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音乐史料历史研究状况.docx

1、亚洲音乐史料历史研究状况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 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 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 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 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 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

2、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 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 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 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 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 路乐器实物，

3、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 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 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 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 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 中心的“本纪；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 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

4、“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 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 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 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 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 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 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 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 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

5、、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 ，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 、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 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 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 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的乐律全书(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

6、操(东汉)、朱长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 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 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 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乐书、郭茂倩乐府诗 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 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 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 地区以及

7、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 ，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 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 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 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 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 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这同中国

8、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 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 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 载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 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 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二)乐谱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 谱是中国南朝

9、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 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 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 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 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 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

10、称为五弦谱)，现藏 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 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 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 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 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 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 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

11、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 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 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 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三)朝鲜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 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 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 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 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

12、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 器，如伽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 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 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

13、乐与雅乐谱。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 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 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 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 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 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 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 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

14、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 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 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 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 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 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四)日本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 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

15、40卷、续日本后纪 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 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 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 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 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 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 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 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

16、乐、长生乐、夏引乐 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 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近真，10卷10册，1233 )、续教训抄(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 、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 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 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

17、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 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 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 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 、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 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五)东南亚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 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 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

18、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 ；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 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宪章类志 ，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 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 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 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 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六)印度与中国等

19、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 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 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 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 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 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 器)等的演奏法。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 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

20、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 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 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 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 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七)西亚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

21、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 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 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 、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 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

22、，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 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 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 历史的文化现象。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 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

23、也不一，种类 、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写 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 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 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24、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 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 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 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 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 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 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 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

25、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 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 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 (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 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时代

26、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 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 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 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 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 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 。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 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

27、时期，其中在 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 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 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 。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 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 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

28、、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 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 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 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 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 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 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 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 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

29、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 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 。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 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 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 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 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 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

30、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 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 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 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 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 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

31、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 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 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 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 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 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 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 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 Musique 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