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休闲限制理论的澳门居民MGP相关休闲行为研究.docx

1、基于休闲限制理论的澳门居民MGP相关休闲行为研究基于休闲限制理论的澳门居民MGP相关休闲行为研究 摘要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Macau Grand Prix， MGP）是澳门重要的标志性体育赛事（Hallmark Sport Event），对丰富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居民的参与及支持对提高节事的旅游吸引力有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对未能观看2013年11月（第60届）MGP的居民就“限制因素”（自变量）、“赛事休闲替代行为的参与”（中介变量）和“赛事支持度”（因变量）3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建立起分析模型。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个人内在”与“安全”两个方面的限制因素对因变量有非

2、常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身份”方面的因素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与赛事直接相关的休闲替代行为参与对赛事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赛事不直接相关休闲替代行为实施对赛事支持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系数较低）；（3）与赛事直接相关的两类休闲替代活动的参与在“社会身份”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同时在“个人内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MGP）；赛事休闲；休闲替代；休闲限制理论；赛事支持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6-0050-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

3、.2016.06.011 引言 澳门一直以来以“东方蒙地卡罗”的赌城形象闻名于世，博彩业已经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2007年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但是，这种“一业独大”的局面不仅反映了澳门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也使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显得过于单调，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赌权相继开放的背景下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与对策分析1-7。 MGP始于1954年，最初只是一项为当地赛车爱好者而设的业余赛事。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项专业汽车赛事，隶属于国际汽车联合会管理。其中，最为瞩目的焦点赛事三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3）

4、是许多赛车手进入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1）前的入门赛事。多位国际著名的赛车手（如已故的巴西著名赛车手塞纳和德国赛车手舒马赫等）在参加F1之前都曾参与此赛事。除此之外，还有房车赛、电单车赛、老爷车赛、路车挑战赛以及澳门香港埠际赛等鼓励公众和业余选手参加的娱乐性比赛。 1999年澳门回归大陆以后，市政府就着力宣传打造该项赛事，努力使其发展成为澳门的一项标志性节事（Hallmark Event）和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性体育赛事，以期为“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建设和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多元化起到重要作用。近几年，澳门市政府与赛事相关部门或组织合作，在赛车月（每年11月）推出了以赛车为“中心事件”的“节

5、事组合（festivals portfolio）”系列活动（表1）。据本文研究人员近年的参与式观察及对赛事相关媒体报道的分析，那些没有到现场观看正式比赛的居民中有一部分则会选择参与这些节事活动。 1文献回顾 1.1休闲限制因素研究 休闲制约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近年已有国内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8-9。目前，内容最多的是对休闲制约影响因素的研究。早期多用简单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结构性因素，到后期则主要综合运用因子分析、集群分析以及多维计量等方法综合分析多种类型的制约因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通常可以归类为“个人内在”、“人际关系”和“结构（环境）”3种，或将其分为个人的

6、（personal）、社会文化的（socio-cultural）和实践的或环境的（practical or environmental）10- 20。这些制约因素的类型不仅具有一定层级关系，而且对休闲行为阻障作用的程度与性质也各不相同。个人内在和人际方面的限制因素是“先在性的（antecedent）”，尤其前者，对休闲行为的作用是最为根本的21。相比之下，结构性因素则可是“扰动性的（intervening）”。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已达成共识，认为几类主要限制因素并非呈现严格的线性垂直排列（或依次出现），而是复杂的相互关联22。限制因素对休闲行为的作用不仅局限于影响是否进入（access），还

7、可以影响参与程度（levels of engagement）11；同时，影响的强度与性质还会受人口统计因素变量的影响。这方面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8-9。 休闲限制因素只是休闲行为的（消极）影响而非决定因素23-24。“协商（negotiation）”过程与动机因素也会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18。协商过程可以调整休闲方式（休闲替代），还可以改变休闲体验25，有些时候甚至可以提升休闲体验的水平，成为休闲活动的“促进者（facilitators）”26。休闲动机不仅可以强化协商行为，甚至还可以预见协商的努力程度12，16。基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限制因素”“协商”和“动机”等要素之间的相

8、互关系概念12，14，27。许多学者在理论性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出多个休闲制约协商模型，试图解释“动机”“限制因素”“协商”和“休闲参与”4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预测人们的休闲参与或不参与行为，并对其原因进行解释28-30。 休闲替代是与休闲制约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是前述休闲限制与协商模型的结果之一。它是指休闲主体通过“协商”过程后以其他的休闲活动方式全部（或部分）替代原计划休闲活动的一种行为；相应地，休闲可替代性是指后者在提供休闲期望体验与价值方面对前者的替代能力与替代程度31。 步骤二分别以三类赛事休闲替代行为作为因变量，对第一步获得的3个显著性限制因素自变量进行强制性回

9、归分析，得出如下表4的结果：休闲替代行为1是“个人内在”（-0.222，p0.001）、“社会身份”（0.194，p0.001）和“安全”（0.106，p0.05）3个自变量与赛事支持度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由于回归分析的p值均大于0.05，所以可以判断休闲替代行为2不是3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休闲替代行为3则是“个人内在”（-0.295，p0.001）和“社会身份”（0.097，p0.05）两个自变量与赛事支持度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 第三步将因变量对步骤一与步骤二中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行强制回归分析（模型4）。结果如下表5所示。休闲替代行为1（0.178，p0.00

10、1）在“社会身份”自变量（p值由步骤一中的小于0.001变为大于0.05）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完全和积极的中介效应，这一限制因素对赛事支持度已经不具有没有统计意义上的负向作用。休闲替代行为1对“个人内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完全的积极中介效应（其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由模型1的0.416降至模型4的0.378），使这一限制因素对赛事支持度的负面作用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休闲替代行为1对“安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不存在中介效应（Beta系数值由模型1的0.345上升至模型4的0.365）。因此，可以认为假设9得到部分支持。休闲替代行为3（0.151，p0.001）在“社会身份”（p值由步骤一中的

11、小于0.001变为大于0.05）和“个人内在”（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由模型1的0.416降至模型4的0.367）两个因素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性质与休闲替代行为1完全相同。假设11也得到部分支持。假设10未予以支持。 3.2结论与讨论 综上分析，本文得出的以下几个结论，并对澳门的节事活动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首先，样本对节事的支持度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相较而言，受“兴趣爱好”等个人“内在驱动力”性质限制因素影响的居民最有可能对赛事持较强烈的反对态度，同时也显现出这类因素影响的重要性。因此，如何通过事件营销和政策设计等手段来努力改变或提高这一类居民的态度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工作。

12、赛车运动的“高危险性”会直接影响居民因为担心生命与财产危险而反对这类赛事的举办。基于这一点，政府与赛事组织管理部门需要做好安全防护和安全宣传。“环境”与“人际关系”等因素相比前面两类因素，具有“客观”和“外在”性质，受这类因素限制作用的居民未必会对赛事持反对态度。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负相关”关系。 其次，以MGP为“中心”的“节事组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赛事有紧密关系的系列“卫星节事”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与服务的供给，推动了居民与赛事相关的休闲行为实施，丰富了城市居民的节庆休闲娱乐生活，同时也对他们的赛事支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种积极影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相关系数属于低相关程

13、度）。这也揭示出举办地在如何提高居民的节事参与度和赛事的认知水平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节事活动的参与情况对居民的赛事支持度有负面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程度很小，但是至少说明这类节事活动与中心节事并没有产生组织者所期望的“聚合”效应，也给相关市政管理部门与赛事组委会如何进一步“凝炼”节事的主题和进行活动策划提出了要求。 再次，休闲替代行为1与3对赛事负面态度有一定程度的积极调节作用，尤其是对因为“个人内在”因素而形成的“根本性”负面态度的缓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休闲替代行为并未能在“安全”限制因素与赛事支持度之间起到积极有效的调节效应。原因可能在于，除了一小部分观看了练习

14、赛以外，受访居民更多是对以赛车为主题的各类节事活动感兴趣。这些活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赛车“不安全性”的态度与认知。对居民的负面赛事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调节作用，表明虽然这些活动很好地丰富了居民的节庆休闲生活，但是与“中心节事”的“捆绑”效应并没有显现。如何更好地建立这类“卫星”节庆活动与MGP以及与之密切相关节事活动之间的联系，是一项亟需解决的难题。本项研究还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动机”与“协商”两个变量在休闲制约因素及其对休闲行为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综合这些变量的分析模型也会使最终行为的解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本文的分析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这两个变量。主要原因在于研究重

15、点是居民的节事参与性与支持度及其关系，旨在为赛事的本地市场拓展以及获得更大的公共支持提供具有一定意义的理论与实证借鉴。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运用“休闲限制因素-动机-协商-行为”模型对居民赛事休闲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其次，同样是受研究主要目的的影响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并没有针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因素等变量对其行为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因此也就未能在这一方面提出对节事活动管理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再次，本文仍然沿用定量分析方法，将限制因素等变量抽象和“格式化”（或“标准化”）为若干测量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研究程序，但同时在深入细致地了解居民心理与行为方面缺乏足够的力度。城市居民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16、他们未能进行赛事休闲行为的原因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鉴于此，以小样本量的开放或半开放式深入访谈为基础的质性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比此类研究更为准确和深入的结果，至少可以对目前大样本的量化分析结果进行互证或补充，也可能对澳门市政府的节事与城市形象建设与推广产生更大的实践意义。 12Jackson E， Crawford D， Godbey G. Negotiation of leisure constraintsJ.Leisure Sciences， 1993， 15 （1）： 1-11. 13Jackson E L.Recognizing patterns of leisure co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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