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docx

1、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

2、识也极浅薄。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厚积薄发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

3、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着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

4、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

5、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

6、，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着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

7、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多未得其要领。” 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着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三大经典。特别

8、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

9、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

10、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

11、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精细读书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

12、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

13、，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

14、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如史记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

15、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

16、义之道。“窃国者”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箧，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