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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作者：罗平汉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8年第4期 【摘要】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与作用、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等问题上，曾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若干有争议性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史料选择的差异性，三是时代与认知的发展性，四是研究取向的多元性。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得以深化的表现。本文旨在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几个争议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与辨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问题置于历史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作出客观评价，

2、力求还原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中共党史；研究；争议问题；大革命；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D23；K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4-0005-12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著述。这些研究成果既涉及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几乎涵盖了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占有的史料不同，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研究者对中共党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或某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时，往往作出不同的评判，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不少争议问题。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些争议问题不但为学术界所关注，

3、也往往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话题。 一、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争论。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

4、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 近年来，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有失公允，陈独秀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而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陈独秀许多言行的背后，往往都潜藏着共产国际指示的身影。但与此同时，亦有人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根本没有责任，不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对，甚至连右倾错误都算不上。 那么，陈独秀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倾的

5、问题，如果存在右倾，其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陈独秀本人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等，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利用历史资料，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这样的“干预”，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

6、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给予中共一定的经费支持等。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它与各国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就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刚刚成立不久还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特别是在处理当时复杂的国共关系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更何况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它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对中国党的指导也就难免出现瞎指挥。实践证明，由一个国际指挥中心遥控各国革命的办法并不成功。 对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起初陈独秀并不是那么情愿

7、。他曾对张太雷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中共当时毕竟还很弱小，不但没有革命的经验，也缺乏革命的物质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共产国际可以在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因而陈独秀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提出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与他合作是欢迎的，但是，当时的中共人数不多，在全国的影响远不及国民党，因此孙中山一方面同意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与中共平起平坐，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对于这种并不对

8、等的合作条件，中共一开始表示不能接受。当共产国际表示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党内最初几乎一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共认为，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要中共来负责政治之责。当时的中共虽然年轻，人数也不多，但内心也看不起国民党，觉得国民党人数虽多，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之类混迹其中，无甚朝气，也无多少革命意味，不过一资产阶级政党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8月，中共在

9、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国共合作事宜。会议过程中，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提出异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见状，拿出“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的大帽子压人。这样一来，会议自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中共正遭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挫折，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阻力大大减少，大会作出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两党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合作事宜的接洽，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10、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那么，共产国际为什么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国革命中不能发挥国民党那样大的作用。马林更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并且“削弱俄国

11、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共产国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有了八小时工作制，有了罢工之类的自由，届时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先有与资产阶级合作、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然后进行革资产阶级之命的1917年十月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也只能走这条路。 这个观点很快被陈独秀所接受。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处在极幼稚时代，“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

12、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所以，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当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时，共产国际和中共步步退让，思想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留在革命阵营里，先把中国的北洋军阀打倒，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同蒋介石分手，去搞属于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合作，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帮忙，如将自己联系到的优秀青年介绍到黄埔军校，派共

13、产党员到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就是不去争夺领导权，更不懂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是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这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将中山舰派到黄埔军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海军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解除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拘押保卫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等。这便是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即三二事件。 事件发生之时，共产国际竟对蒋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态度。共产国际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

14、严重错误引起的，主要表现在苏联顾问的过度越权和对中国将领们的过分监督。现在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此应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三二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给广东党组织发来指示：“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这样一来，蒋介石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 同年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

15、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中共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出；中共党员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 整理党务决议案提出之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能否接受，颇为忐忑不安。苏联派来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曾要中共中央派人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决议案决不反对。结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对蒋之提案大多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并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修改意见，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饰，使之变得含蓄一点而已。依照通过的决议案，蒋介石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行动。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16、，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向蒋介石表白：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是阴谋倒蒋的反革命团体，“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1927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陈独秀也主张“要缓和反蒋”。陈独秀还和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谈，4月5日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说什么

17、“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对逐步演化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一再迁就退让。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又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教条主义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二、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是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18、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表述，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以，党史界传统的说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但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有人认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一

19、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从毛泽东当时所担任职务去判断。诚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20、常委，而且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不是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指挥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在随后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夫人刘英关于长征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

21、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22、。”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张闻天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坦荡的胸襟，但同时也说明张国焘此时想得到的并不是总书记这个职位，而是企图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获得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张闻天在党内担任了总书记（一说负总责），但由于他长期从事党务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在军队中的影响有限。当时大敌当前，又失去了根据地，所谓党的领导权很大程度就是对于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张国焘要全力抓到军权而对总书记这个职位“不满意”的原因。从这一点看，遵义会议虽然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但恐怕不能说张闻天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 张国焘本来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

23、人，看到中央红军经过半年多的长征实力大减，人数大大少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在个人野心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不断找借口拒绝北上方针，而且在中共中央不得已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之后，竟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甚为重要。一是张国焘自恃自己在党内资历老。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参加过一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二是自恃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数远远超过红一方面军。当时，红二方面军还没有组成，一方面军原来的力量超过四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一度达到十余万人，参加长征的主力多达八万余人，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导致湘江

24、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加上此前此后的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到两军会师时，一方面军人数只有两万人左右。张国焘很清楚，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导致一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不是毛泽东，而是李德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此时毛泽东已经结束了宁都会议后靠边站的状态，并在遵义会议上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自1935年8月上旬的沙窝会议（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一段时间甚至昏迷不醒，项英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博古刚刚离开总书记岗位，张闻天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与经验，所以张国焘真正忌惮的是毛泽东。这从他

25、后来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端倪，其中除了为自己辩解外，就是一再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后一段，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都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而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经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中共中央决定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在随后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曾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在同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都

26、对林彪提出批评，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这表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职务的变动情况：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沙窝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1936年12月，三支主力红军实现会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书记（称主席）。1937年12月，中央政

27、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很显然，领导地位不能单看担任什么职务，更重要的是要看担负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三、抗战中国共两党地位与作用问题 这些年来，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论是关于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众说纷纭。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一篇题目为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帖子，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说法有：其一，国民党在抗战八年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国军将领阵

28、亡206人，而共产党方面仅有左权将军一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只有3名是死于与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而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此外，社会上所谓的“日本人救了中

29、共的命”，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大举侵华，使得蒋介石只得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转而抗日，给了中共以喘息进而发展的机会，中共早已失败这样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应该说，在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但近年来又存在否认或低估中共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倾向，而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对于两个战场均是采取各自述说的方式，鲜有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 判断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必以贬损对方为前提，也不能简单地以组织了多少战役、牺牲了多少将领为依据，而应尊重历史事实。客观而论，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战场上伤亡了大量的官兵，其

30、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如曾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上将等。有人统计，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多达二百名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人牺牲时为校级军官，当时国民政府为褒奖他们为此追授为少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低一级军衔追授到上一级，如原本少将追授中将，原本中将追授上将）。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英勇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和李家钰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被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张自忠还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还有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而命名的街道张

31、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如果单讲军队伤亡的人数与阵亡的高级将领数量，国民党军队无疑要远远超出中共军队。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中共军队，不要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中共军队经过大发展之后达到了一百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仍是中共军队的数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主要与日军进行的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如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几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湘西会战等。尤其在抗战前期和中期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都要远远

32、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日军几乎完全取得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大规模的阵地战国民党军队必然要付出重大伤亡。而抗战中，中共军队除初期的平型关战斗、中期的百团大战等是阵地战外，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方式。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事实上，中共军队的规模尤其是武器装备，也不具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加上中共军队主要活动于敌后，这些地方群众的负担很重，有的甚至要承担敌我两面负担，兵源有限，所以抗战中后期还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国民党尽管丢掉了大片国土，但毕竟还掌握着西南、西北地区及中南的部分地区，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兵源。所以相对而言，在全面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数量包括阵亡的高级将领，要远多于中共军队这是事实。但同时要看到的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不能说中共在抗战中只牺牲了一位将军（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因为中共军队仅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之际，国民政府曾授予一部分八路军旅以上将领以少将至中将的军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中将加上将衔），后来则根本没有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全面抗战中，中共军队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一般团长为上校，如果阵亡有可能追授为少将）数量亦相当多。因此，不能简单以伤亡人数作为评价国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