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docx

1、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在北大的演讲郑培凯郑培凯 主讲人：郑培凯 时间：2012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昆曲在晚明兴盛的历史文化环境。 我个人对昆曲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晚期发展阶段，扮演很重要的审美品位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艺术领域最精致的表现。二是昆曲的兴衰，见证了这四百年来中国文化由盛转衰，又重新崛起的沧桑与转折。（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晚明时期昆曲兴盛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变迁与昆曲兴衰的前半段。探讨这样的宏观议题，可

2、以让大家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 我们讲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历史、社会的情况。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我讲中国近代史，一般是从晚明开始讲，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讨论历史，假如我们说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不知道欧洲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渐统治世界的强权。这里牵涉的问题，还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

3、9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好像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样样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16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16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在这个历史阶段，新大陆已经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经打通，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两大

4、势力，接着是荷兰与英国。英国势力拓殖到亚洲，是在17世纪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而最早期接触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最主要是沿着一个十字轴心线扩散，横的轴线是长江流域，直的轴线就是大运河。在整个东南半壁，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再沿着海岸及内陆河道，一直到福建与岭南，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你看当时出版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讲的是山东沿着大

5、运河城镇的繁华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则大都发生在江南，以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生活形态的开放。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 从中国内部思想发展而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配合阳明学派的兴起，模糊了“士”与“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了一个交汇。在15世纪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阳明学派蓬勃发展，其中以“泰州学派”在社会传布上最为深远。 泰州学派的王艮，表现得比较激烈，认为“满街都是圣人”。按照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

6、，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吗？王艮、颜钧、罗汝芳这一脉，特别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在当时社会十分风行。他们讲学的方法经常像布道一样，走到群众中去讲圣贤之道，讲肯定自我，回归良知。讲道的时候，经常能聚集上千人来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就用师徒结合传声的办法，老师讲了，前面的学生门徒就把道理往后传，一拨一拨，一层一层，从前面往后传播，在当时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讲阳明心学的风潮。 泰州学派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政府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害怕阳明学派会造成社会风潮。在万历年间，政府曾禁止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就明确表示不准。张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学派聚在一起，讨论心性自由，强调个体自主，以

7、自己本体认知来解释圣贤之道，觉得有危险性，就要禁止。比如，张居正很不喜欢罗汝芳，禁止罗汝芳公开讲学，而罗汝芳就是昆曲剧作家汤显祖思想启蒙的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汤显祖一直不喜欢张居正，批评权相以政治倾轧的手段来打击异己，反对当局压制讲学的禁令，或许还可以从思想学派冲突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汤显祖是跟着罗汝芳求学长大的，所学的思想主脉，是赤子良知、天机泠如、解缆放帆，等等。什么叫作“解缆放帆”？就是把束缚思想的船缆解开，把船帆升起来，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让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让你的内心想象翱翔。学者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阳明学与晚明士商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

8、经济社会富裕与思想开放的互动。联系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小说戏曲的蓬勃写作与戏曲舞台表演的兴盛，与阳明学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间，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发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会整体性，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二） 我们来听听当时人的现身说法，在明朝覆灭之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经历了改朝换代，是如何回顾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却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岁的张岱（1597-1684）写了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

9、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以忏情的心境，写自己“少为纨绔之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喜欢很漂亮的房子；“好鲜衣”，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欢茶道，喜欢各种各样的水果；“书蠹诗魔”，喜欢藏书、读书，喜欢写诗。“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是他个人耽于情欲的表现，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写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会文化形态，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繁华的浮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物质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乐，后来就亡国了。 张岱所说的繁华世界，就是嘉靖万历之后江南的繁华。

10、这个时候，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白银的流通也剧增，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大量的白银在美洲出现，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由秘鲁、墨西哥的矿藏，变成白银通货，流到欧洲、流入亚洲，造成了全球的“货币革命”。20世纪30年代研究欧洲货币经济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档案，对白银如何影响欧洲货币，造成欧洲的货币革命、白银革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中国学者当中，比较早注意到这个美洲白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是全汉升。近来出版的白银帝国，重新使用欧洲货币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纳入亚洲受到的影响，才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白银变成主要通货的最大意义，是有了白银就有财富，脱出了政府当权者全面控制。从宋朝

11、以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到元朝的时候，大元宝钞是政府控制货币的一个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钞票，不能用白银，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银其实是非法的通货，但是政府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来支撑宝钞，结果是钞票贬值，人们信赖白银的价值。一直到晚明期间，白银大量流通，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货，才在中国确定其合法性，也带动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团大量涌现，社会风气崇尚金权。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我们怎么认识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怎么理解这四五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盛衰？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曾经指出，明代专制政权

12、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从制度跟政策讲，朱洪武罢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来独裁，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极有能力的独夫，对大臣很不尊敬，经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变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识人动辄得咎，身为庙堂大臣，这么有地位的人，脱了裤子就打，打得皮开肉绽的，这算什么？实在是非常专制，非常专横，最独裁黑暗。如此黑暗专制的政权，怎么到了晚明，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天启，一百多年之间，除了张居正掌权的十年算是励精图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张居正死后，万历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争成了相互牵制，大家扯皮也

13、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独裁政权根本无心管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开放的现象。 这里引出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议题。第一，晚明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娱活动蓬勃，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纷乱，而且内部危机很多。江南的发展跟中国西北地区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两极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民变，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加之北方满清兴起，内忧外患，终于导致最后政权的覆灭。但是，整体而言，政治的失误不能否定江南之繁华，更不能否认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质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辉煌成就。换言之，明朝覆灭，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失误，影

14、响的是政权的更迭。兵燹过处，生灵涂炭，造成一段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停滞，也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晚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充满创意追求，不应该成为祸端，变成导致明朝覆灭的必然原因。清初学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溃归咎为晚明的奢靡，是惩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义的历史评判，是简化历史因果，甚至颠倒因果的逻辑。 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成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

15、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

16、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

17、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

18、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

19、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

20、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

21、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三） 我们回头来讲晚明社会文化，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会，如何影响社会风气，思考当时人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开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记当地风俗的变化： 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

22、，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既其衰也，维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这里讲到明朝开国的时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看见有人穿华丽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觉得很怪，议论纷纷。平常饮宴，四个人吃八个菜。到了成化年间，社会富裕了，有钱人都住上豪宅，穿起华丽的衣服，吃起大餐。从老派的道德规矩来讲，如此奢华，就很难维系一个家，甚至维系这个社会了。 到了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是这样记风俗的变化：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

23、，家无余资嘉靖间（1522-1566）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画攫金何异？ 这里担心的是社会富裕之后，人人都想着聚集财富，当官的更是变本加厉，聚敛田产宅第与金银珠宝，成了贪得无厌的蟊贼了。 这种因富裕繁华引发的贪婪，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万历年间的李乐，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就在他的见闻杂记一书中记载下来，觉得是个“乱象”：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

24、，若辈皆好穿丝绸、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 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辨。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管是穷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玛尼，足登普拉达，真是惊心动魄。 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 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于社会整

25、体的经济发展：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见晚明富裕的结果，出现社会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不同的声音。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尚，则是不争的事实。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

26、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

27、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而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评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从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郑培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