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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现实历史沿革现实挑战与突破口当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现实：历史沿革、现实挑战与突破口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切实关系到每一位国人。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当前，共同富裕成为了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行动部署，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央文件、高层会议中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述更是尤其密集。那么建国初期提到的共同富裕和如今的共同富裕的概念有何异同？而实现共同富裕又面临哪些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于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明确部署，教育、医疗、养老、互联网等行业的制度措施密集出台，这些都是与共同富裕的顶

2、层设计密切相关的具体探索。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沿革“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长期存在于党和政府的顶层规划和方针政策，始终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脉络之中，早在百年前便有相关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完整概念首次提出是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随后，共同富裕的概念被进一步细化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

3、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初期，共同富裕可以理解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3月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被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年十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2035年基

4、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并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十四五”规划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国推动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时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从历史演进看，我国对效率和公平各有侧重，当前共同富裕将更注重公平、

5、更注重分配。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0.91万亿元，历经35年的发展之后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增长了112倍。而2020年GDP突破百万亿元，也让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政策基调强调效率优先。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近十几年来，随着贫富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我国政策导向更加注重公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更加注重

6、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2017年十九大报告把我国的主要矛盾从重效率、重增长转为重分配，即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社会进步角度来看，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才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也就是说，富裕的关键是能力的富裕，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现为能力的差距。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7、的条件下，发展是摆在第一位的，只能让一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的人先富起来。当社会发展到现阶段，面向未来，就应考虑在动态发展中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群体性能力差距。共同富裕的起点和挑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共同富裕，再到如今更加注重公平与分配的共同富裕，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我们要认清实现共同富裕的起点和所面临的挑战，起始条件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共同富裕目标的设定、进程的设计和路径的选择。我国当前的起始条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全球中等水平，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实际上人均GDP只略高于全球平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公

8、布了全球194个国家的2020年人均GDP统计数据，我国排在第63位。第二，收入差距依然过大，虽然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开始回落，且近年来稳定在0.460.47之间，但是仍处于高位，且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定义1：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在01之间，0代表收入分配绝对平均，1代表绝对不平均。在国际上，通常把0.2以下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定义2：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9、income）是指居民家庭获得并且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家庭成员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偶尔劳动得到的劳动收入。第三，财产差距急剧扩大，2018年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7左右，且财产差距在继续扩大。第四，目前的收入结构不合理，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仍然偏低，低收入人群是全社会的主体人群。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如果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约为30%。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需要实现从“哑铃型”结构到“橄榄型”结构的转变，而关键在于扩大“橄榄型”结构中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第五，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城乡差异、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十分明

10、显。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6月发布了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意见要求，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共同富裕需要以分配循环的思维完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二者都源于财富（财产或资产，也可广义地说是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形成的分配循环。人们常说的，“富人思维”“穷人思维”或者“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就在于这个分配循环。要扭转这种状况，促进共同富裕，也必须从分配循环入手。理论上，只有当拥有“财产性收入”

11、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时，才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才会形成；反之，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从分配循环的角度来看，人的能力或人力资本是关键，能力高低决定了收入高低，收入高低决定了财产多寡，财产多寡决定了财产性收入的高低。存量与流量的循环一旦启动，能力的阶层分布可能在分配循环中固化，纵向流动停滞，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所以，从财富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动态循环入手，才能找到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旨在缩小“三大差距”；收入差距是“三大差距”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是“提低、扩中、调高”；“调高”是大难点

12、，包括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开征房地产税等新税种、鼓励富人捐赠等。初次分配的具体做法：核心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手段包括坚持就业优先、提升劳动报酬占比、加快户籍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破除资本垄断、提高财产性收入、土地财政改革等。再分配的具体做法：核心是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手段包括个税低税率宽税基、逐步推出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减轻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成本，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扩大覆盖范围等。三次分配的具体做法：核心是慈善捐助，重要手段包括发展慈善事业、设立各类新型捐赠方式、制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褒奖制度等。

13、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转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易被觉察，但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因此，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仅在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分配问题，可能因“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存量和流量的分配循环机制来追溯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改变分配循环中的初始条件能力的群体性差距，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一是完善市场初次分配、再分配机制，矫正财富存量分配扭曲与不公平现象。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分配具有天生的“马太效

14、应”，这不仅体现在以要素贡献为衡量标准的初次分配中，还体现在市场再分配机制中。交易主体虽然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但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如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等。尤其在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更容易导致财富存量的不合理再分配。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基础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打造透明、公正、法治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尽可能保障普通民众的财富存量不受到隐性侵害和掠夺。二是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发挥公共消费在缩小群体性能力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无论从社会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阶层来观察，贫穷终归是能力的贫穷，而我国的贫富差距更多是能力的群体性差距

15、造成的，能力的个体性差距并非当前主因。不过我们往往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力差距，群体性差距是制度赋予的，而个体性差距是先天和努力程度造成的。公共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能力的差距，有助于增进不同群体发展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促进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进而改变分配循环。以人为本，扩大政府在公共消费领域的人力投资、社会投资，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能力的群体性鸿沟（如农民与市民），进而破解收入差距、增进机会公平的关键所在。农民市民化，在城镇化中减少农民，使我国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市民为主体的国家，是改变分配循环初始条件，也是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具体来说，应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16、，加快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这是改变分配循环的社会条件，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加大对社保、就业、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基础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投入，并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劳动力流动与分布变化相匹配，使公共消费变成促进人的发展的有力工具。三是把税收调节功能寓于税收收入功能之中，增强税收再分配能力。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从收入流量方面影响分配循环，抑制财富积累的不平等化趋势。具体来说，应着力完善直接税制度，扩大税基，取消不合理免税，并优化所得税、财产消费税制度，增强税收的调节功能。同时，完善社会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政策，积极发挥税收对慈善捐赠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办医、办培训、办养老等，在促进人的发展，提升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