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士大夫.docx

1、何为士大夫何为士大夫？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被称为“士大夫”。近代，传统士大夫逐步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并已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二，为保证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讲义 材料三 （传统儒生）一旦抛弃了这种认同于“祖

2、宗礼制”的陈腐思维范式，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之先觉者就会以一种全方位的变革姿态出现于政治角逐场中。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相对于西周的“士”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有何新发展？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孔子所希望建立的理想社会。（9分） （2）结合朱熹的社会政治理论，说明材料二的观点。概述朱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10分） （3）结合维新变法思想，论述材料三中“全方位的变革姿态”的涵义。（7分）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

3、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

4、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 子 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

5、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当代精英却往往不能够得到社会民众的尊敬。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当代中国精英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我们这批精英缺乏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就是要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道德教养和社会担当意识，有很强的克己自律的要求。 其实，当代中国精英阶层特别需要学习的，应该是体现中华文化特点的“士大夫精神”。当然，士大

6、夫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当代精英阶层学习、继承的内容也非常多，比如说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等等。但是，这里重点讲“士大夫精神”，因为这是支撑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价值。士大夫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士大夫精神的不同追求。但是，士大夫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前代的士大夫特质对后来都有影响。 一、士大夫是什么社会阶层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所特有的。“士大夫”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词：士、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贵族阶层。我们经常讲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一个贵族阶层。其实中国古代早在夏商周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也形成一个贵族阶层。这个封建制不是我们后来讲的从秦

7、到清的社会形态，“封建”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即封侯建国。西周社会贵族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西周贵族身份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定的。“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士无政治特权而成为社会中的平民阶层，但他们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后来泛称民间的读书人为士。而战国时期“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的官职，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 西周封建制解体以后，管理国家的官员是怎么来的？既然不再是靠血缘，就出现了其他的途径。战国时代的诸侯形成养士的风气，到战国时候“士”已经演变为平民了，但战国时候的“士”是拥有文化知识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通过他们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系，就变

8、成了所谓“士大夫”。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典籍中，往往有两个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大夫士”，另外一个说法是“士大夫”，反过来了，其实反过来是反映了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他的血缘关系，一讲大夫、士，就知道你的贵族身份和血缘关系，作为“大夫士”的贵族，不是靠自己奋斗，而完全是靠先天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你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这就是贵族制度。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士大夫”，士大夫是靠有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实际能力而进入官僚体系。大家看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士。士的理想是希望把他们拜为卿相，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的官僚，具有

9、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士”到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成为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士大夫”翻译成英文就是“学者官僚”。除了这两重身份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些特点，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士大夫往往也都是占有农业经济资源的一个群体；同时，士大夫往往兼有社会教化的职责，他们在社会基层从事道德教化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僧侣。可见，士大夫作为社会阶层，要承担很多社会职能，仅仅是“官僚”或“学者”，还远远没有揭示出士大夫的内涵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可见，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贵族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不主张讲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

10、理念的创造者与主导者。应当说，士大夫是经历由士到大夫的后天奋斗的平民，他本身是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两千多年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队伍，就是由士到大夫的一个后天奋斗的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先天的经济、政治特权，他们只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所以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崇文精神。西方贵族精神与中国士大夫精神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士大夫也是一个追求精神修养、道德自律性很强的社会群体。士大夫精神作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 二、“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士大夫形成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士

11、大夫精神的奠定阶段。 士大夫精神传统来源十分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些不同思想来源中，儒家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基础，一直居于其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就是孔子“士志于道”的精神。士大夫的志向、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大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什么要把道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天生对这个社会有责。孔子纷乱的世界有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他认为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

12、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必须站起来承担社会责任，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 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必须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没有了，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礼乐文化，先圣先贤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礼乐面临危机，所以孔子同时感到一种文化焦虑。礼乐文明就是“天下有道”的世界，孔子希望士大夫重建“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他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作为一个士大夫，必须以“道”为原则去参与社会。他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论语里仁）他认为士大夫必须坚持一种文化理想的道，以“道

13、”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 孔子的一些弟子都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思想，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士大夫总是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是一个大丈夫，有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新语辨惑第五）陆贾认为，

14、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是直道而行，尽管坚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如果坚持道的人可能会身孤于世众，但是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就是由儒者所创立的“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这个“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道”能够化解士大夫的社会焦虑和文化焦虑。士大夫必须把这套价值承担下来，因为他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与士大夫来说，能够构成对他的信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现实君主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学者、追求信仰的圣徒，同时还是一个庙堂的官僚。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必须遵守政治秩序，必须服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士大夫作为一个身兼学者与官僚为

15、一体者，他必然面对两个权威。一个是精神权威的“道统”，就是他作为一个士君子，必须坚守从孔子的社会理想、价值理想，他必须要坚持“道”的信仰。但是他作为一个官僚的士大夫，他必须面对政治权威的“治统”。士大夫作为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的“学者官僚”，首先必须面对精神权威的“道”与政治权威的“君”的关系。士大夫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统和治统合一，一位士大夫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道统”与“治统”必须合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治统”总是分离的。但是，历史现实中“道统”与“治统”往往分离。道统如果没有治

16、统，士大夫的理想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个道是空想，只是学者观念或者书本里的东西；但是，这个治统如果没有道统的话，天下也会乱，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会导致治统无序、道统孤悬的状况，对两者均是严重的伤害。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该如何？他应该是“道”的坚定维护者，还是“君”忠实服从者？士大夫的回答：“从道不从君。”这是荀子在战国时期讲的，他认为士大夫在面临道和君的冲突时，应该是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 实质上，“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导致治统无序的情况，就发生在东汉。作为一个重

17、要的士大夫群体出现在历史上，应该是东汉。西汉采用“独尊儒术”、察举制度，使那些读书人能够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而选拔为朝廷官员，就开始形成一个士大夫群体，官僚队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来越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士大夫群体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东汉王朝中后期，皇帝即位年龄较小，不得不依仗后戚掌权，导致后戚势力膨胀；而皇帝长大成人欲夺回皇权，更多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从而形成历史上后戚与宦官此消彼长、轮流掌权的现象。在东汉的时候，就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和宦官势力的政治斗争。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和诛杀士大夫，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大夫在和宦官的

18、斗争中，受到宦官的严厉打击，然后被流放、甚至杀头。其中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士大夫，被叫做名士。这些名士因坚持和维护圣人之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被称之为风节名士。东汉时期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和其他的政治势力对抗，很好的表现了一个“士志于道”的精神。这个精神在东汉党锢之祸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真正践行了孟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追求，用自己的生命来殉道。尤其在昏君支持宦官的时候，士大夫作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反而受到打击。然而他们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坚守，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这就是从战国时代，由儒家奠定的“士志于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 二、“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 到魏

19、晋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汉末动乱、曹魏代汉、司马氏代曹，原来所谓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道德体系、价值体系面临崩溃。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即“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这是一个与东汉及先秦孔孟所讲的“士志于道”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种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不再追求节义、追求道德节操。虽然他们也叫名士，但是他们不是靠以死抗争护道来获得他的声望和名誉。东汉的名士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源于他们的另一种精神焦虑，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焦虑。前一个阶段是代表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崛起，而到了魏晋的时候士大夫则是作为个体的精神崛起。这种崛起跟他们的生命意

20、识、生命焦虑有关系。 大家知道，东汉到魏晋，佛教也逐步传进来，为什么这个时候佛教传得很盛，其实也是跟生命关怀有关系。佛教就是为了化解人的生命焦虑，以彼岸世界的终极追求来实现人生的此在心灵安顿。放眼浩瀚宇宙，人的生命显得非常短暂，而且短暂的生命中命运无常。所以我们可以看魏晋很多士大夫留下来的文章、诗歌，往往饱含对生命短促、命运无常的人生感叹。那么如何从生命焦虑中走出来？如何化解这种生命焦虑？士大夫开始了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思考和发现。在两汉的时候，士大夫总是把自己看成社会结构的君臣父子的社会身份，更多地考虑到这种社会身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魏晋时期士大夫更多的是发现、寻找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当然有

21、人质疑这种发现自我的价值的精神，是不是还是一种“士大夫精神”？因为这可能跟我们经常讨论的士大夫精神不太一样。 但是我不是这么看。因为士大夫既是社会群体存在，同时也是一个个体存在。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既表现为代表他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追求；同样也表现为一个个体的精神追求。而魏晋士大夫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确立人生目标的时候，回到了个体生命的原点，这个生命的原点就是“自我”。他们在对万事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评价、选择价值的主体地位。 魏晋士大夫思考自我的时候，所谓的“自我”无非是两个方面：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也就是魏晋哲学里面经常讨论两个概念，“形”与“神”。魏晋思

22、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再把节义作为名士的标志，他们推崇的价值总是与个体的心灵和身形有关，包括健康、长寿、性爱、美貌、聪明、智识等等，他们特别喜欢哲学、喜欢艺术，还喜欢吃药、喝酒以及山林的自在生活，总之，是魏晋士大夫追求生命和心灵享受的双重快乐。在他们的诗歌和哲学中探讨中，他们经常说人生就几十年，人是气化而成，人死就气散。人在这几十年如何获得幸福和快乐，就成为魏晋时期士大夫探究的问题。他们一个方面表现出对身体快乐的强烈追求。他们喜欢喝酒，而且他们经常喝得大醉；喜欢吃药，那种药容易使人进入亢奋状态，以此他们获得身体的快乐。另外一个方面，魏晋士大夫也追求精神的快乐，因为身体的快乐非常有限，所以他们

23、还追求艺术、哲学，他们写诗、绘画、啸歌，以及谈论哲学，山林漫游，这些都是追求精神快乐。所以，他们总是在人的身体和心灵两者之间寻求人生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身体和精神到底哪一个重要？这也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他们不讨论三纲五常，而是讨论如何“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就是如何使身体快乐，精神也快乐。如何才能达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快乐？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依据，这就涉及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都有人性，孟子讲的人性是“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等社会道德的人性依据，但是魏晋士大夫讲的人性，则是作为个体存在而获得身体快乐和精神愉悦的人性依据。所以在魏晋士大夫那里，人性首先是人的身体快乐的一个必然性依据。之所以要把魏晋士

24、大夫精神称之为“率性自由”，因为他们的“率性”，是如何自由地实现发自于个体自我内在的自然之性。大家知道身体的快乐过度，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譬如你喝酒喝一点点很快乐，喝多了会头疼，甚至会产生肝脏等其他身体的毛病。如何节制？应该是依据于你的身体之“性”。其实，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欲望其实来自于你先天的本性，你对本性的自然需求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一个方面你不能压抑它，压抑它的话，人的先天情感欲望没有得到释放，人的身体会有病；魏晋名士嵇康就提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但是，人的情感欲望也不能太多，纵欲也违背人的本性，会使人的身体生病。所以，“率性”才是你获得身体快乐

25、的依据。同时，你的精神快乐也是来自于你的本性，你唱歌的快乐，你写诗的快乐，你欣赏音乐的快乐，都跟你内在的“性”有关系。你要达到逍遥之境，这个逍遥境界就是最高的精神快乐，你根据你自身的本性达到逍遥之境，叫做循性、率性、因性。郭象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能这个人是爱听音乐，他能在音乐中感到极度的满足，但是另一个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更喜欢在大自然中游玩得到快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本性得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所谓的“率行自由”。魏晋士大夫认为，我们追求快乐、追求幸福、追求愉悦，应该顺着我们的性，率性而为。所以郭象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率自然之性，游无迹之途者，放形骸于天地之

26、间，寄精神于八方之表”（庄子集释知北游注），而这个率性是实现形骸和精神的双重依据，但是由于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所以每个人要各安其所安，实现自己固有的本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本性。 这些话里面实质上体现出非常重要的精神特质，我认为就是士大夫精神。过去认为天是作为一个精神的最高权威，我们要绝对服从它。而魏晋士大夫从自己的本性中寻找天，这样他就否认了外在的精神权威，也否认了君主权威，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另外一个面向。我认为这个面向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这种面向是表达了士大夫的一种非常洒脱、活泼、自在的精神自由，即充分表达了士大夫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本性，以及士大夫个性精神的展开与张扬。人不能完全被当做一种社会的工具

27、，不能把人看作是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换句话说，一个有丰富精神的士大夫，应该有个性精神的展开与张扬。因而魏晋士大夫的个性精神，确实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时期士大夫精神，有一种自尊、高贵、洒脱的内在气质，他们是非常超脱的，应该说，魏晋时期实质上是士大夫精神获得了一个全面性、丰富性的发展。我认为如果没有魏晋，也就没有后来的宋明，以及我们后面讲的圣贤气象的面向。魏晋时候士大夫作为个体自我的重新发现，确实是一种精神解放，完成了个性化的、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精神。这个面向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样一个面向，实质上对士大夫这个阶层作为“学者官僚”，特别是作为文人学者的身份特别需要这种洒脱、活泼、自

28、在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表达。这种面向是特别有利于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因为学术思想也好，文学艺术也好，它恰好需要从内在的、个性化的精神感情出发，充分调动你作为个体的内在精神需求和个性化情感表达。所以魏晋时候的哲学、经学、宗教、诗歌、绘画、书法这些文化、艺术、学术都非常发达。魏晋时期看起来好像是个乱世，这些文人学者们的生活经历也很艰难，但是正是这个士大夫群体，创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丰厚的精神文化财产、文化遗产。即便我们今天来读魏晋时候的学术著作，品味他们的文学作品，欣赏他们的书法和绘画，其成就亦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是与汉代完全不同的精神文化。看起来汉代的国家好像非常繁荣和强势，汉代

29、是强盛的帝国，而魏晋是混战的政局。但是恰好是在魏晋时候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思想、艺术高峰，创造了一批丰硕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种文化成果的核心，是这种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的表达，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三、“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如果仅仅具有“率性自由”的精神，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是有严重缺陷的。郭象讲的“身在庙堂之上，其心在山林之间”，其实这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人格分裂。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士大夫精神到两宋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形成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举制对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完全不是根据你的任何身份，而是

30、一考定终身，是非常平等的。科举制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考试制度，它通过这样一套制度来选拔读书人进入官僚队伍。另外，唐宋时候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教育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唐宋时期形成的书院制度，这是一个民间办学制度。谁愿意读书并且读书读得好，就可以来书院学习，完全没有门第观念。而且，宋代的政治环境很好，皇帝与士大夫非常合作。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端，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君主希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也是全体士大夫的。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强，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叫做圣贤气象。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31、，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士大夫特别推崇圣贤气象，一方面，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孟的“士志于道”，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士大夫重新呼唤一种深切的文化忧患、社会忧患。他们既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又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所以，他们有一种很迫切的经世治国的强烈愿望，希望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使儒家文化、圣贤之道得以传播。所以，两宋时候的士大夫群体就出现了一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风气，这个和东汉的名士非常像。二程在教授弟子的时候，他解释什么叫圣贤气象，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显然是追求

32、以天下为己任。 宋代士大夫精神不仅仅是回到先秦儒家，他们除了推崇儒家传统和东汉节义名士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之外，还追求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这些特征有点类似魏晋名士追求的率性洒脱；也有些像道家崇尚自然，还类似禅宗追求心灵超脱。所谓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其实就是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儒家追求修齐治平，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需要背负重大的社会责任。如此，士大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如何在坚持社会的道义与责任的同时，能够化解那些因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灵的痛苦和精神负担？就需要魏晋士大夫那种超脱的精神。所以宋明士大夫既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有“士志于道”的情怀，同时又追求精神逍遥的超脱境界。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程颢是理学代表人物。周、程皆喜欢探讨“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代士大夫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孔颜生活在困境中间，为什么还会快乐？叫做“寻孔颜乐处”，所以这个孔颜乐处就成为宋明时候士大夫普遍的追求。宋明士大夫所探寻“孔颜乐处”的实质，就是圣贤气象中个人追求的“自得”现象。宋明士大夫尽管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但是他们希望并懂得在世俗中参悟得失、毁誉、生死，实现对得失、毁誉、生死的了然与超脱，达成心灵的自由和澄明之境。他们为这种境界寻求历史的根据，祖述孔颜精神，称之为“孔颜乐处”。程颢常常是“吟风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