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的几个流行观点.docx

1、关于当前经济的几个流行观点关于当前经济的几个流行观点增长放缓已成常态，但对增长放缓含义的认识见仁见智，正误交织实施以质取胜的发展新战略我国发展新常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回升，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轮增长放缓的含义，对于我们理解、顺应、引导新常态都很重要。对当前几个流行经济观点的辨析1、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说成“衰落”乃至“崩盘”的消极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经济形势判断上，一种观点较为消极，主要理由是2014年三季度增长速度降至，为近些年来的新低。这种观点着眼于增长速度，由此形成的判断

2、就不大乐观，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疑虑甚多。如果换个角度，着眼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判断将会大不相同。增长速度的这种放缓，是经济规律使然。从国际上看，一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是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出现增长速度回落。我国与这些经济体有较强的相似性。能够在11000国际元，而不是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增速回落，是我国超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较为充分利用工业化阶段增长潜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成功的标志。近年来我国逐步调低了增长指标，是主观决策顺应客观规律的表现。我们讲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发展规律。但有一些同志不大适应已经变化

3、了的情况，还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然而，当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后，想推高是推不上去的；即使人为将其推上去，很快还会下来，而且要付出很大代价。尽管我国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从国际范围看仍位居前列。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增速下调容易产生某种“数字幻觉”。与2000年时相比，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大5倍左右，那时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一千亿，而现在则要达到五六千亿，即使增速有所回落，每年的新增量也远大于以往，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而且仍在逐步扩大。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那种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说成“衰落”乃至“崩盘”的说法，是

4、完全站不住脚的。2、以为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这种观点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也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做一个比喻，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40岁，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而当下的中国，

5、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但中国已经40岁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而美国这时已经200岁了。再做个比较，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时期，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人均收入水平都在11000国际元左右。换言之，日本也是在40岁左右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在40岁以后仍会追赶，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3、以为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有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

6、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够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后，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速度放缓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提高质量需要实实在在的更大作为，还需要以往未曾有过的新作为新常态下的速度放缓容易引人关注。然而，速度变化是相当表面化的，更重要的是速度背

7、后的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质量变化。过去分析我国增长模式时，经常指出的问题或弊端是过多依赖投资、工业、外需和要素投入。在过去一两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具体地说，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出口由过去20%以上的增速降到5-10%的平台上；要素投入中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正在呈现出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增长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质量基本稳定，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例如，尽管仍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但就业形势总体较好，一些地方还有“招工难”的现象。随着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

8、升，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10年前约为80万人，目前则达到了170万人。企业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开始转变，随着增长速度放缓，行业间、企业间盈利水平出现分化，总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但近一两年趋于稳定。财政收入出现波动，部分地区承受压力较大，但总体上仍保持了一定增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长速度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略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高，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在增长下降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领域的金融财政风险累积，有的问题较为严重，但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环境压力继续增大，特别是大面积雾霾气候带来不利影响，但从全国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还是取得一定进

9、展。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矛盾和风险集中显露或释放，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以往明显增加。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不少经济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严重危机。在这一时期，问题、矛盾和挑战比以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更复杂，判断和应对的难度更高了。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能够守住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尤其是能够在结构调整、增长质量改善上取得具有长期意义的进展，实属不易。从不同角度看形势，所引出的结论迥然不同，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新常态下发展观内涵的理解。毋庸置疑，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10、但不能把发展仅仅等同于增长速度。我们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机遇期的内涵和实现途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那种脱离潜在增长水平、风险很高、代价很大的过高速度，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即使短期内勉强为之，也将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高速增长期后泡沫经济的经历，就提供了反面例证。新常态下发展更多地要依靠质量提升，其核心是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如果不实质性地提高质量，即便是较低的速度也难以维持。速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提高质量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难度更大、更具挑战性的发展。速度放缓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提高质量需要实实在在的更大作为，还需要以往未曾有过的新作为。质量指标优先，以质

11、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是多少，现在还没有探明。这正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原因所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探底”？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分析逻辑。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高投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三个领域的投资。近些年来，基础设施为20-25%，房地产为25%左右，制造业则在30%以上，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投资的80-85%。其中，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要调整到位，主要是高投资要调整到位

12、。通俗地说，也就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三只“靴子”要相继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房地产2014年已经出现了回落，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根据研究测算，构成中国房地产70%的城镇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万套，这个数值在2014年基本达到了。此后，房地产增长将会在这个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然后还要回落。房地产并不存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区域差异明显，但总体上看中国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了。我们希望房价能够逐步调整，最好是时间换空间，能够实现软着陆。当房地产这只“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就基本探着了。如果这样的速度能够稳住并持续

13、较长一个时期，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顺利实现。所以，“十三五”期间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关键时期。实现这样一个过程的平稳转换，需要在发展目标和机制上做出重要调整，实施发展质量导向、以质取胜的新战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之所以落实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发展质量方面的问题。当增长速度放缓后，质量问题便会水落石出。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长速度，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解的。以往存在着“以速度论英雄”的倾向，先定速度指标，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标，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重视并切实抓好发展质量，才有可能

14、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打不好发展质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质量指标优先，以质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为此，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发展质量的指标，例如，按照“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切实可行的指标。然后，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也就是说，适应提高发展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个合适的、好的速度。与发展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目前情况下，速度过高将会加长杠杆，增大一些

15、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就业增长。保持与发展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宏观调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将其负面化、妖魔化。近期经济中出现的通货紧缩的苗头值得关注。如果出现增速快速下滑迹象，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确，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损害增长质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长轨道。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的结构问题。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否真正深入、是否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判别尺度，就是要看发展质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打牢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再上一个大的台阶。（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