持的雩祀和皇帝个人的祈祷，祈雨过程都或多或少凸显了巫术因素。学者对祈雨仪式中的巫术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祈雨巫术包括祈请式、模仿式、交感式、引诱式、惩罚式等类型37，如前述造龙致雨就是一种交感巫术，而“暴巫”则是惩罚巫术。“暴巫”与远古时代焚人祀神有密切联系，据淮南子记述

24、，商汤时大旱七年，“汤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祀天，火将燃，即降大雨。”38在古代人看来，巫具有沟通天人的能力，能够充当人与神的中介，替人祈于神灵。因此，在古代祈雨活动中，巫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还是主祭者，“择巫之洁清辨利者为祝”20。既然如此，那么祈雨“焚巫”必然是经常的事情，“夏，大旱，公欲焚巫。”35僖公二十一年对于焚巫，学者也认为，古代人曾经有以山暗示火的文化心理，“上古祈雨巫事中的”火“其实就是”山“，典籍所谓”焚巫“的烈火最初原是以”山“暗示的，并非以女巫生命为祈雨之代价。”39“荒古的祈雨女巫原本就是在暗示火的”山“上投足而舞的。”39春秋以后，由于人本观

25、念的发展，焚人祭神越来越多的受到批评，“昔宋景公时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40于是，焚巫逐渐为“暴巫”所取代了，即让巫在烈日下暴晒，以晒替代焚，以祈祝代替死亡。礼记檀弓下记载，鲁国大旱，穆子曾欲按惯例暴巫尪祈雨。为了显示敬神祈雨的虔诚，有些国君和官吏亲自暴晒，说苑载齐国大旱，齐景公出野暴露三日，果获澍雨；汉洛阳令祝良，“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阶庭，告诚引罪。”41隋代天旱时，皇帝“露坐听政”；唐玄宗祷雨暴立三日；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不雨，帝日午曝立，祷于宫中”5。作为惩罚式求雨，除了“暴晒”之

26、外，史书还记载有截断肢体祈雨的事例，“有龟山僧智悟，请就开寳寺福圣塔，断左手祈雨。”42僧道舟“尝截左耳为民祈雨。”43第五，以舞雩为例，祈雨仪式的沿袭发展体现了由祭神、娱神走向礼仪的过程。古代官方祈雨有舞有乐，其目的是在祭神中借助舞蹈并依赖巫术力量增强祈雨效果，其中不乏原始崇拜因素。学者认为“卜辞中出现的舞目的几乎都是为了祈雨”44，“舞雩”是求雨祭祀舞蹈的专名，是后代“龙舞”的原型45。西周舞雩由司巫主持，舞蹈的名称是“皇舞”，女巫手持鸟羽而舞。在形式上，春秋舞雩采用“二佾”之舞，春秋公羊传桓公五年：“君亲之南郊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汉儒对祈雨仪式场面进行了一定复原和引申，并趋向于程序化

27、，天旱祈雨“立土人舞童二佾”20，不舞不乐。清代入关以后，考源溯流，大雩之礼也采用汉儒描述，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执羽翳，舞皇舞，“其羽翳尽染五采，盖本周礼皇舞三式。”46汉代以后的其它朝代如晋、隋、宋、明等雩祀多用“八佾”之舞，由八到十九岁的舞童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穿玄色衣服，手持羽翳，歌唱诗经中的云汉诗，“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47 “八佾”之舞场面壮观，展现了雩祀作为国家重要礼仪活动的强大仪式性一面。四、雩祀与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古代统治者重视“天垂象，见吉凶”48、“观乎天文，以察时变”48的训条，对星象进行密切观测与记录，“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49

28、，注重日食、星变等天象与气候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历代王朝的祈雨和雩祀礼仪彰显了历史中自然灾害的一些面貌。第一，大旱而雩。史籍中记载的雩祀反映了旱灾频繁的自然历史现象。旱灾爆发时，统治者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举行雩祀。学者对左传中提到的“雩”进行了研究，认为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过度的开垦土地，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损害，以及当时气候变暖，从而引起了频繁旱灾。“左传所传的几次雩礼，集中在初税亩实行之后的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气候、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几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辨证关系。旱灾集中在这一段时期内出现，正是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反作用。”50第二，星变而雩。首先，

29、雩祀与日食有联系。在天人交感的观念下，古代人认为，日是太阳之精，而太阳则是人间君主的象征，那么日食就是反常现象，代表灾异，“日食，鲁国凶，边兵起及水旱。”5因此，如果天旱时节发生日食，一般也会举行祈雨活动。东汉孝安帝即位后，天灾人祸频发，永初七年（113年）四月日食，五月庚子举行大雩，以求获取救护。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夏五月“日有食之。”3六月丙戌举行大雩。宋代是历史上旱、水、蝗、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的阶段，其中旱灾多达一百多次，因此统治者尤为重视天象的观察与祀祭。日食发生时，宋代统治者更是频繁举行祈雨活动。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幸寺观祷雨”5；开宝

30、七年（974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二黑子。癸卯，命近臣祈雨。”5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二年京师连年大旱，二年闰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寅，祷雨。”5卷5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京畿、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军州大旱，“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甲子，幸大相国寺祈雨”5。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辰，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5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5，壬辰日亲幸寺观祈雨。宋理宗淳佑五年（1245年）两次祈雨，五年五月戊申，“日生赤黄背气”5，六月甲申祈雨；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遂于“甲辰，祈雨。”5除了天旱的客

31、观因素之外，上述祈雨很难说与日食、耀斑等日变无关。其次，与流星的联系。流星与旱灾有较为直接的联系，宋书：“流星入紫宫，有丧，水旱不调。”51宋史也说：“流星犯，为水旱。”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天旱，四月发生日食，五月乙丑“天狗堕西南”，六月壬子遂举行祈雨。宋理宗在位五十九年，旱灾频发，亲自祈雨二十多次，对于天象也更为关切。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京城两次大雨雹，但六月庚辰则以“流星昼陨，祈雨。”5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甲戌“流星昼陨”，“夏四月壬寅，祈雨。”5淳佑元年（1241年）六月，“己卯，流星昼陨。秋七月壬辰，祈雨。”5淳佑四年（1244年）“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乙未，祈雨”5，六月乙未，“有流星大如太白”，秋七月“己亥朔，祈雨”5。再次，与犯星的联系。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年）春旱，四月有星大如斗，流入紫宫，周宣帝遂把这次星变与旱灾联系起来，下罪己诏：“朕以寡薄，不能使天地休和，阴阳调序。自春涉夏，甘泽未丰，万方有罪，责在朕躬。”52宋理宗端平六年（1239年）五月壬戌，太白犯权星，六月丙午祈雨；端平十二年（1245年）四月庚申，“有流星出大如太白”，且“壬申，荧惑犯权星”5，五月甲申朔祈雨；淳佑七年（1247年）两次祈雨，主要原因是旱灾，同时出现了“日晕周匝”、“填星犯亢”天象，皇帝在集英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