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特点.docx

1、文化与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特点文化与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特点张慧彬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人文丈化，它在弘扬关心集体、克己利他这些美好精神的同时，也有对人束俘与转拌的一面。西方文化传入后，中国人民比较成功地选择了马列主义，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传统丈化中许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冲突的部分仍然积淀在人们的深层丈化一心理结构中，封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标准确的理解。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创造了一个足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环境，因而我们一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的有益郑分，别除其糟粕布分，为共产主义的一代祈人一一完鳌的人的成长，莫定现实

2、的文化条件。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它充满了对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探讨和思索，提倡天人合一、人我和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舍己爱人、中庸平和、仁义礼让、谦恭不争等等。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塑造着整个中华民族，使我们以一种特殊的姿态顽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这一文化是一种“早熟的”人文文化，它并不是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而对主体一一人进行探讨和反J愚的，因而，它虽然也有许多自己的优长之处，但当我们从功能上对其进行整体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在弘扬关心集体、克己利他这些美好精神的同时，也有对个人束缚与羁绊的一面。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这两个方

3、面作一些分析，以便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提供一点理论借鉴。哲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规定着某一民族文化的基本情神和发展方向。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主张知行合一，不注重提高知的水平;把求真与求善混同起来，使求真成为趋善的手段。其结果，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注重践履人伦关系、道德原则，进而实现某种政治理想。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便使中国文化向伦理的方向发展。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这种伦理型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儒家的创始人孔丘的哲学，从总体上说，便

4、是一种伦理型哲学。它在西周末年社会动乱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企图从伦理人手，通过“仁”的说教，使人们服从周礼，以达到巩固奴隶制度的政治目的。他特别看重道德的作用，强调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为政以德”，_“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_“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大肆宣扬“四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行为);荀子强调“人有知亦有义”(“义”即伦理道德)，也都是从总体上侧重于对伦理道德的思考。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种哲学精神。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更是把伦理道德抬高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可见，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一直是沿着伦理这个方向向前发展的。中国文化的这种伦理型特点，与中

5、国的家族制变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宗法制度，起源于原始的氏族家庭。可以说，作为反映氏族家庭风貌的原始神话，就已经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伦理型方向。中国神话充满了一种沉重、庄严的气氛，具有一种内向的忧患意识。诸神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化身，而且也是美德和贤能的化身。他(她)们艰难创业，自我牺牲，淡泊个人情欲。中国神话的这种文化精神内化在夏、商、周的祭祀、卜祝等礼仪(伦理实践)中;而儒家文化又继承了夏、商、周的这种伦理文化精神。孔子常常演习周礼，毫不隐讳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

6、此，中国儒家文化及其方向是中国远古神话这种文化母体孕育和奠定的，其直接源头则是夏、商、周这种带有强烈宗教迷信意味的伦理文化。由于早期文化的隔离机制;由于稳定的农耕生活适合于血缘家族的世代延续，就使儒家文化得以完好地保持了其自身的主旨精神，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一精神愈益得到丰富和发展，于是很容易就衍生出了“三纲”、“五常”等伦理体系和原则。几千年来，封建的伦理纲常名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坚硬内核。中国的这种伦理型文化，具有强烈的内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以下几点结果:1.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求“真”(自然科学知识)的欲望美国哲学史家梯利说:“希腊哲学从探

7、求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只是逐步地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有人文主义性质。”所以，古希腊哲人强调“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习。“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此，西方注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携手并进。西方的哲学家、人文科学家往往又是自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罗素等等，就是这样一些人。而中国的文化由于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所以中国的哲人不去探讨自然的奥秘，把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视为雕虫小技，不足与闻。从孔子开始，一直到宋明理学家，莫不如此。孔子轻贱稼倍知识，董仲舒认

8、为“能说鸟兽之类也，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仁义而理之。”张载说:“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朱熹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论语。下引孔子话，均出论语。西方哲学史上脸第20页。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形而上学，第6页。春秋繁解重政。正蒙神才沙。之间，此是何学问?”从这些言论中可以充分看出，在伦理型文化的氛围下，人们只注重趋“善”，而不注重求“真”，即只注重思考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所以，中国的文化典籍主要是浩翰的人文科学著作诗、书、礼、易、春秋等十三经;自然科学的著作寥寥无几

9、。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知识毫无兴趣，而对十三经则奉若神明，一生刻苦攻读，死而后已。谁要离开这些经典去探讨其他问题，那就是“离经叛道”，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少数知识分子如张衡、毕升、李时珍等敢于打破传统，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却得不到重视，有的甚至遭受迫害。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科学始终不发达，直到19世纪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一次科学革命。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或技术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形态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如几何学、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也始终没有产生创立近现代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的科学家。马克思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10、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公这就是说，动物只靠本能的活动来维系自己的生命;而人在获取生活资料维系自身生命的过程中，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从而反观自然界和自身。这就是说，在“人”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自觉的理性;而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自觉的理性不断提高并得以实现的巨大推动力，是人性解放的理论前提。没有科学的解放，就不会有人性的解放。东方文化派的所谓“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论调，是十分迁腐可笑的。物质文明(包括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是不能割裂的，没有物质文明，就不会有精神文

11、明。应该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动力，是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同盟者。所以，马克思把物质文明的核心一一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倾向抑制了人们求真的欲望，造成自然科学不发达，因而就导致了社会科学发展缓慢，所以提不出新的理论。在近代史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九十多年，差不多一个世纪，但由于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萌芽没有得到发达的自然科学同盟者的支持，所以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套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2.对于个人、自我价值的忽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其主旨精神或其旋转的轴心，始终是解决个

12、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东西方文化的出发点、立论方式是根本对立的。西方是从个人出发来立论的，个人象哲学、自然科学中的原子或单子一样，是一个基本拉子，是不能再割裂的最后实体，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在西方，个人与集体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中世纪的基督教曾试图扭转这种情况，但它的这一逆反作用，从另一个侧面却促进了人性的更进一步的觉醒;并且导致了它自身的被否定。而中国是从集体、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朱文公集答陈齐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96页。思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8页。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的，个人不是一个最终的原子、单子，而是集休这一伦理肌体上的一个细胞，绝对地从

13、属子集体，须臾不可离开。因此，个人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完全受超个人的集体的制约和规定。所以个人的价值首先在集体，个人的意义是集体给的，不是天赋的(生来就有的)，因而个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完全是可以剥夺的。这就是说，个人的价值是外在的，即只有作为对外完成集体利益的工具时才有价值，否则没有价值。这就决定了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尽人伦，是代上立德。因此，每个人都去追求外在的价值目标，而不去“思考我自己”。西方由于从个人出发，就贯穿着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所以处处防范集体侵犯个人利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利益，只是这个集体的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所以

14、，个人是目的，集体是为个人服务的手段。显然，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因而必须靠法律来调节。中国由于从集体出发，所以集体与个人是浑然一体的，集体就代表了个人的利益。只要以集体的名义出现，那就什么事情都是合理的。所以不必征得个人同意，就可以抚夺个人的任何权利。由于集体是一种抽象，一种虚幻的存在，因而最终只能寻找一个权威的“人”(如家长、族长、官吏、国君)来代表，所以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能靠权力、意志来调节。这就是“三纲”、“五常”存在的内在根据、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家族本位主义、皇权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等等。既然集体就代表了个人的利益，集体是个人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集体就是“

15、善”的象征，个人就是“恶”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处处防范个人权利的实现，处处防范个人侵犯集体(所谓“侵犯”就是不听集体摆布、决定而已。)所谓个人权利，就是个人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西方启蒙学者叫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法文中Nature一词既可作自然解，又可作本性解)，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中国儒家则认为这种权利是不合理的，是丑恶的，是应该剥夺的;人的社会性(尽人伦)才是善的。是人的最根本的职责，不可推卸的义务，最高的理想。所以中国懦家虽然也有主张性恶论者(荀子)、性善恶混者(扬雄)，但后来理学家还是继承并发挥了孟子的观点，主张性善

16、论。理学家的性善论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他们把性善说抬到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认为来自“天理”的人的本性是“天命之性”，是至善的，完美的;但由子有了形体之后受了物欲的昏蔽，便有了气质之性，世间便出现了种种罪恶。要想达到“天命之性”，就得变化气质，即革除“人欲之私”，遏制、抹杀人的自然本性，放弃自然权利。因此，这里所说的“善”只是肯定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善的，因为它来自“天理”(至善。程颐说得很明确:“礼即理也。”)，而人的各种自然欲望则是恶的，因而个人也是恶的，个人是天理的赘虎。这就是他们鼓吹性善论的用心所在。既然集体(天理、封建的纲常名教、尊者、圣人)是至善的，

17、而个人是丑恶的，卑下的，那么个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儒家把我看成“那”、“贱”，道家把我看成“无”，佛家把我看成“空”。三者的表述不同，指归一致，都是鄙视个人，进而文艺复兴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蒙台涅的名言是:“我思考我自己”。参阅邢责思著: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第40页。法国人权宣言。取消自我。8.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一一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就是说，人类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类。而文化创造人类的最典型表现，就是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人格有某种缺陷。我们

18、知道，一个完美的人格应该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全面协调发展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理想的人格曾经提出过，如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优，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但纵观中国的历史，这种理想的人格象几何学上的点、代数学中的虚数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大量的“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所谓“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就是指缺乏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的人格。中国哲学具有“同真善”的特点，“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所以强调的是“真”与“善”、“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但在这个同一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却有所不同:“善”是目的，“真

19、”是手段，即道德是目的，求知是手段，求知的目的在于趋善。这种对道德力量的强调，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克己”、“制欲”，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能协调发展、同步前进;从人格塑造上看，导致了人们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因而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发散性思维很难培养和发扬，所以导致“智慧力量”的缺乏。所谓缺乏“意志力量”，就是说中国儒家文化主要强调“坚持性”和“自制性”，而不倡导“独立性”和“果断性”(这四种品性都属于“意志力量”的范踌，)。儒家之所以强调“坚持性”和“自制性”，就是主张要有毅力坚持和维护一种既定的东西。如果强调了“独立性”和“果断性”，那就可能发展出反

20、传统、反权威，乃至坚持个性自由、个人本位的品格倾向，这就和儒家所倡导的人格精神相违了。既然智慧力全遭到抑制，意志力量遭到扭曲，所以就片面发展道德力量，这就完全与儒家的伦理型文化旨趣相一致了。所以，儒家有一整套“自省”、“慎独”等道德修养的功夫。曾子强调要“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主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理学家则主张“欲只是要窒”，等等。表面上看来，儒家的这套修养功夫似乎强调了道德“自律”，象康德一样，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儒家的这种“自省”并不是从个人、个人的价值来立论的，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的，所以其精神主旨是强调他律，即外

21、在的道德规范力量，约束力量。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都是一种他律。而子贡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曾子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更鲜明地说明了这种他律精神。因此，儒家强调的这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5页。礼记中庸。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参阅彼得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截仑语子张。回礼记，大学。片面道德力量的发展，这种道德他律，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具有双重人格的人，被称为“谦谦君子”、“伪君子”、“假道学先生”;另一方面，使人们的需要长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而不作向上的发展。依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

22、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分析，中国传统人格的需要层次一般都停留在较低的归属需要、安全需要，甚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上，而没有向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层次发展。由于没有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达不到“个人潜能的最高之颠”，所以从人格上讲就缺少提出关于个人、个性、自我等理论的心理机制。综上所述，由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人们求真的欲望，导致自然科学长期末发达，因而使社会科学的发展缺少理论基础;在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不注重个人与自我的价值，在人格塑造上强调“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不注重提高人的需要层次，因而中国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的人道主义思潮

23、，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内在特点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的，这就是它先天地就缺少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184。年，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西方的文化开始大量传人中国，导引出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洋务派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是说，封建的纲常名教是“内学”，是“体”，不能变;作为外学的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和公法学可以学，以“应世事”。所以他们是反对天赋人权等学说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学说和政治

24、学说，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等，并且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从此传人了中国。五四运动在更宽泛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对封建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同时比较多地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包括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流派、乃至“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中国人民比较成功地选择了马列主义，并以其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加深人地批判和改造，因而使中国文化日益展现出社会主义的风貌。但另一方

25、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人文精神的特点，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保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但不适当地贬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其历史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的一些思想也不太重视，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宣传也很不够。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当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时候，就往往出现一些违反人道的现象。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得到彻底的变革，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下面我们就从文化学基本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间题作一些分析。参阅陈仲庚、张雨新著:人格心理学，第301页。张之洞:劝学篇会通。毛泽东选集第657一658页。621。多元的文化与主体对文化的多元选择马克思说:“对象

26、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一肯定方式。”这就是说，主体对文化客体的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由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阶级斗争的社会操作方式、集体主义的思想原则、辩证的思想方法等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契合，所以很容易就我们被接受了。而对马克沪以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即关于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民主、自由、平等等理论，则没有被我们真正选择。因为这些理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所以就缺少被选择的主体心理机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27、文主义者之所以打出“文艺复兴”的旗号，就是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许多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如古希腊著名智者代表普罗泰戈拉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尼一剧中对人赞美道:“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象人这样维妙的却很难找。”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说:“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这和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主张通过社会伦理原则(社会性)压抑人的自然本性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在我们的深层文化结构中没有关于人道主义思想的积淀，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选择的时候，与这一思想就不能产生同构效应。2，文化的适应与同化在我们的固有文

28、化中一方面没有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封建的政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一种深层的心态文化，长期以来却始终没有进行彻底地变革。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个人的觉醒，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确立将是异常艰难的。这有深刻的文化方面的原因。广义的文化，在形态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物质态文化。它是人类精神的对象化，也就是物质文明。如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武器、建筑物、服饰等。第二是社会关系态文化。它也是人类精神的外化，但必须依附于并借助于人自身而存在，外化为各种组织形式，如家庭组织、政治模式(包括政党)、经济体制、礼仪风俗等。第三是观念态文化(或日理论态文化)。它是相对凝固化、系统化的精神文化

29、、精神创造物，表现为一套外显的观念符号系统(如文字等)，主要以典籍的形式存在。如哲学、艺术、科学、宗教等。上述三种形态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觉到的存在。第四是心理态文化。它是内隐的、无形的深层结构，可以叫作心理凝聚。心理文化也简称为心态，它译自法文mentalit己，大体上说来，心理态文化包括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情感方式、审美情趣等等。观念态文化对于主体(人)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借助各种典籍而存在，而心理态文化则不能离开人的主体而存在，是主体精神性动作和躯体动作的内在机制。心理态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和核心。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的认识结构理论把个体认识的发生分为同化和

30、适应两种形式。同化就是个体把刺激纳人原有的格局之内，就好象消化系统将营养物吸收一样。同化不骨马克思恩格斯拿集第42卷第125页，q每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才能起这种作用。调节是指个体受到刺激或环境的作用而引起和促进原有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适应则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作用和机能。适应是智力的本质。这一原理完全适用于文化主体对文化的反应。当外来的异族文化输人时，本民族的文化首先做出的是同化反应，就是把异族文化的若千因子纳人本民族原有的文化格局之内，改变自身表层结构的某些部分，以便维系深层结构的稳定状态，保持住原有格局不变。如果同化机制不足以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那逐渐就会引起

31、自身调节，最后达到深层文化领域的转换，使格局改变或创新，以实现适应。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变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同化反应的水平上，没有从整体上实现民族文化格局的转换。洋务派最先引进了西方技术(物质态文化)，维新派和革命派引进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关系态文化)，也引进了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但当时不占主导地位，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要求全面地引进西方的政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乃至马克思主义(观念态文化)。尽管如此，从整体上来说，五四时代所实现的仅仅还是观念态文化的改变，而作为深层的心理态文化则没有真正实现变革。当然，这不是说五四运动丝毫没有触动中

32、国传统的深层文化结构，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抗旧礼教。争取个性自由、逃离家庭、自由恋爱等等行动，说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果按照五四的趋势走下去，那么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图式的转型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但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民族救亡运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这一方面使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难免带上义和团心理的偏见，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因而也就不那么深人痛切了，所以什么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学派等等也就乘机粉墨登场了。如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就是这样一些潜藏着封建文化幽灵而又点缀着一些西方现代新名词的货色。即以冯友兰为例，他当时就极力鼓吹“仁义礼智信”等封建伦理道德，他说:“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他套用宋明理学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把人的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就是对外界不知不识，糊里糊涂，是对人生毫无“觉解”，功利境界就是一切行动都是以求利为目的，英雄和奸雄都属于这个境界。只有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才不是自私自利的，是“竭心竭力为社会服务”的。而天地境界中的人，则是能够“超生死、超成败、超贵贱、超顺逆”的圣人了。他这种理论，完全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