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周作人的性格及其它小学生.docx

1、闲谈周作人的性格及其它小学生闲谈周作人的性格及其它 此前早就想写一些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但总觉得他的体系过于庞大而近乎驳杂，不好下笔。曾做过一篇周作人文章里的浙东民俗，大抵只是总结，文抄公的伎俩，要说创造那是半点也没有的；还有一篇从中国人的二元对立观念到周作人之投敌，提出了一些观点来为周说话，但现在看来也觉得不对劲了，如梁实秋所说：“我们对于他（指周作人）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护。”强欲为之辩护，反显得做作。我想，有些仅靠伦理道德不能解释的问题，我们只好求诸性格，虽然我没有读过荣格的书，不懂他的心理与性格方面的理论，但勉力一试，总会有收效的。 性格大约有一半属于先天，所以欲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2、最好知道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我读过的曾涉及少年周作人的书不多，只有三本，一本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所作；一本周作人传，钱理群所作；还有一本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自己写的，可惜现在这三本书都不在手头，无从援引。周作人的日记和鲁迅日记差不多，流水帐型的，所以很难从中发现什么。凭以往读书的印象来看，周作人少时的性格有点特殊，身为现代中国散文第一大家的他，小时候并未显现出很多过人的天赋，反有些懒散而至于游手好闲，比如知堂回想录里有一节写他结识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小混混，跟着那人四处游荡，学些江湖人的小把戏，曾在一处小摊吃饭，装模做样地问碗里有没有下毒，后来忆及只觉得好笑。 相比较而言，鲁迅就要勤勉得多

3、，据一个日本人回忆，鲁迅留学东洋时，每天都坚持写作翻译到很晚，当时用一种特殊的小炭炉取暖，次日收拾房间时，炭炉中往往已插满烟蒂，如蜂窝然。周作人比鲁迅晚几年到日本，留洋所需做的很多事情，都由鲁迅为之打点，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周作人也总是足不出户，各种事情均由鲁迅料理。鲁迅要求周作人做的，只是拼命译书，以实现其“文学救国”之理想，但只这一点，他也常常做不到，致使鲁迅某日大发脾气，举起拳头敲了一下他的脑壳。 同样是家道中落，父亲早亡，胡适从中学到的是发愤读书，不负母望；鲁迅从中学到的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而周作人却似乎仅存有几许淡淡的悲愁，此外就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了。周作人少时的大部分时间，仿佛都处

4、于一种闷头读书的状态，从下面引录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来： 清光绪壬寅，正月初七日：人日也。晴。上午钉书三本。下午至大哥处闲谈，傍晚回，带来小学及手抄本。夜抄章炳麟东方盛衰论一首。九下钟睡，劳神不得睡熟，至十一半下钟始渐睡去。 初八日：阴。终日抄养生论、梁卓如论中国之富强各一首，都其数计四千字，手颇悛。下午至桅上一望，颇堪遣闷。夜抄随笔，八下钟睡。 七月，十一日：礼拜四。晴。上午看新民报。下午看赫胥黎天演论一卷，夜阅竟；向柯采卿借秋雨巷一本，又看稗官少许。夜半倦甚。睡。 自古天才多寂寞，况且周作人的学识见解，又非一个“才”字所能概括，所以他更加寂寞，闲来只有埋头书堆以遣怀。他性格中有和鲁迅一脉相承

5、的孤独成分，我读他的文章，也常常觉得在平淡的隐约闪烁的字句背后，有一股晦暗抑郁的气息扑面而来。周作人一生朋友不少，胡适、钱玄同、林语堂、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但真正称得上知己的，恐怕只有鲁迅一个人。 1923年7月14日，周作人和他素来最亲密的大哥鲁迅闹翻了，这件事，众人揣测纷纷，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兄弟二人始终缄口不言，此后他们就没再怎么接触过。鲁迅的小说弟兄，是在兄弟之情破裂后写的，在文中，他却分明地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他想告诉周作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做大哥的还会像往日那样提供援助。1934年周作人做五十自寿诗，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都很多，

6、他还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若非深知周作人，不能说出这番话。鲁迅更加知道周作人讨厌喊口号而喜欢实际之事功的作风，但兄弟之情拳拳，总希望他不要太任着性子来，以防不测，所以于周作人拒绝在救国宣言上具名一事，鲁迅认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

7、 对于鲁迅，周作人的感情总显得淡薄些，不过我觉得这只是表面，内心里，鲁迅始终是他的大哥。1936年10月鲁迅去世，消息传到北平，周作人正在上课，课程为两节，上完第一节后，他现出悲痛的神色，对学生说，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了。依周作人的性格，这些感情他是不会作假的。另据某些文章载，周作人晚年似曾对人叹息说：“此意鲁迅在日最能会得，今鲁迅已死，当世更不知有何人矣。”“此意”是何意，我已记不起来，可能原文中也没有说吧，但话中的落寞惆怅之感却很显然。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当以1936年写的关于鲁迅最出本心，他在文中几度写到周作人的不愿出名，并称赞说：“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

8、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除周作人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的这个特点。对于鲁迅的文章与思想，周作人则评价说：“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虽然唐韬认为周作人“将鲁迅的思想描绘得一派消沉，说他对中国前途抱悲观”，我还是赞同周的说法，因为鲁迅是人，不是神，他有权利保留一些不完美之处。周作人对鲁迅评价的失衡之处在于，他不承认鲁迅在杂文方

9、面取得的成就，而只认可其小说、散文和学术著作，这样做未免过于偏颇，但作为个人观点，我们也只能让它保留着，相信时间会见证一切。 有人说鲁迅和周作人是一个人的两个面，都趋于极端，其性格刚好相反，这方面，林语堂有一篇记周氏弟兄，有妙论云：“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虽然这段文字保持了林氏特有的微妙的比较眼光，我还是觉得这样下结论过于武断。 依我看，鲁迅和周作人的性格都具有两面性，相反而相成。鲁迅喜欢研究古小说，能够认真地写出一部无关时事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并编了会稽郡故书杂

10、集、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抄、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岭表录异、汉画石刻，还留传下一本明净细致美妙绝伦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这是他身上所固有的属于周作人的一面。周作人也曾写过很多尖锐甚至于刻薄的文章，如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风纪之柔脆、奴隶的言语、若子的死等，温源宁也曾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先生中说过这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这是他身上所固有的属于鲁迅的一面。两人的区别，就

11、在哪一面表现出来的比较多了。 此外，还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周作人性格中的两面性。比如前文曾提到他的疏懒，对于喜欢做的事情，如读书、译书，他却又是极其勤奋的，在晚年，他每天都伏案工作达10小时以上，其惜时如此，令人吃惊。前文还提到过他的闷头读书，不问外事，其实他的性格中也有勇猛精进、关心时世的一面，查周作人日记，清光绪壬寅11月17日，他口占一诗云：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 降士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读起来颇有龚自珍的味道。又云：“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壁，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

12、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词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恨秦皇已死，坑儒焚书未尽，言语极激烈！而周作人年少气盛之概亦可由此窥见一二。只是区区文人，是否值得一坑，是大有可商量的余地的。 燕园内外的人，凡识得周作人的，大都认为此人一团和气，淡泊静雅，很少臧否人物，“和”中还带有一点冷意，故不致与人过分亲近，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永远不会变成“我的朋友周作人”。周作人的弟弟周建人也说：“周作人自小性格和顺，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

13、控制和掌握。”但，应该看到，周作人还有另外的顽固而激烈的一面。他和鲁迅翻脸，将沈启无逐出门墙，都显露出火暴的脾气，而在抗战胜利后，对于事敌的问题，他多次自我辩解，写知堂回想录也避开了此节，至死未露悔悟的意思，又足见其顽固之甚。 林语堂曾戏称自己为“一团矛盾”，我想，把这个称谓挪用到周作人身上也正合适，欲找一个准确无误的词来形容周作人的性格，温和、淡泊、懦弱之类都有所缺失，而只有“矛盾”两个字是没有错的。周作人早期有一篇名文两个鬼，收在谈虎集里，论说他这种矛盾性格最为生动，他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

14、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我想，这矛盾两头的争执必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张力，而使其人其人都蒙上一层神秘隐约的色彩，并由此而愈加显现出不凡的魅力来。 末了，我想略谈一谈周作人事敌的问题，

15、这里牵涉到名节与事功的争执。从名节上说，周作人之事敌大是不该，这是无异议的；然而，从事功方面说，周作人虽任伪教育督办，却能够积极利用职权尽力去维护北京大学，挡住日本势力向教育界的渗透，据载他还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过联系，在危险时刻委托赵荫棠到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找过董鲁安（于力）副议长，这都无悖于“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的原则。孰是孰非，那就见仁见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反映出周作人性格的一个侧面重事功而轻名节。周作人曾说中国须有两大改革：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一主张归属于他朴素简洁、爱好天然的一面，后一主张则归属于他讲求实际、忽略理论名节的一面。他在道义之事功化一文中提出：“要以道

16、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此外如闭目静坐，高谈性理，或扬眉吐气，空说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赠后人，作启蒙发馈之用，其用心虽佳，抑亦不急之务，与傅君所谓驴鸣狗吠相去一间耳。”这篇文章写于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所以不免有自我辩护之嫌，但性格上的因素也应占一定分量，因为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对自己的性情较为放任而不曾十分克制过。至于事功与名节，当然以调处得宜、中庸适度为最佳，弃名节如敝履，也不能算是人情之常了。 周作人的晚境是很凄凉的，比较起早年的非凡名望，总不免有幻灭之感，但未见他形诸笔墨，周作人晚年的文章在语言上虽然趋

17、于明白晓畅，引用也少了很多，但他的心意，却是更加晦涩难辨了。所以要知道他想些什么，只好去查阅日记。1967年，也即他逝世两年前的4月8日，日记云：“余今年1月整80，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喀阿诺斯对话集，此为50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但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希望速朽，不欲留名，鲁迅当年也曾多次流露此意，大约兄弟二人一生皆为盛名所累，各有不得已的苦衷吧。周作人的理想，只是做一个平凡人，吃吃苦茶，玩玩古董，做些自己喜欢的工作，然而名气一大，就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时代大潮的最前沿，苦茶吃不得，古董玩不得，埋头在书堆里还被拉出来任伪职，所谓树大招风，名之一字，累人如此！周作人一生，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得，造化弄人，我们无可奈何，只有叹息的份。所幸斯人已逝，文章尚存，该留的东西最终会留下来的。 附注：唐韬的tao字原是“弓”字旁的那个，但打不出来，根据意思，只好用这一个。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