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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编安全生产农户粮作经营及家庭粮食安全行为研究【安全生产】农户粮作经营及家庭粮食安全行为研究xxxx年xx月xx日xxxxxxxx集团企业有限公司Please enter your companys name and contentv农户粮作经营及家庭粮食安全行为研究以江浙沪三省市26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例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摘 要：本文以江浙地区为例，对农户家庭的粮作经营行为及粮食储备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本区农户在粮作经营上呈现一种萎缩趋势，即营粮农户的比例不断下降，粮作种植份额也呈下降趋势。农户的这一选择完全符合农户经济理性准则，同时也是政策引导的一种必然结果。在这一背景下，农户

2、家庭粮食储备水平出现明显下降，粮食的民间储备已降到警戒线以下，农村的粮食安全保障只能依靠国内与国际两大市场来解决。但作为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后盾，本区的粮食单产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正是基于粮食生产的这一特征，国家做出了粮作生产完全放开的决策。关键词：农户 粮作经营行为 粮食储备与安全Abstract: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Shanghai and Jiangsu and Zhejiang, this thesis analyze framers behaviors of food producing and reserve, and found that the s

3、cales of food producing is decreasing in above areas, which is shown by the decrease of food producing farmers percentages and sown area of grain crop. This decision accords with farmers economical rational principle, and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current policies. With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rese

4、rve level is dropping greatly, foods non-government reserve is already below the alerting level, therefore rural food security have to depen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since the yields keep increasing, which is the back force of food security, Chinese government apply the open policy

5、 to food producing. Key words: Farmer; Food producing behavior; Food reserve and security粮作经营行为是农户家庭经济行为中一种重要行为。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这一行为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行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为。随着经济时代的变迁，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户家庭粮作经营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地处农村工业化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农民的粮作经营行为变化尤其显着，其变化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粮食储备与安全行为的变化（史清华和张改清，2001），所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浙沪三省市26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

6、例，重点对“九五”及以来这一地区农民家庭的粮作经营及其安全行为变化做一探讨。一、农户与土地（一）营地农户比率变化由于粮食生产直接与土地相关，所以研究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就必须对农户与土地，特别是与耕地的关系搞清楚。在以往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户经济的运行呈现一种非农化趋势（史清华等，2001），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经营耕地农户（以下简称“营地农户”）的比率呈现一种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不只出现在中国的个别地区，而在整个中国农村均如此，农村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尤其明显。就跟踪观察的26个村1800余个观察户的统计结果看（表1），进入“九五”以来，本区直接经营耕地的农户比率呈显着下降趋势，相对1995年，到200

7、2年营地农户的比率下降了10.28个百分点，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浙江，达19.20个百分点，其次是上海，达14.80个百分点，最少的是江苏，仅1.97个百分点。同样，受粮作经营比较效率影响，营地农户中从事粮作种植的农户比率也呈明显下降，但下降幅度相对较小，8年降幅为4.17个百分点，且降幅变动最大值出现在国家对东南沿海省区实行新粮政的2000年。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粮政调整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粮作经营在营地农户家庭经营决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经营粮作的要素比较效率呈现一种恶化趋势（史清华，2000），但受粮食这一产品的特殊性影响，农民从生存理性角度考虑还是将粮

8、作生产作为家庭农地经营中的一块重要内容来安排（史清华，1999）。农民的这一选择同样符合其经济理性行为准则（史清华，1999）。同时，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粮政调整也顺应了农户经济理性行为准则。表1 经营耕地以及种植粮作农户的比率营地农户（）营地农户中种粮农户（）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199593.4099.0172.6090.1796.36100.0098.9098.71199691.8099.2672.0089.6797.3999.8898.3398.83199791.2099.1370.6089.0396.7199.8797.4598.44199892.6099.0167.00

9、88.4097.4199.7597.3198.56199989.0098.0267.4087.0798.2099.3796.1498.35200087.8097.5359.5284.3693.6298.6191.2595.74200182.8095.3158.8581.7492.0397.5491.8994.87200278.6097.0453.4079.8992.1199.1184.6494.54（二）营地农户家庭的耕地及粮作种植规模营地农户的不断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耕地总量受到来自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战略影响，各种非农占地明显增多，耕地规模不断下降（谭术魁和彭补拙，2003），这一

10、下降不只表现在数量的减少，同时还表现在质量的下降（余振国和胡小平，2003），从而使得农村人地矛盾更趋紧张，这一点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尤其明显。就该区26个跟踪观察村的情况看，进入“九五”以后，观察户家庭经营的耕地平均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由1995年户均经营3.56亩降到2002年的2.85亩，8年降幅达19.98%，其中降幅最大为浙江，达36.56%，其次是上海，为23.20%，再次为江苏，为14.38%。考虑到不少观察户已退出耕地经营的行列，单纯地就营地农户的经营规模看，同样呈现一种下降趋势（表2），营地农户的耕地经营水平8年平均减少了9.62%，其中浙江减少最多，达13.70%、

11、江苏次之，为12.75%，上海再次之，为8.79%。受粮作经营比较效率低下影响（史清华，2001），营地农户为了使有限耕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或好转，减少粮作种植规模已成为其农地经营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8年来，观察村营地农户的粮作种植规模平均减少了23.55%，其中浙江减少幅度最高，达43.52%，其次是上海为23.78%，再次为江苏，为23.29%。细观察，粮作种植规模的大幅下降主要出现在新粮政出台之后，相对新粮政出台前的1999年，2002年营地农户家庭的粮作种植规模平均减少了20.38%。这一结果表明在新粮政的支持下，江浙沿海地区农户家庭农业种植结构已进入新一轮调整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调

12、减粮作种植规模。对此在稍后结构调整分析中还将做出进一步分析。表2 营地农户的耕地及粮作种植规模营地农户经营耕地（亩户）营地农户粮作播面（亩户）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19953.074.942.923.954.296.744.325.5219963.245.172.714.074.777.264.235.9019973.245.202.694.095.177.193.875.9019983.194.942.813.994.906.733.655.5719993.324.982.794.044.696.313.655.3020002.914.392.863.663.585.243.0

13、94.3720012.824.252.623.523.074.792.783.9320022.804.312.523.573.275.172.444.22注：由于沿海地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相当小，故在计量面积时，仍以传统的亩为单位。1亩1/15公顷。（三）营地农户家庭耕地的零碎度及分布由于江浙沪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中国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农户家庭经营的耕地不仅规模小，其零碎程度或分散程度也非常高，但这一状况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有了明显改观（史清华和贾生华，2002）。就观察户的观察情况看（表3），本区营地农户家庭平均经营的耕地为3.32块，块均面积为1.08亩，与8年前1995年的情况相比，经

14、营的地块数明显减少，而地块面积则显着扩大，户均地块减少0.59块，减少幅度达12.40%，而地块平均面积则扩大了6.93%。相比较，地块零碎程度变化最大为上海，伴随地块数的大幅度下降（24.09%），地块面积则明显增大（20.79%），其次是江苏，再次是浙江。这一结论与我们在研究东部沿海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时，所发现的由北向南农地流转呈加速趋势的结果正好相反（史清华，2003），按照常理，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地的零碎程度过高影响了农地经营，为什幺浙江的农地流转如此活跃，在观察户家庭的农地零碎程度变化中没有反映？一个可信的回答是浙江有不少农地流转到外地流入本村的农民手中，尽管在观

15、察户中看不到农地的零碎度改善，但就整个经营者看，确实有所改善。农地经营规模的两极分化在浙江是比较明显的（浙江大学等，2001；张忠根和史清华，2001）。表3 营地农户的耕地零碎程度营地农户经营耕地块（块户）营地农户块面（亩块）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19953.034.174.503.911.011.180.651.0119963.044.334.343.971.071.190.621.0319973.044.364.393.991.071.190.611.0219982.964.154.473.871.081.190.631.0319992.884.084.303.791.15

16、1.220.651.0720002.513.844.383.561.161.140.651.0320012.383.554.243.361.191.200.621.0520022.303.474.383.321.221.240.581.08表4 营地农户的耕地零碎程度分布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不足0.5亩上海24.8825.1826.6026.5124.9824.9325.7625.69江苏30.8931.0330.5731.0831.8432.3731.7929.86浙江54.2653.8152.7452.5448.9053.0453.3454.31

17、平均35.5235.2935.0735.2534.5035.8036.0335.090.51亩上海33.2233.5729.9231.3231.0527.8326.5725.58江苏30.7730.2227.7028.6127.7728.0826.8527.18浙江26.3329.3030.7528.7030.9429.5930.0229.53平均30.1830.7328.9229.2429.2428.3927.6027.4612亩上海35.2734.3635.8335.0334.0935.3632.5632.45江苏23.8123.9726.8425.6126.1026.0626.0926.

18、08浙江17.2714.2714.0616.0217.3314.6014.2513.87平均24.6723.8625.6925.3825.6925.2124.3824.282亩以上上海6.646.897.647.149.8811.8815.1116.28江苏14.5214.7814.8914.7014.2913.4915.2716.87浙江2.142.622.452.742.832.772.392.28平均9.6310.1210.3110.1310.5610.6011.9913.18同样从表4的农地规模大小分布也可以看出，在进入“九五”以后，本区农户家庭的农地零碎程度确实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单

19、块耕地规模在2亩以上的地块比例显着上升，由1995年的不足10%上升到目前的13.18%，8年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单块面积在2亩及以下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中规模在半亩至1亩之间的地块比例下降最为明显，8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总的看，尽管本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零碎程度有了明显改观，但依然属于零碎程度偏高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经营农业，农民将经营决策定位在“非粮化”角度上是符合其经济理性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家庭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二、营地农户的种植结构变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始终处在一种变迁过程（史清华和黄祖辉，2001），且这一变革趋势主体为“非农化”（史清华和张慧玲，2

20、000）。尽管在这一变革中粮作经营在农户经济中的地位节节下降，但真正的种植结构变革应当说出现在国家宏观粮食供给问题的全面缓和之后。到90年代末期，在粮食发展政策方面，国家启动了新的发展对策，对沿海农村工业化较为发达的省区实施粮食全面放开的管理策略，由此引发了沿海农村种植结构的巨变。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0年前后，江浙沿海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作物种植结构有一个大的变动，粮作种植比例大幅下降，经济等其它作物种植比例显着上升，相对1995年，2002年粮作种植比例下降了11.96个百分点，其中1999年以后下降了10.3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的种植比例分别上升了6.54和5.41

21、个百分点，其中1999年以后分别上升了5.68和4.62个百分点。相比较，1995年以后作物种植结构变化最大的是江苏，其次是浙江，再次是上海，细分析，1999年以后种植结构变化最大的则是上海，而浙江和江苏则基本相当。这一结果充分表明：本区农户种植结构变迁呈现一种典型的“非粮化”趋势。表5 营地农户的家庭作物种植结构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粮食作物上海71.1075.6880.8780.1778.9568.2365.8166.77江苏72.6773.5472.9871.3967.6559.1555.5858.73浙江75.5174.1673.3671.29

22、74.5368.3372.4365.54平均72.8074.1174.8273.4071.1462.1459.4260.84经济作物上海21.5618.0813.0713.7715.6425.2525.6323.85江苏21.8417.6520.2321.1324.5929.8234.1428.16浙江7.687.387.237.377.768.6610.0712.25平均19.4016.1216.7317.5120.2626.3529.8225.94其它作物上海7.346.246.066.055.416.528.559.38江苏5.498.816.797.487.7611.0310.2813

23、.11浙江16.8118.4619.4121.3517.7023.0117.5022.20平均7.819.778.469.098.6011.5110.7613.22三、粮作经营生产水平及市场行情（一）生产水平、市场行情与生产行为种植结构的变革尽管是农户理性行为的一种客观反应，但政策的引导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种植结构的“非粮化”演变，是有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粮食生产水平的稳定上升。据统计，2001年江浙沪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7037.00千公顷，产量为4166.20千吨，较1995年分别减少21.05%和15.45%，其中较2000年分别减少了10.51%和7.38%。而粮作播

24、面单产水平却升至5920.42公斤公顷，分别较1995年和2000年上升了7.09%和3.47%（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和2002）。同样从本区固定跟踪观察点的观察可以看出（表6），尽管粮作单产水平年际间有很大变动，但明显是一种波动式上升趋势，已由1995年的5566.80公斤公顷升至2002年的5998.35公斤公顷。特别是在粮作新政出台三年来，粮作单产基本稳定在6吨公顷左右。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村工业化相对较为发达的省区实行新的粮政，对粮食供给影响不会太大，在生产水平有了一定保障的基础上，一旦粮食供给出现问题可以马上得到有效应对。表6 营地农户家庭粮作生产水平及、经营行为及市场行情

25、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粮作单产（kg/亩）上海378.71421.87383.99369.72378.77422.66470.64456.36江苏367.55396.38386.34352.05384.79373.21393.01379.12浙江374.13407.33406.97415.58397.08430.07442.06430.42平均371.12403.86388.70365.11385.06392.04416.12399.89出售/当年生产（）上海35.1744.3053.3848.7851.3744.0742.1244.11江苏37.23

26、42.1743.4737.0237.4232.8334.9739.98浙江25.9624.3721.6623.9524.8622.1921.1819.75平均34.7939.8242.6138.0038.9834.0934.6838.86出售价格（元kg）上海1.641.751.441.491.241.081.201.05江苏1.441.451.381.381.100.971.141.02浙江1.461.401.241.321.171.131.221.28平均1.491.521.381.411.151.021.171.04国家定购（元kg）上海1.801.831.751.721.511.421

27、.431.12江苏1.341.481.471.421.120.921.151.05浙江1.261.311.301.341.141.101.121.30平均1.411.531.521.481.231.101.181.22同样从表6可以看出，在国家实行新的粮政前后，本区农村的粮食生产行为相对稳定，当年出售占当年生产的粮食比例基本稳定在35-40%。粮食销售行为直接与市场行情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国家定购粮价变动密切相关，国家定购价高，农民出售的比例变高，反之则低，但在价格相差近50%的情形下，出售的比例高低相差也只有8.52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作者在90年代中期对中国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判断（杜善学和史清华，2001：附录一），即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趋向于一种“自给需求的满足国家任务的完成”。尽管在本地区，国家的定购任务已彻底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向国家出售储备粮，而农民依然按照传统的理性行为在进行。本区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大体可重新定义为“自给需求的满足商品性生产”，前者的比例大体占60%，后者占40%。（二）粮食生产中的投入与产出从表6看到，种植结构的变革是在单位面积生产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而单位面积生产水平的稳定又需要稳定的投入水平做保证。这一判断可以从表7得到验证，进入“九五”以来，本区观察点的农户家庭粮作种植投入水平8年来是相当稳定的，特别是单位面积的劳动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