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张光直先生前些年在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这一问题时提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1不过,相当多近代中国学人与张先生的取向恰相反,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为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
2、下是他们普遍持有的愿望,并为此而做出了持续的努力。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梁启超
3、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关注。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
4、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
5、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为主,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
6、者诋史学为陋”也。,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
7、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
8、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其实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何况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
9、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
10、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或者不如从古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接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观念,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约而同地言及,并一直为许多学人所重复,。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曾国藩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
11、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八大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曾国藩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
12、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舆地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影印本,91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
13、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曾国藩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
14、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具体细目暂不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目的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
15、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
16、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不过,如果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观念,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
17、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的确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整体思路上确较接近,而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相同。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
18、,偏重致用”。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蔡元培的观念。)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蔡元培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下设“政事学”,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
19、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不过,蔡元培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康、梁再加上严复和蔡元培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
20、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
21、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运在光绪二十九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
22、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据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
23、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
24、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
25、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
26、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1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
27、,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1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17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
28、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18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
29、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
30、、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反之,最为趋新的胡适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19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
31、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1927年6月,1-13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
32、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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