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docx

1、最新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前 言（一）春秋名义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着在周之春秋。二则说：着在燕之春秋。三则说：着在宋之春秋。四则说：着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

2、。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 则难以肯定。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殷本纪说：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

3、也误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孟子离娄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为什么叫春秋呢？ 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

4、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说文夂部说：夏，中国之人也。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戏鬲夏作为证。 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秋，禾谷熟也。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 冬，说文（冰本字）部

5、云：四时尽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臣天子霝冬，霝冬卽灵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井（邢）人安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 王，乃三代恒辞。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商钟铭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而在传

6、世彝器中，乐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但这条的冬宇，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古

7、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一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诗经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春秋修其祖庙。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卽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

8、字。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后来别的书也叫做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二）春秋和孔丘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绿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漠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日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

9、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漠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杀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绿、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

10、，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卽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经也写道：庚子，孔子生。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

11、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

12、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

13、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

14、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

15、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

16、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

17、的开始。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

18、。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𣪘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𧪬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

19、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𩍂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20、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约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

21、，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壳梁传于僖公十九年云：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 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谷梁传也说：先陨而后石，何也？ 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董仲

22、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

23、年，春秋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期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

24、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卽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十年又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卽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25、。 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

26、几条：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日：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卽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

27、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

28、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三）春秋评价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论，春秋的纪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蚀，遗可以追测古代的日蚀。春秋纪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

29、一次是全蚀或环蚀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是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纪载有星陨如两（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纪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纪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数据是可以相信的。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

30、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

31、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舆鲁史符同。这些都是确凿证据。 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