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docx

1、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关键词：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贡贸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

2、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机构与官员而言，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也与前代大不一样。永乐元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机构，取代了市舶司的职能，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为之改变。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门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制定严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数，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夺政权，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乐年间宦官受到重用，势力不断增长。陆容菽园杂记谓：“洪武中

3、，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明史称：“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宦官涉足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始于永乐。明人王世贞说，永乐元年遣内官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并赐王文绮帛及铜钱、麝香诸物，与其贡使偕行，“此内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内使王琮同给事中毕进封故真腊国王长子忝烈昭平牙为王，“此内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行赏赐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内臣将兵之始也”。郑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之三宝太监。内臣自郑和、王、谨后，其富贵势焰有以歆动之耳。”明前期的朝贡贸易管理，具体由市舶提举

4、司负责。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设提举、副提举、吏目等官员。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师，罢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仓体制”设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广东。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复罢三市舶司。明成祖上台后，锐意经营海外，于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派往广东的提督市舶太监为齐喜。市舶司隶属于粤、闽、浙三省布政司，属地方行政系统，“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毫无疑问，市舶司是朝贡贸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机构。然而，由于永乐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夺了市舶提

5、举司原有的职权，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的体制。永乐初派出市舶宦官，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与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构成朝贡贸易的多头领导。正统十四年，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奏称：“广东番夷往来，既有内使专统其事，又有镇守、巡抚、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远行陪宴之礼。”从之。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举司记谓：“永乐元年，始置市舶提举司于泉，设官掌之，又主以中贵一人。”杭济提督福建市舶题名记谓：东南自浙江而闽广为三省，其外大海多蛮夷，环水而岛居者若干国，凌风驾涛，译言贽贡，岁率以为常，故每省各该市舶司领之，又命中贵臣一人统其事，区划周悉，盖欲下通款附之诚，上以

6、布我朝廷柔远之意也。10林文俊送黄德恭赴广东市舶提举序也说：闽、浙、东广近海之处，各立市舶府，领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莅其事。每番舶至，则先遣提举阅实其货，籍其入贡之数，有余乃听贸易，而又为之平其物价，治其争讼，盖圣朝所以柔远之意，固甚善也。11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煊赫，特别是正统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天顺元年，翰林院编修尹直奉旨到广州祭南海神，两广地方长官陪祀，镇守太监阮能居首，市舶太监杜乔居次，其后依次为副总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

7、挥使胡英，左布政使韩阳等。12可见两广镇守太监、广东市舶太监地位高于两广地方长官。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领导下机构被架空，职权被剥夺，很自然的变成无所事事的清闲机构，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指出：“其供应之节，控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仪，贡输之数，主于中官；职提司者，不过检视而已。”13清人梁廷枏说：“自洪武迄嘉靖，置罢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复罢浙江、福建，而专属之广东，大抵归其权于中官，凌轹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荡然尽矣。”14市舶中使多以太监充任，也有少监、监丞，并无定制。15明制太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从五品，16可见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觎。市舶中官

8、有独立的衙门，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馆”、“市舶中官衙门”、“提督市舶衙门”、“市舶中官公馆”等，直属内府，与地方不相属。成化中，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言：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名不簿，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可见市舶中使衙门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支配了贸易管理中的各项资源。下面是粤、闽、浙三省市舶宦官机构的基本情况。广东市舶公馆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嘉靖广东通志谓：“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诸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所未有，乃命内臣监镇市舶，设公馆

9、于城南水滨，改建于城西仙湖。”18同书“公署”条谓：“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内宦。其馆在郡西武安街宋转运司旧址。”19嘉靖广州志亦云：“市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永乐元年建”。20嘉靖初，广东市舶公馆衙门有正厅五间，穿廊三穿，后厅五间，左右厢房二十二间，仪门厅三间，东西耳房二间，大门三间，比广东市舶司衙门规模大。21万历广东通志谓药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贤堂。洪武三年劈寺址为按察司，观址为市舶公馆。”22此说有误，洪武三年并无市舶宦官，何来“市舶公馆”？不过药洲倒与海外交通有关系。该地原为南汉宫苑，有文溪流过，潴水成湖。湖中有洲，为刘氏“聚方士习丹鼎之地，”建有长春宫、三清殿；药洲“积石如林”，形

10、成花、石、湖、洲并胜景色；药洲四周“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桥名“宝石桥”，南桥名“仙童桥”，为药洲胜景。23宋代药洲为转运司地，后有莲池，建有奉真观。绍兴六年十月戊午改奉真观为来远驿，以备招徕诸国贡使。福建提督市舶公署据弘治八闽通志记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东南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24同书“织染局”条谓：“在府治西南地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为织染局。”25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光泽坊，一般认为在福州东街福建省立医院内，因为道光时林枫

11、榕城考古略提到：“镇闽将军署，旧染织局也。明成化间为市舶府，后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国初为总督署，康熙十九年改为镇闽将军署”。民国福建通志亦从此说。该地为通往东城门的必经之地，故名东街。民国时镇闽将军署改为省立医院。1966年以前，医院内假山尚有督舶太监吟风弄月的诗刻一首，惜后来失落。不过，王铁藩先生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光泽坊不在福建省立医院，而在今仙塔街街东，光泽坊宋为润泽坊地。宋三山志所载之润泽坊，五代为横冲营地，内有义井，明改为光泽坊，明后期坊废。26此说还可以闽都记的记载为证。该书“光泽坊”条云：“闽横冲营在焉，巷有二井，义井也；

12、建坊润泽，后更名光泽，井存，坊废。”同书“察院”条曰：“其地旧织染局也。国朝成化间改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27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又谓：“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这里的“柏衙”，在光泽坊之南。闽都记“柏衙前”条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尔居此，柏一门死事，宅废已久，坊名尤存。国朝成化间侍郎黄尧存、尚书黄镐二人故宅在焉，今俱易主。”可见福建市舶太监府原与市舶提举司相连。成化十六年市舶府与织染局交换衙署，司府才分开。浙江市舶府浙江市舶府，在杭州城内，原为宋德寿宫后苑。宋德寿

13、宫，在大内之北，史称“气象华胜”，内凿大池，引西湖之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以拟飞来峰，建有聚远楼，“凡禁籞周四”；分四地，东为香远清深，月台、梅坡、松竹三径，清妍、清新、芙蓉岗；南则载忻、忻欣、射厅、临赋、灿锦、至乐、半丈红、清旷、泻碧；西则冷泉、丈杏馆、静药、浣溪；北则泽华、旱舡俯翠、春桃、盘松。真是“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民间可拟”。28明市舶太监以旧宫苑为官署，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第160-173页。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王世贞：弇州

14、史料前集卷十一中官考一，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中官考二，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明史卷九十五职官志。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酉。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10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11林文俊：方斋存稿卷四，四库全书本。12尹直御祭南海神文，李福泰修、史澄纂：番禺县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同治十年刻本。13张邦奇：张文定甬川集，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十七。14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着：粤海关志卷七设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1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

15、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16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17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议，四库全书本。18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19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20黄佐：广州志卷二十二公署，嘉靖残本。21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22郭棐：广东通志卷十四郡县志广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23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卷四，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1977年。24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25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26王铁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70-75页。27王

16、应山：闽都记卷三郡城东南隅，求放心斋道光辛卯年重刻。2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四库全书本。二市舶宦官权势膨胀 正统以后，宦官“干与外事”，在朝架空内阁，把持国柄，操纵厂卫，提督京营，如边方镇守、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宦官权力体系。武宗继位，刘瑾擅权，打击异己，朝政败坏，史载：“瑾逐去不附己者，矫旨许进、马文升、刘大夏、赵事贤、张津奸邪朋党，为民。”1宦官还控制厂卫，开张皇店，监督征税等。市舶宦官在这一时期权势大为扩张。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镇守太监，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职，权势更加显

17、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监董让迁江西镇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成化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得提督海道的权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虽然兵部和都给事中郑自璧皆上言反对，但有旨许之。成化十一年，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兼“采造进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监；二十三年，韦眷插手盐政，奏请征广州东莞西湖等村各埠场鱼盐之税，“以备入贡之用”。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韦眷以内官监太监兼任两广镇守太监，成为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两广头号实权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韦眷操控对外

18、贸易二十年，胡作非为，臭名昭着，是成弘间权势最大、为祸最烈的市舶太监。嘉靖以前，浙江、福建还形成总镇太监管带市舶太监的“事例”。嘉靖八年，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言：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驻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辙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这段史料说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宦官兼职情况有所不同。浙、闽市舶宦官往往由总镇太监管带，广东则委派专官，原因是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市舶太监则驻广州，两地距离太远，不能相兼。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萧条，主持

19、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正如广东巡抚林富疏言：“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相反，属于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两广当局面对紧迫的财政形势，默许商舶贸易发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开始确立“收税则例”，开征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对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二年降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开确立，成为“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番舶互市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广东当局与市舶宦官的权利之争随之展开。正德四年三月乙未，市舶太监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诸国商舶抽分，结果为礼部所劾

20、，斥其“妄揽事权”，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监毕真援引所谓“熊宣旧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务要求：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剌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10这次争议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点在于商舶贸易税收。宦官方面认为商舶抽分不宜由镇巡三司兼管，而应由市舶太监专理；礼部以贡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贡舶属太监，商舶归地方，对商舶抽分市舶太监“例不当预”。当时刘瑾掌权，在他活动与支持下，武宗批准

21、了毕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胜利。1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八郡县志惠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传，道光二年刊本。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应槚辑、刘尧诲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历官总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七秩官上，嘉靖十四年刊本。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拙作：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

22、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10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11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三 裁撤市舶宦官宦官势力的高涨引起朝野的抗争，统治集团从王朝统治、维护集团利益出发，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补救，压制宦官势力过度膨胀。如仁宗时内官马骐矫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址闸办金银珠香。本院官复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址荼毒军民乎？交址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至。1宣德年间

23、，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寘极刑。”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员，也惩办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间，广东市舶宦官韦眷等，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陈选、彭韶、番禺县知县高瑶等抵制，威势少杀。成化间，姜昂知宁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势张甚，公与之抗，其人反愧服焉。”正德六年，张津知宁波府事，时市舶太监

24、“怙势不检，公以法绳之。”世宗即位后，鉴于正德间宦官擅权干政之祸，“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宦官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嘉靖八年，用辅臣张孚敬及兵部胡世宁言，革各边各省镇守中官。同年，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请裁撤广东市舶、珠池内官，理由可以归纳为四条市舶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50名，徭役供应之费不少。多年来贡舶罕至，市舶太监无所事事。当时浙江、福建贡舶事务俱委总镇太监兼领，广东因省情不同，总镇、市舶太监互不相兼；总镇太监驻广西梧州，市舶太监驻广东广州；梧州离海远，如果总镇太监兼管市舶，往来不便，且易兴衅端，故粤省不宜仿照浙闽，应将市舶事务委巡视海道副使兼管。裁撤广东市舶内官还有一大好处

25、，即省内臣之费，“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而地方受惠，边檄获安矣。”嘉靖九年以后，陆续裁撤派往各地的宦官，包括市舶宦官。该年以云南巡抚毛凤韶言革镇守太监。十年，正式革去广东市舶太监，巡按御史吴麟采纳布政司参议王洙的建议，将市舶中官公馆改为岭南道公署。十一年，保定巡抚林有孚疏方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覆议，大学士张孚敬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官，皆革之”，一时皆称快。10此后，“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1中官既罢，市舶管理权尽归地方，形成以海道副使为主导，市舶司、府县分权管理、互相监督的新体制。万历中矿监税使复出，市舶制度又为之一变，此是后话。121 余继登

26、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 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76-177页。 徐兆昺着、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徐兆昺着、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 朱东观辑：奏疏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 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 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10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卷二事记作嘉靖十年五月。11 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12 参见拙作：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