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大钊政论的风格李大钊政论的风格 李大钊还预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年,他在纪念五一节的杂感中说:“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年,他与张东逊等人进行“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时,在政论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的结尾有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年,铁路、工矿业的迅速发展,验证了李大钊这个预言的科学性。 李大钊政论的预见性,还表现在它能从一个局部的、个别的事件上,揭示出全局的意义。他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他从十月革命的发生,预见由此将产生的世界
2、性意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他大气磅礴地宣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歌。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芬、德、捷、匈、奥等欧洲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英、美、日、意、西等国的罢工浪潮也风起云涌,李大钊政论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了。 、深邃的洞察力: 在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时,人们要准确地把握住其本质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界还弥漫着层层的迷雾。李大钊却
3、以深邃的洞察力,率先揭示出世纪初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大事的本质。 年月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在北洋军阀的命令下,北京各高校放假天,庆祝“胜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办的演讲大会,许多人在演讲中都反复强调“公理战胜强权”。李大钊却独具只眼,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并在几日后又撰写了 Bolshevism 的胜利,尖锐地指出,如果连是“谁的胜利”和“为谁庆祝”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发狂祝贺”,是“全没意义”的。他认为,“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4、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因此,“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李大钊政论的深邃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清醒认识上。虽然他与当时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早期受过进化论的影响,错误地歌颂过德意志帝国,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李大钊较早地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早在年,他就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凶焰。当年,他为甲寅所写的国情一文,言辞驳斥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古德诺的帝制舆论,该刊加编者按对此文予以高度评价:“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政论中,抨击了日本帝
5、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实质,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他著庶民的胜利一文,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思想;年元旦,他著大亚细亚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第一次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立即写作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三大誓愿:“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在认识和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显示了他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洞察力。 、浓厚的辩证色彩: 李大钊政论在说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辩证法贯穿于论证说理的过程,即
6、善于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后,他更注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这使得他的政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刘半农在为他起草的碑文中,称赞其文“理致谨严,思度宏远”;何香凝则称赞他“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辩证的说理艺术: 李大钊早期的世界观中,就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基本原理运用到政论写作中,自觉形成了辩证的说理方法。 比如:他几次撰文谈到“时”这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于“今与古”、“过去与将来”、“现在与将来”等概念,他都是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那种只知道沉湎过去、徒思未来,却不
7、知道珍惜现在的不切实际的思想。他在政论中把“今”看作是连接过去和将来的“一线”,指出走向未来必须依靠今天的努力。 李大钊的政论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善于将单个事物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说理。如他在与张东逊、何孟雄等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针对论敌“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质疑,提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外。” 年,李大钊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用以挫败对手的方法,也是辩证地考察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将二者割裂开来,只看到了他们的对立,而没有
8、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因此,他要求人们“把一切‘主义’抛在脑后”,“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李大钊则针锋相对题提出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此,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李大钊政论的辩证说理艺术,还表现在他能坚持两点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在“批孔”方面,虽然他的政论不如陈独秀的多,力度不如易白沙、吴虞的大,但他的政论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地将孔子其人和其思想区分开来。在孔子与 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两文中,他一方面称孔子为“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和“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认为“其学说其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不抹杀孔子及其思
9、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社会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 这种不割裂历史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历史人物所应有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一方面希望从宪法中删去将孔子之道载入宪法的项目,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尊孔之人持“信仰自由”之态度,“尽可听其自由以事传播”。 、阶级分析方法: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阶级分析法是他在政论写作中常用的一种说理论证方法。在这方面,他可以说开中国无产阶级政论风气之先。 阶级分析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用
10、阶级关系这把锋利的解剖刀,透过现象剖析问题的实质。例如,对于“女权运动”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把英国妇女参政后所要求政府解决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项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糜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他在作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指出:女权运动“是带有阶级的性质”的,它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
11、制度”。 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的代表性政论,还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前者用阶级分析法,对“振兴实业”的问题置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进行比较;后者则对于“红枪会”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作出了阶级的定位,从而使这一性质复杂的组织得到了客观的评价。 、善于比较分析: 李大钊的政论善于透过各个事物内部矛盾及其各个方面的对照、比较,从而确定客观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揭示事物的本质。 一是相似比较:如在政论家和政治家一文中,李大钊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具体阐述了二者都应有的共同修养;又如乡愿与大盗,粗看之下,二者并无共同之处,李大钊却通过比较分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二者
12、“同”的一面:“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再如学会与政党,本来“性质向异、两不相谋”,但它们却在辛亥革命后、十月革命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具有了一些相通之处。李大钊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也”。 二是正反对比:如新的!旧的!、黑暗与光明、青年与老人、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孔子与宪法等。这些政论往往抓住一正一反两个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对立面,指陈相异、激浊扬清,或破或立,从而使说要论证的观点昭然若揭。 、澎湃的青春激情: 李大钊的政论不仅立意高远,以理服人,而且能够以情动人。他的许多政论都是情理交融的佳作。李大钊政论中的情,不管是对黑
13、暗现实的痛恨之情、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情、对进步力量的热爱之情,莫不发自内心,感人至深。 、激昂澎湃的青春豪情: 读李大钊的政论,每每觉得一股青春之气扑面而来。这不仅因为歌颂青春、呼唤光明是他政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因为他的笔锋常带感情,洋溢着乐观、雄健的青春之气,一如大江奔涌,汩汩滔滔,不可阻止。 李大钊的青春豪情,源于他青春的人生观。十月革命前,虽身处黑暗昏馈的时代,他却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再造神州。他怀着炽烈的爱国激情,始终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并把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都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他高声颂扬:“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国家不可一
14、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自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他号召青年“冲决过去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即使在革命的逆境中,李大钊的政论仍然充满着乐观的革命豪情。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沉闷空气中,他以洪钟大吕般革命家的豪迈气概,写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成为革命群众的精神支柱:“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这铿锵的语言、豪迈的气概,如同催征的战鼓、嘹亮的号角,鼓励人民抖擞精神,向着光明的远方,奋然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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