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docx

1、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谭皓：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作者：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4日摘要：1873年末，日本明治政府陆军省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日本军方派出的首批留华学生。八人曾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直至翌年年末中日围绕“牡丹社事件”的谈判陷入僵局，日本以为和谈无望，战事将起，才将其陆续撤回。所以，他们前后在华仅一年时间，而其他不利因素也影响了留学效果。然而，此次陆军军官来华留学实为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大阴谋”的前奏，标志着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遣军官来华留学、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阴谋就此展开。关键词：留华

2、学生 日本陆军省 留学 留学生1873年末，日本军方首次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这也是继1871年明治政府在遣使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之际首次派遣七名留学生来华后，派遣的第二批留华学生。相较于1871年七人来华时清晰的“留学”目的，此次陆军省在派遣目的上却有些遮遮掩掩。而学界对其史实亦有诸多不明之处。如奉命来华者究竟有谁？是何身份，留学生乎？军人乎？间谍乎？何时来华？在华有何活动？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有何阴谋？通过派遣，又有何得失？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解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相关原始档案，并与对支回顾录及时人游记、书简等史料的记述相互印证，对这段史实进行具体考证，

3、并对上述问题做一深入探讨。一、身份之谜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显示：明治6年(1873)11月28日，日本明治政府陆军省下达命令，派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少尉益满邦介、长濑兼正、向郁，军曹中村义厚、江田国容六人来华。12月9日，又增派陆军中尉岛弘毅、“少尉试补”芳野正常二人一同来华。耐人寻味的是，两道命令均对来华目的讳莫如深，只说“有事”(原文为“御用有之”)差遣来华。至于“有事”所指为何，则无具体说明，这也给以上几人的身份蒙上一层迷雾。不过，一份保存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陆军省核心机构“卿官房”的档案，则泄露了“天机”。据这份当年12月的档案显示，陆军省实际上分类发出了三道派遣命令：“为调查清国、

4、朝鲜军事，差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少尉长濑兼正赴清国及朝鲜；为调查清国、朝鲜地理，差遣陆军少尉益满邦介、军曹中村义厚赴清国及朝鲜；为调查清国、朝鲜政事，差遣陆军少尉向郁、军曹江田国容赴清国及朝鲜。”由于该命令中只有美代等六人，可确认其发布于增派岛弘毅及芳野正常来华的12月9日之前。同时，这也清楚地表达了陆军省的真实派遣意图，即派员调查中国及朝鲜的军事、地理、政事。此外，陆军省还对其调查内容进行了任务分配。分别是：第一，命令美代、长濑调查：“1.海陆军兵制队伍组成；2.该兵队人数；3.枪炮制作及其作用，弹药精良与否；4.全权之将校几人，兵卒服役之向背；5.军舰之数量及其马力吨数。”第二，命令益满、

5、中村调查：“1.山岳之高低向背、河海之浅深源委、地理城郭之要塞；2.各地寒暑风雨气候；3.动植物产、粮食数量；4.户数人口概况；5.市井形势及各地盛衰；6.矿山；7.水旱田之品级；8.地质病害及当地人之预防方法；9.水利、粮草。”第三，命令向、江田调查：“1.政体法令民心服否；2.全权大臣及其品行；3.官员职务分界及其员数；4.租庸调之事；5.语言风俗人情；6.会计帑藏；7.人材之有无；8.与外国交际待遇之情况、条约之精粗；9.外国人居留地情况；10.商法之办法及进出口货物。”以上任务分类精细周详，可见此次调查并非猝然之举，应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斟酌。而其用意亦如司马昭之心，一看便知是为日后发

6、动侵略战事做准备。所以，虽名为“调查”，实为军事“侦察”。由此或可将美代等认定为日本陆军的谍报人员。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档案中还收录了一份作为对全体人员总要求的心得书大纲，为此次派遣增添了留学的色彩。总要求共三条：“一、在彼国欲学彼国之事，必先通晓彼国语学。故将以此为最初之专务。二、每人虽皆奉职于日本陆军，但于彼国在留期间，应随其风俗，著用其国之常制衣服。三、研究科目虽为主务，但一切事件全部听从彼地在留陆军少将兼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田显义之指挥，绝无违背。”可见，大纲首条便开宗明义，明确要求八人在从事相关调查前，必须以学习汉语为“最初之专务”。换言之，他们有别于一般的谍报人员，须在华进行汉语

7、学习。那么，是否也可将其视为留学生呢？就“留学生”及“留学”的概念而言，较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权藤与志夫所做的界定。他指出：“所谓留学，是指跨越国境到外国之教育机构学习这一与个人教育过程相关的现象，同时也指由作为传递者的留学生将一国文化传播至他国的文化现象。留学，是出于教育性目的进行国家人员交流的一种形态。”即留学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分解成出国求学的个人行为、以之为中介的文化传播现象，以及以求学为目的的教育交流形态三个维度。相应地，其行为主体便可称为“留学生”。总之，只要某国人符合出国进行一段时间学习这一条件，就可被称为“留学生”。由此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美代等来华时中国尚无近代意

8、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更无接收留学生的专门机构，这使其“留学”的内涵及具体形式与当今学校教育制度下的留学生有很大差别。但因其在华有学习计划，且在华期间确实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汉语及风俗，故此符合“留学生”的认定标准。此外，在美代等抵达上海后，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曾于1874年1月向外务省发回信函，其中提到“陆军中尉美代清光(原文如此笔者按)以下七名为留学，奉命来到清国，前月二十三日抵达”。而对支回顾录在为八人之一的向郁作传时亦直言其“为军事视察及支那语研究赴清国北京留学”。(11)可见，日本方面也将其认定为留学生。总之，美代等可被视为陆军省派遣来华的首批留学生。那么，这是否又与其“间谍”身份矛

9、盾呢？其实，由于时局复杂，明治初年由日本政府派遣来华者大都具有多重身份，很难以“留学生”或“间谍”为界泾渭分明地分类，且各种身份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彼此不容的。虽然日本陆军省派遣美代等军官来华时有侦察要求，将其视为谍报人员并无不妥，但在其多重身份中确有留学生的部分，不能简单地因其有谍报行为便予以否定。此外，美代等人多重身份中的留学生部分，也正是后来日本政府正式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雏形。所以，与其纠结于身份性质界定，不如姑且将之作为“留学生”，而关注其在华经历。因为其所见所闻及所有遭遇，很可能是同时代来华留学者的共同体验。关于美代等八人的个人信息及在华行踪情况，整理列表如下：二、在华经纬关于美代

10、等八人来华的具体经过，除上述品川忠道信中提到的“前月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外，档案中别无其他详细记载。不过，由于八人为日本较早派遣来华者，且多人随后又参与到日本对华军事侦察中，在近代日中关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此对支回顾录专为八人作传(以下简称某某列传)，成为了解其在华经历的重要资料。关于其来华细节，多篇列传的记述较为一致，即1873年11月28日先期接到来华命令的六人并未立即出发，而是与12月9日增补派遣的两人一同于12月15日从东京启程，同月23日抵达上海。这一日期也与品川的记述吻合。随后，八人并未如首批留华学生那样立即北上京津，而是“暂时客居沪上，见学习俗，待明治7年春解冻后再由海路赴天津”

11、。(12)即因冬季结冰，不便行船，八人便暂留上海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计划来春解冻后再北上京津。除了冬季不便行船外，八人迟迟未北上进京或许也与当时尚无日本公使在京有关。就在一行启程前日，外务卿(13)寺岛宗则在答复陆军卿就八人来华问题请求发放许可时回函说：“此时尚无日本驻华公使驻扎北京，或多有不便，但有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在沪，不久也将派公使赴京故如欲游历内地，可依领事之力所及予以协助，如欲进入北京，可等公使渡清后。”(14)其中所述无公使在京一事，具体情况如下：1871年伊达宗城使团来华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其中第四款便规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是为两国互派公使之

12、依据。日本政府遂于1872年6月17日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兼任日本首位驻华公使(15)，但副岛并未立即赴任。其间日本曾派柳原前光来华，以条约有不妥之处为由要求修约，但遭到李鸿章断然拒绝。日本既知中方态度坚决，成约不能修改，遂于1873年3月任命副岛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华换约，并为同治帝大婚呈递国书，是为日本公使驻华之始。不过副岛醉翁之意不在酒，除换约及呈递国书外，他还有两个更为重要且不可告人的任务：一为试探清政府对朝鲜的态度，二为进攻台湾做准备。(16)至同年6月与清政府交涉得到台湾土著族人为“化外之民”的口实后，副岛以为取得了侵台借口，便急于回国谋划，遂于同年6月28日卸任公使一职，于翌日交由俄国

13、驻华公使倭良嘎哩代理日本驻华公使，自己便匆匆返回日本。直至同年11月24日，日本才又任命曾随岩仓使节团游历欧美、时任东京镇台司令长官的山田显义担任新任驻华公使。(17)前述档案中提到的美代等在华一切事务须听从“陆军少将兼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田显义”之指挥，即指此人。不过，山田本人无意担任此职，并未即刻动身来华。至1874年2月日本爆发佐贺之乱，明治政府遂解除山田公使职务，派赴九州镇压暴乱。总之，至柳原前光于1874年7月来华出任公使之前，日本最初任命的几位公使或未前往北京赴任，或仅在京短暂停留，一直未能将公使驻华常态化。寺岛宗则1873年12月所说“尚无公使驻扎北京”，正是此事。由此看来，几人数

14、月后才由沪北上进京，或许也是听从寺岛建议的缘故。关于八人在上海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据品川记述八人“滞在中因计划学习北京语，故已从二十七日雇用龚慎甫，每月洋银三十元”。(18)可知他们在抵达上海的四天后，便聘任龚慎甫为教师，随其学习北京官话。由于江户时代赴日经商的中国商人多来自南方地区，所以长崎贸易时负责担任翻译的日本唐通事所学汉语也多为南京话、福州话等(其中以南京话为主)，而非北京官话。明治维新后，中日交往增多，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日本发现仅靠南京话交流多有不便，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北京官话人才。这也正是八人奉命来华学习汉语的大背景。关于担任教师的龚慎甫，据一份落款时间为1871年9月29日的

15、档案显示：龚氏因通晓日英两国语言，最初由英国驻日领事馆雇佣为翻译，1870年又被日本兵库县政府聘用，并因熟悉北京、天津情况，而在1871年伊达宗城来华缔约谈判时随行。(19)可见其与日本方面关系较密切，所以才会担任八人的汉语教师。关于八人后来的经历，档案中记载有限，而对支回顾录中的记述也过于笼统，就其具体何时来津、入京等问题都语焉不详。而一本日本来华僧人的游记北京纪游成为揭开谜底的钥匙。作者小栗栖香顶(1831-1905)，号八洲、莲舶，日本净土宗东本愿寺僧人。他因提倡日本应联合中、印两国同心协力维护佛法，遂身体力行，于1873年7月来华游学。至翌年7月返日，前后在华一年时间。(20)后来，他

16、又将这段经历撰写成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其中，北京纪游中记述了他与美代等八人的交往经过，这为了解八人在华行踪提供了帮助。据述“四月二日，长崎人芳野正常，在天津赠书曰：邦人八名来津，今日进京，欲学华语。请谋是事。”(21)小栗栖此时已在北京，“赠书”即芳野正常从天津的来信。从后面的记述来看，信中“邦人八名”指的就是美代等八人。而从“来津”二字或可推断八人至1874年3月末、4月初才由沪来津。至于芳野正常为何专托小栗栖帮助安排学习汉语事宜，可能源自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的引荐。小栗栖前年7月来华时先到上海拜见了品川，并经其交涉从苏淞太道沈秉成处得到了护照(22)，随后北上进京，所以八人应是在沪时从品

17、川处得知小栗栖在京学习汉语的消息。此外，岛弘毅列传提到小栗栖为“在燕唯一之邦人”(23)，别无其他日本人在京，所以芳野才会求助小栗栖代为“谋事”。在上述4月2日记录后，游记接着记述：“(四月)十一日，美代清元、中村义厚、岛弘毅三氏来见。三氏皆陆军少尉。余惊喜，殆为面亲旧之念。”(24)据美代清元列传记述其“由海路赴天津大沽，随后坐船赴通州”(25)，可知美代、中村、岛三人来京路线是先从上海走海路前往天津大沽，再经水路到通州，并于4月11日抵达北京面见小栗栖。随后，“十三日，为三氏东西求寓，才得西床胡同法源寺。客房颇伟丽，一月房钱一百四十吊。十六日，与三氏移居”。(26)即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

18、寺谋得住处，并于4月16日与三人一同搬入。此处言及房钱，有必要对美代等人的经济情况加以介绍。关于八人的来华补助金额具体多少，很遗憾尚未找到相关记录。不过，现有一份几人来华旅费补助档案，其中记录了给予陆军少尉益满、长濑“横滨至天津间上等船费百二拾元；横滨至天津间津贴二拾八元二拾五钱，即二十五天每日一元拾三钱。”给予陆军军曹江田国容“横滨至天津间中等船费七拾元；横滨至天津间津贴拾九元，即二十五天每日七拾六钱”。(27)不难想见两者金额差异缘于军衔之高低。而与两年前首批留华学生来华时大藏省规定的“横滨至上海间船费及食宿杂费：洋银百四十五元”相比(28)，陆军省的旅费待遇与之基本持平，若排除物价波动等

19、因素，两者并无本质差异。所以，或可进一步推测其在经费补助上与首批留华学生基本相近，年额洋银500元上下。不过，八人曾“因滞在期间教师费、餐费等诸费意外价高，以致旅费短缺，遂申请增加补助”(29)，加之，八人还曾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借款，如陆军省明治8年4月的记录中记述美代八人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借12元95分，业已还清(30)，但此时已是八人归国四个月之后。所以，或可推测对于美代等来说，经费补助并不充裕。游记继续记述至“六月廿二日，邦人四名来京。曰江田国容，曰长濑兼正，二人萨摩人。曰向郁，长州人。曰茅芳野正常，长崎人。皆同寓法源寺”。(31)可知，前次4月美代三人来京时，其余几人并未同往。这与江田国容

20、列传记载的在美代三人赴京后，江田等四人继续留在天津学习汉语的情况相符。(32)此外，该列传还记载虽然初抵天津时在津日本人只有中岛喜左卫门一人(33)，但后来品川忠道来津开设了临时领事馆，柳原前光7月末来京途中也曾去过此处，即日本人在津已有落脚之处。或可推测几人因已适应了天津的学习生活，才未急着与美代三人一同进京，但后来中日间围绕“牡丹社事件”的交涉增多，几人为掌握最新消息才决定前往北京。据游记可知，江田等四人最终于6月22日抵京，并与美代等同住法源寺。上述记录只提及八人中有七人到京，但益满邦介不知去向。关于这一点，益满邦介列传的记述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仅提到在美代三人赴京后，益满等两人留在天津

21、学习汉语，并于同年10月接到归国命令，11月回到东京(34)，而对其后来是否前往北京却只字未提；另一方面，所谓“益满等两人”留在天津学习汉语的记述也与实际人数不符。由于尚未找到其他记录，无从得知益满的具体行踪及未与余者同行的原因。不过，1874年日本为侵台设置蕃地事务局，而该局曾于同年7月对当时在华的日本陆军军官做过统计，其中显示美代等八人都在北京。(35)可知最迟至同年7月，益满也来到北京与其他七人会合。关于几人在京的生活细节，游记中有些记述，其中两处颇具象征意义。一是“(五月)五日，同岛、中村二氏访东江米巷英馆。一官人有雅芝出接。余请借览英国钦差大臣所著文件自迩集、语言自迩集。曰：近日取之

22、上海，送呈。公使威氏”。(36)即岛、中村与小栗栖三人为借阅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编写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而来到英国驻华使馆。结合1883年由外务省派遣来华留学的濑川浅之进的回忆可知，日本人在华留学期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汉语教材。(37)语言自迩集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1867年在华任职期间，为来公使馆见习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其内容选材及章目设计十分精妙，可谓近代汉语教材之翘楚，三人选择该书是很有眼光的。不过，该书由于出版于英国，当时在华流通有限，如1871年首批来华的几人就未用过，至于后来是否如使馆官员所说“送呈”三人，就无从知晓了。另一件事是小栗栖曾与美代等参观清军操练。“(五月)十

23、三日，与美代、中村、岛三氏观演武。第一枪队，第二大炮队，第三楯队，第四长枪队，第五刀剑队，第六短枪队。兵勇凡数千，张氏将之。操纵不得其宜，三氏大笑。余恐笑声之外泄”。(38)三人大笑虽可理解为军人特有之豪爽性格，但未免孟浪，且其对清军军队之关注及对其武备落后之不屑，亦可见一斑。两件事一为求学，一为观武，一文一武，恰显示出陆军省留学生有别于一般留学生的特殊性。不过，几位留学生的不谨慎还是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据游记载就在观看清军操练的两天后，“(五月)十五日，本然来见，曰：昨法源寺和尚来敝寺，言足下等散钱物，招来童男女，恐生大祸”(39)，故请其五天内搬移他处。本然为前门大栅栏龙泉寺僧人，小栗

24、栖去年8月到龙泉寺，便跟随其学习汉语。(40)两人后来关系很好，由本然与小栗栖通信可知，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寺谋得住处一事，正是由本然从中斡旋(41)，所以法源寺和尚才会跑到龙泉寺向本然告状。小栗栖闻言大惊，料是“前日曹二不敬三氏，三氏吓怒，叱责彼，彼是以诬告方丈乎。”遂只是诺诺称是，说“告三氏，然后敬答”。但本然后又说：“囊余面足下，一见神契，敝寺僧徒，莫不起敬，皆言贵邦有邹鲁之风。三氏进京以来，皆言系郑卫之俗耳。惜乎足下锐气，亦将挫了。”小栗栖自知此事系子虚乌有，但又恐美代三人“为陆军少尉，年少气锐，勃勃勇气，屠鸡鞭狗”(42)，把事情闹大，故而十分为难。但是，次日小栗栖还是致书本然，明

25、确表达了态度。“昨枉法驾，辱接云笔。顶以上人言告三氏，三氏曰：京中道路，穷人要钱，散则必取。前日穷人入门，亦散钱以施与。此人情之常，岂有别意乎？然而官人豫知其将奸，使方丈逐之，限以五日，曰日本有郑卫之风。国辱莫大焉，冤屈莫甚焉”。(43)从中可知，小栗栖昨晚将此事告知美代三人后，方知所谓“散钱物，招来童男女”实为美代等向穷人施舍散钱。搬迁事小，但不愿受辱，所以坚持事理未明不能搬走。随后两人又有书信往来，但仍未有结果。从小栗栖于5月20日赴雍和宫询问“邦人就学于门下，一月纳饭费多少”(44)可知，几人或也有意搬出，不想招惹是非。而对方答曰：“为余徒弟，不要一钱”，说明搬入雍和宫似也非难事。但若成

26、师徒，在学习内容及行动上肯定会受到约束，这对几位陆军军官来说应是很难接受的。美代清元列传也曾记述其经小栗栖介绍得以学习汉语(45)，但至于具体拜何人为师，是否就是雍和宫僧人，便无从得知了。随后小栗栖去五台山游历，其间虽与本然仍有书信往来，但未再提起搬迁一事。而从6月22日江田国容四人进京后仍住进法源寺来看，搬迁一事已不了了之。小栗栖返京后便准备回国，至7月8日离京时留学生七人从法源寺一直将其送到菜市口。(46)随后小栗栖由沪返日，9月回到日本。游记至此收笔，再无美代等之记述。(47)此后，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牡丹社事件”，日本国内主战派渐居上风，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

27、督，并晋升为陆军中将，于4月27日率军出兵台湾。清政府因不相信日本会入侵台湾，所以反应迟缓、毫无防备，致使日军初尝甜头，长驱直入牡丹社地区。此时清政府才如梦方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闽浙总督李鹤年正式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立刻撤兵，同时接受沈葆桢等提出的“防台四策”，开始积极备战，并寻求国际社会调停。随后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僵局，致使日本改变原有计划，转为试探和谈。(48)1874年7月末柳原前光来华，经上海谈判后转赴北京继续谈判。9月日本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来京参加和谈。中日双方连续激烈辩论数日，仍无结果，谈判陷入胶着状态。时局的变动也对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影响。一方面，这给美代

28、等人带来了学习机遇。据美代清元列传记载，柳原及大久保相继来京后，北京公使馆聚集了郑永宁、郑永昌父子等一大批汉语人才，这对苦无合适汉语教师的几人来说不失为一次学习的良机，“对其达成学习支那语第一阶段之任务具有很大便益”。(49)另一方面，随着和谈陷入僵局，日本方面预测其十有八九会破裂，战争一触即发，这使得美代等人亦无法安心继续在京学习。同时，日本军方也已预判战事不可避免，再留日本军官在京已为不妥，遂计划将几人撤回。虽尚未发现记载撤回命令的档案，但据对支回顾录记述，中村收到归国命令后，先到天津与在津的益满、向郁及江田三人会合，随后四人结伴于10月26日从上海启程返日，11月3日回到东京。(50)而

29、岛弘毅也于11月1日回到东京。(51)此外，档案中还记载同年12月陆军省向外务省返还岛弘毅、益满邦介、向郁、中村义厚、江田国容等人的“海外通行免状”(52)，这与以上记述基本吻合。总之，由于预计和谈破裂，战事将起，至1874年10月末八人中已有五人启程返日，并于11月初回到日本。然而，和谈随后却突然达成。清政府最终为息事宁人，于10月31日由恭亲王奕 为代表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不仅承认日本借保护琉球名义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甚至同意赔偿日本军费。这一外交妥协贻害无穷。面对日本在军国主义形成初期时的挑衅，中国未能给予积极有效的还击与遏制，以致养虎坐大，待到20年后不得不与羽翼近丰

30、的日本开战，最终落得割地赔款、一败涂地的下场，导致华夷秩序的彻底崩溃。其实日本方面对于清政府突然接受妥协也是始料未及的，岛弘毅等人都是在回到日本后才得知和谈达成的消息。早知如此，或许几人就无需仓促结束留学了。除上述已经归国的五人外，其余三人的情况有些特殊，其中美代和芳野两人因患病拖延了归国行程。早在10月25日，美代为发电报通知日本谈判趋于破裂赶往上海(53)，抵沪后方知和谈达成，遂又折返回京，但在途中染上眼疾。于是，美代于12月13日由参谋局长代理、陆军少佐桂太郎批准归国。(54)不过或因病情变化，美代至1875年1月22日才启程返日。(55)从同年2月陆军省命令其向外务省返还“海外通行免状

31、”(56)来看，是时他也已回到日本。另一方面，芳野早在天津时便已患病，来京后9月中旬经法国公使馆医师诊断为水土不服。(57)但一直未愈，最终于1874年12月24日因病紧急回国。(58)至此陆军省首批派遣来华的八人中，七人业已回国。最为特殊的当数长濑兼正。据长濑兼正列传记载，虽然余者相继归国，但长濑希望继续对华侦察，遂归由使馆武官陆军大佐福原和胜管理，随后一直留在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他遍走18省，直至1879年方才回国，前后在华长达6年之久。(59)三、阴谋与得失以上简要梳理了日本军方首次派遣军官来华的原委及其在华留学经过，但仍有一些问题萦绕未解。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有何阴

32、谋？通过派遣，又有何得失。以下略作分析。虽然陆军省在派遣命令上遮遮掩掩，但美代等人此时奉命来华之背景，却在一封时人书简中一览无遗，且出现在书简中的众多人与事也勾勒出明治初年日本军方对华派出谍报人员的一系列动作。据这封收件人为池上四郎、落款时间为1874年“正月四日”的书简所记：“最近尚无稀奇新闻，只是自贵君出海后，美代清元君、益满邦介君及其他六名向天津出发，已滞留两月有余。料想委细您也知晓，想必欲潜入朝鲜附近。且其后儿玉利国君、吉田清贵贯君、池田道辉君、田中纲常君，皆与贵君赴同国，后成富清风君亦渡海，向台湾扬帆。”(60)要言之，书简内容可概括为三件事：1.池上四郎“出海”，2.美代等八人来华并欲赴朝鲜附近，3.儿玉数人渡海赴台。三件事中，池上四郎“出海”一事，是指1872年时任“外务十等出仕”的池上四郎，连同陆军少佐武市正干、“外务权中录”彭城中平，乔装商贾秘密潜入中国进行谍报活动。他们于9月1日抵沪，后乘船经芝罘到达营口，在东北侦察数月，搜集了关于地理、风俗、政治、军备、财政等的大量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