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docx

1、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文献标识码：A 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以下筒称名园记)，或认为作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记当时亲历的洛阳一地名园19处。李格非工于词章，主张“文不可以苟作，诚不着焉，则不能工”，要“字字如肺肝出”。故名园记除具有一般游记、园记散文的特征而为选家所注目外(坊间流行的古文选本大多仅摘选记文的后论一段，而忽略正文所述19处园圃的价值)，另对于园林学、造园史尤其是唐宋园林之变迁研究有重要意义，前人于此虽曾有所涉及，惜未能充分展开，未发之覆尚多，笔者不揣谫陋，略作考述，以便有助于深化对名园记的研究。 一、 名园记开专题园记园录之先河 唐宋时期园记文章甚

2、伙，如唐人白居易草堂记、池上篇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平泉山居戒子孙记，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宋人苏舜钦沧浪亭记，司马光独乐园记，朱长文乐圃记，陆游南园记，张?B艮岳记等，皆为园记散文名篇，对园林之空间地位、景观布置、山水因借等皆有较详细的记录，可供后代园家取资处甚丰，但皆为单独园林之记录。唐宋的史传地志中亦往往涉及到园林，如陆广微吴地记，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但所述或简略不详，或辗转稗贩古人，以讹传讹。而李格非的名园记则是他亲历实地考察所得，有些还见过图录，多为第一手数据，则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李格非之后，周密

3、有吴兴园林记(实为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条，有好事者别出单行，名为吴兴园林记)，记述常所经游的湖州园林36处，与李格非的名园记略可仿佛，明清以来的游金陵诸园记、帝京景物略、扬州画舫录、履园丛话之类渐多，遂成园记中的一大类，但体例多滥觞于李格非的名园记，可见李之开创之功。 二、 名园记有证史补史之功用 如前所述，名园记为作者亲历实勘所得，故多为第一手资料。有关唐宋洛阳园林记录，较集中保存在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之中。一般认为今本河南志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钞出，唐两京城坊考之东都洛阳部分则又是徐松以河南志为基础写成(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4)。当然两者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城坊考限于有唐一代，而河南

4、志则上溯汉魏西晋后魏，下至宋代，但仍以唐宋为主。故与名园记所述时限最为接近。 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或拘于体例，或因材料有限，所述园林大多内容简略。如唐代裴度园池，河南志集贤坊条下曰：“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5仅寥寥数语。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集贤坊：“中书令裴度宅。旧书本传：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资料出自旧唐书。而名园记的记载则说：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

5、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此段文字宛然一篇完整的园记，而对裴度宅园的叙述，可以丰富并深化人们对河南志及城坊考的理解。 又，河南志同条中记吕蒙正园：“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6仅此一句。而名园记则曰：“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

6、，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另，河南志睦仁坊条下曰：“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园，本袁象先园，园有松岛。”7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睦仁坊：“坊有梁袁象先园，园有松岛。”而名园记的叙述则是：“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者，数百皆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构堂，东北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不仅比河南志详尽，而且将园之沿革说得很清楚：从唐袁象先到宋李迪再到宋吴氏，可以补河南志

7、之不逮。 另如仁风坊赵普园，河南志亦仅记一句，8而洛阳名园记记录亦详实，司马光曾游此园，并题诗数首，或称赵令园、或称赵中令园、或称赵园。 名园记有记载而河南志阙录，片言不存者也不少。如名园记记大字寺园，谓其即唐白乐天园也。又谓其一半为张氏所得，改称为“会隐园”。又尹洙亦有张氏会隐园记。9但河南志既没有提及白居易的履道池台，更没有述其沿革，也没有说入宋改为宗教园林，更没有提及会隐园。河南志提及长寿寺果园，未知是否即大字寺园，俟考。但欧阳修诗文中亦多次提到普明院大字院、普明后园等，10实即白氏履道池台故址。河南志提及惠和坊有普明院，考东都坊里，惠和坊在外郭城中，而履道坊在外郭城东南角，两不相蒙，疑

8、为同名异地。 另，对归仁园的沿革，河南志亦没有名园记详尽清楚，名园记交待其园址今已归属中书侍郎李清臣。 关于今本河南志的作者及时代有不同说法，一说为北宋宋敏求所作(即所谓的宋志)，一说为元人所作(即所谓的元志)，亦有认为虽系元志但保留了大量宋志的材料。11本文不涉及对河南志著作权争论。高鸣先生质疑说： 宋敏求以宋人撰河南志，关于宋代的洛阳城情况，无疑会写得比较详细，而且会另立专篇。可是，徐钞大典本，却把隋唐时期的洛阳城与宋代洛阳城的情况合在一起叙述，且一再注明“自隋通叙至宋”或“自隋至宋通叙”，与宋人撰志的情况不甚符合。12 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宋敏求与李格非生活时代相近而年稍长，他可能未读名园

9、记，但同时代人对洛阳园囿之游览记述，他不能不知。他如亲历洛阳考察，所获应比李氏更丰，为何在园林记录中未留下痕迹呢?元人着志，参考前人成果顺理成章，为何亦没有注意援引李格非之名园记?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有唐一代文献涉猎极多，为何在辑录河南志以及在著述城坊考之东都部分时似亦未注意到名园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三、 名园记所述内容篇幅简短，但首尾始末交待清楚，每段皆可独立，近似一篇缩微园史 名园记著录19处园林，每段虽篇幅不长，但文字简洁省约，对每个园圃之地理位置、四至八到、园内景物与建筑、周围景色、园地之沿革变迁、园内雅集聚会等活动，尽量提及。且能在每段首尾点明该园之特色、地位。兹以富郑公园记

10、录为例说明：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

11、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 这样具体的描述可以入画，亦可为构园造景提供素材。今人周维权即据其所述绘制出富郑公园、环溪的平面设想图。13 四、 名园记研究方法勘踏记实，近似科学考察报告 名园记不是稗贩旧说，而是勘踏记实，迹似一篇科学考察报告，从方法上更为科学，从材料上更有价值。张琰谓本文的写作是作者“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14除本篇外，宋代另有张礼游城南记，方法上也类似，作者一行数人结伴而行，从长安东南门出去，进行了长达七天的游历考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五亦记其与晁以道同游长安，考察周秦汉唐故迹之事。这种亲历亲验的方法显然是从事一切研究的基本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名园记中“以其

12、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存”、“予尝游之”、“游之”、“览之”，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抢救性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记录。而河南志的叙述中则频繁出现无法确指的情况，如： (仁和坊)唐礼部尚书裴宽宅、尚书兵部侍郎裴邻宅，并失处所。 (集贤坊)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 (尊贤坊)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今失其处。 (履道坊)唐吏部尚书崔群宅，失处所。 (履道坊)唐太子少保韦夏卿宅，宅有大隐洞，其下皆失处所。 (会节坊)宰臣视事于归仁亭，至甲辰归内，今失所在。 (从善坊)(刘孝子)宅乃在从善坊，疑曾徙居，今失其所在。 (永通坊)唐虢州刺史崔元亮宅，失其处所。 (归义坊)唐秘书监

13、致仕穆宁宅，今失处所。 (正俗坊)唐太子太傅分司东都李固言宅，失处所。 (福善坊)自张策至白文珂三宅，皆失其处所。 (陶化坊)唐太子宾客高重宅，失处所。 河南志交待其材料出处说：“凡坊内有韦述记所著隋唐旧迹，存者大书之；改易者附见其下；堙灭者注于坊名之下。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15可见，其主要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对于毁废堙灭者也是有所调查的。但因年代久远，沧桑巨变，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李格非所说“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而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唐园也仅存孑遗了。他对残存旧迹的凭吊、对现有园圃的认真周密考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14、而他所记录的丰富材料、省净文字，不仅是散文中的精品，而且对园史研究亦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五、 名园记写作宗旨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 名园记记录洛阳唐宋园林不厌其详，但作者旨意并不希望人们耽玩沉溺于烟霞泉石，而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换言之，作者据微知着，主要从政治军事等关乎国家胜衰成败的角度来考虑。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胖?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

15、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余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张琰说：“文叔方洛阳盛时，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司马光在进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1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将此意发挥更充分：”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引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7名园记虽是小品，但也能因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