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珍藏乾隆御宝.docx

1、故宫珍藏乾隆御宝故宫珍藏乾隆御宝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工艺品中，国家的御宝具有极为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征信守，明等威”固然是它的特性，但御宝更是“君权神授”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典型象征。有清一代，确立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等级分明的帝后、百官及臣僚蕃属等印信体系，直接代表着最高皇权与各级权力的分而治之的权柄。这样一种神圣而独特的器物，是旧时代与制度中皇权统治的最后的神光返照。 清代国玺在乾隆早期之前，已初步形成了它的体系。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其任建州左卫时，钤用明朝政府颁发的“建州左卫之印”。建“后金”国，自号“天命”皇帝后，钤用老满印文“天命金国汗之宝”以及“后金天命皇帝”印玺两方。皇太极“天聪”朝，

2、印玺使用沿袭太祖之“天命金国汗之宝”外，还使用金质老满文“金国汗之印”。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率军征伐察哈尔，获所谓元朝之“传国玉玺”，“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为质，交龙为钮，光气烂，洵至宝也。”对此“天降符命”之吉兆，皇太极非常重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印宝受宝仪式。由此发端，于翌年改制王朝，建国“大清”，正式取“皇帝”之称号。此方印玺亦成为当时频繁使用者之一，充当了“天命符应”的政治角色。清太宗末期，还曾使用名传一时的“国之四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敕命之宝”“天子之宝”。至此时，清初御宝已渐增多，初步形成了它的体系。 顺、康、雍时代，清代国玺渐次发展，然多因明朝旧制。

3、由御宝之名、器物形制，直至印文、尺度等皆此。配合此一时期内国家礼、乐、刑、政等各项制度的初步确立与逐步完善，印玺制度形成了自己更加庞大的规模与体制。康熙二十五年编纂完成的钦定大清会典中，明确记载了当时之御宝二十九方：内宫收贮六方，有“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受命之宝”“皇帝之宝”“天子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而内库收贮二十三方，则为：“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御前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表彰经史之宝”“钦文之宝”“丹符出验四方”“巡守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奉天法祖亲贤爱民”

4、“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由此可见御宝之制作与本身之制度，已远非国玺形成之初可比者。根椐清朝官方文献推断，这种大规模的国玺制度，直至雍正朝早期，仍无有变故。 然而，至乾隆初年之时，大清已兴百有余年，各种文化制度蔚为壮观，将更趋集中与鼎盛之势。乾隆帝本其稽古右文之旨，从统治之需，顺时而化，对国家典制多所改革与重新厘定。譬如章服与卤薄、国家礼乐制度的重建等等。国玺制度也是如此。乾隆根据大清会典所载，于十一年（1746年），考察了宫中御宝的收贮情况，而当时交泰殿所藏之御宝已达三十九方之多。其御宝数目与收贮地点之实际全然与记载两不相符。而在交泰殿之印玺中，竟杂有

5、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伪秦国玺，其摆放赫然居于殿内正中之显著地位。这些御印之印文混乱不一，且在功用上往往界定不明。国玺钤用之过程，也出现诰敕诏令杂用其宝之情形。如此，国家御宝之“征信”作用，已然十分混杂，难以为继了。针对这种局面，乾隆本着考证与整理之原则，于十一年对交泰殿所贮前代之三十九方御宝“爰加考证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并将二十五御宝，仍贮交泰殿内。同时敕纂交泰殿宝谱，著录成册，用以流传后世，以昭信守。这次大规模整理，确定了二十五宝之名称、器形、用材与尺度等，并明确了各印玺之功用。其二十五宝为： “大清受命之宝”，白玉质，“以章皇序”之用；“皇帝奉天之宝”，碧玉质，“以章奉若

6、”之用；“大清嗣天子之宝”，金质，“以章继绳”之用；“皇帝之宝”，青玉质，“以布诏赦”之用；“皇帝之宝”，檀木质，“以肃法驾”之用；“天子之宝”，白玉质，“祭祀百神”之用；“皇帝尊亲之宝”，白玉质，“以荐徽号”之用；“皇帝亲亲之宝”，白玉质，“以展宗盟”之用；“皇帝行宝”，碧玉质，“以颁赐赉”之用；“皇帝信宝”，青玉质，“以征戎伍”之用；“天子行宝”，碧玉质，“以册戎伍”之用；“天子信宝”，青玉质，“以命殊方”之用。“敬天勤民之宝”，白玉质，“以饬觐吏”之用；“制诰之宝”，青玉质，“以谕臣僚”之用；“敕命之宝”，碧玉质，“以钤诰敕”之用；“垂训之宝”，碧玉质，“以扬国宪”之用；“命德之宝”，碧

7、玉质，“以奖忠良”之用；“钦文之宝”，墨玉质，“以重文教”之用；“表章经史之宝”，碧玉质，“以崇古训”之用；“巡狩天下之宝”，青玉质，“以从省方”之用；“讨罪安民之宝”，青玉质，“以张征伐”之用；“制驭六师之宝”，墨玉质，“以整戎行”之用；“敕正万邦之宝”，青玉质，“以诰外国”之用；“敕正万民之宝”，青玉质，“以诰四方”之用；“广运之宝”，墨玉质，“以谨封识”之用。 如是国之二十五御宝，各尽其用，代表了大清皇帝行使国家行政与制度权力的各个方面，将清代的御宝体系，严整而有序地加以规范，凸显了国玺的等级与威严。有关御宝“二十五”之数，乾隆实出于两个考虑：其一，取法中华根本典籍周易之“大衍天数，二十

8、有五”，将所有阳数之一、三、五、七、九相加而得；其二，乾隆祈望上苍仰蒙，总佑其国“二十五代之长”，仿姬周二十五代之伟业。而有关御宝之仍贮于交泰殿，乃因其殿蕴含天地交泰，阴阳相合所致。这当然是乾隆的一个良好愿望而已。 乾隆二十五宝中，用玉材制作者二十三方，又分为白玉、墨玉、青玉、碧玉四种，占御宝的绝大多数。这种用材上唯玉为贵的考虑，显然承袭了中原历代玉文化的观念与传统。另有二方印，一为金质“大清嗣天子之宝”，为太宗旧物而不轻易；另一方为檀香木质“皇帝之宝”，可能出于此方印玺使用便利且又频繁之故。器形上，其印体为方体且各宝大小相异，但在清代官印体系中，御宝却又居体之大者。而钮式，清之国玺一律采用龙

9、钮形制，有交龙钮、蹲龙钮、盘龙钮三式，其中又以交龙钮最多，居十七方。 厘定二十五宝后，所余御宝十四，如伪秦国玺等四颗“于义未当”者，贮于别殿赏玩收藏。另十方宝玺属印文相重，或为国初之传国之玺，“爰奉此十宝赉送盛京，而藏之”。此十方御宝分别为：碧玉质“大清受命之宝”、青玉质“皇帝之宝”、碧玉质“皇帝之宝”、檀香木“皇帝之宝”、金质“奉天之宝”、金质“天子之宝”、碧玉质“奉天法祖亲贤爱民”、青玉“丹符出验四方”、青玉质“敕命之宝”、金质“广运之宝”。此后，乾隆忽于盛京凤凰楼内收贮之十方御宝中，将“丹符出验四方”玺撤出，补入了一方仿造元传国玺的“制诰之宝”。重新审视自皇太极时沸沸然于一时，而之后，竟

10、于清朝各代文献中湮灭无迹的元传国玺，比照此时乾隆仿造伪器，补入“盛京十宝”之中，此举不禁令后人顿起疑云，于其动机与真正之元“制诰之宝”何所从之而揣测纷纷，难解难辨。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厘正满字篆书，钦定满文篆法三十二类，并将满篆应用于御宝之中，从而完成了乾隆御宝印文满汉俱篆，并整肃界定各篆字之应用范围。根据规定，清代皇帝及后妃使用入印满文“九篆”之首的“玉箸篆”。这样，在乾隆十一年所定之二十五国宝中，因乾隆考虑到前四方宝玺之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及太宗所贻，而另外三方均为先代旧物，“不宜轻易”外，所有二十一方宝玺，全部改镌为满汉俱篆的印文形式，布局上满文居左汉文居

11、右，满汉二字同入印文。这种篆法的改造，使得清乾隆二十五宝具有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乾隆十三年御宝满文的改篆，是在十一年重新厘定二十五宝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举措，将二十五宝体系，推向更加完备的境地。这种全方位的御宝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成为乾隆朝官印制度演进极为耀眼的光芒，也成为有清一代御印制度的最鼎盛的时代。此后，直至晚清宣统末年，二十五宝的体系，再也没有改变。 不过，清乾隆钦定的二十五国宝，绝大部分为内殿收贮而并不实用，仅仅具有“天命神授”的所谓“符命之宝”的特性。而从实际角度而言，常用之宝则少之又少，譬如“凡大朝会，则捧宝以进于御座；车驾行幸，则奉宝以从黄钺之内”的那方独特的檀

12、香木“皇帝之宝”。 乾隆二十五宝俱收贮于交泰殿，分列于殿中宝座的左、右及后面，并设八品首领太监二名，俱侍监太监六名，专司印玺保管之事。而御宝被安奉于专门制造的宝箱内，宝箱下“承以髹几”。从现存北京故宫交泰殿的实物来看，此印箱之宝可谓浓妆重彩，装饰华美。在宝印铸造方面，则由礼部会同内务造办处敬谨成造。在此过程中，内务府造办处实为专司铸造之机构，礼部仅为管理的部门。同时涉及制造的机构还有工部，它的职能，于乾隆十三年改镌国宝之际，不过仅仅“与其事”，提供所需工料而已。 每年岁暮，农历春节前后，清朝皇帝还要举行“封宝”仪式，即将交泰殿中所贮二十五宝全部封缄。届日，由内阁学士名，率典籍各官诣乾清门，于门

13、左设黄案。由宫殿监率交泰殿太监启宝匣，捧宝至案，学士率典籍洗拭一番，此谓之“洗宝”，然后恭贮于宝匣。接着由皇帝于交泰殿内早已设置好的供案前行三跪九叩礼，进行封宝。这就是清宫岁暮“封宝仪”。来年正月，由钦天监择定开宝吉日，皇帝再次亲往，将御宝开启，此称“开宝”。清代御宝的开、封仪式，是清代御宝保管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皇权下达各官的凭证与信守，于御宝的钤用更有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当用玺时，由内阁请旨，然后会同内务府总管监视钤用。凡内阁咨文到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同内阁学士等于乾清门，由交泰殿保管太监从殿中取宝，至乾清门共同监视钤用。用毕，登记用宝名称与数目，再由内监等捧宝返回殿中原位安放。这种宝玺钤用之制度，一直沿袭至清末，无有改变。 责任编辑：孙晓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