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述略讲解.docx

1、明代海防述略讲解 明代海防述略范中义分享到 一般认为，海防是指为防御从海上入侵的敌人，为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措施和斗争。本文仅就明代海防在军事方面的措施，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我国在沿海设防可追溯到很早。但明以前，除元朝有抵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作用外，其余多是对付一国的敌对势力或国内其他民族，而且限于个别地域，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因此，这些不过是海防的萌芽，真正形成防御体系，则在明代。 明代的海防是因防御倭寇而形成的。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出现于南宋，元末趋于严重，到明初则更为猖獗。公元1336年，日本分裂为南朝和北朝，双方争战不已。

2、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南朝灭亡，战乱基本平息。在长期战乱中，许多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和冒险商人相互勾结，在封建诸侯的组织和支持下，不断对中国和朝鲜洞海进行侵扰和掠夺。加上逃亡到沿海岛屿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残余势力的勾引，倭寇对沿海的侵扰十分严重，宣德之后，才有所减弱。1467年，日本发生了应仁、文明之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众多诸侯纷争不已，延续了一百多年。战乱期间，诸侯争相同中国贸易，贸易不在，送支持武士、浪人和商人进行劫掠。到嘉靖后期，由于汉奸王宜等的勾引，达到了高潮。嘉靖末年，沿海倭患被平息，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明进行授朝战争，娄碎了丰臣秀吉的图谋，解除了

3、沿海的威胁。有明一代，倭寇的侵扰就是这样时而严重猖獗，时而销声匿迹。给明代海防建设以极大的影响。 朱元璋把蒙古族统治者赶出中原、建立明朝后，鉴于十几年的战乱，大地满目疮痍，人民需要生息，采取了睦邻自固的战略，希图“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这个思想，以皇明祖训的形成固定下来，因此，有明一代国防的基本战略是防御，海防也是如此。但由于倭寇的入侵时紧时松，也由于明代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状况不同时代的海防建设呈现出忽强忽弱的阶段性；洪武到宣德年间建立海防体系；正统至嘉靖中期海防逐渐废弛；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海防进一步发展；万历末至崇祯海防又被削弱。分享到 一 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其政治和保护沿海民

4、众的生命财产，对入侵的倭寇采取了外交交涉、实行海禁等措施，更主要的是加强沿海防务。洪武直八年（1385年）以前以防敌于海为主，洪武十九年以后海陆结合，海防体系基本形成。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时之前就拥有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水军，明朝建立后，继续加强水军建设。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设水军等24卫，每卫船40艘。平时每卫以军士350人修养修理战船，战时调其它卫所军队登船出海作战。24卫战洪武时京师48卫的一半，是一支由都督府直接管辖的拥有千余艘舰船的庞大水军。它可以单独出海作战，也可以作为策应部队支援某海域的战事，是一支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水军。当倭寇入侵中国沿海时，朱元璋使用这支水军出海巡逻，进

5、行抵卸，不止一次歼灭入侵之敌。如洪武七年（1374年），就曾击败倭寇于琉球大洋，俘获大批人员及船只。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沿海设卫所、造舰船，部署防御。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广东沿海已建立4卫9所，福建建立了5卫，浙江建立了4卫1所，山东建立了3卫2所，逊东建立了3卫。这些卫所及其水军建立后，担负起部分的陆上和海上的抗倭任务，不过因配置稀疏，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都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这期间的海防以水军在海上防御为主，水军又以明政府直属的卫的水军为主。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的海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年，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去浙江等地筹划海防。汤和要求熟悉沿海防务的方国珍的侄

6、子方鸣谦一同前往，方鸣谦提出：“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主得傅岸。”这个建议实际是既御敌于海上，也御敌于陆地的海防方略。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汤和到浙江后，设卫所，筑城池，籍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为军，共得58750人。第二年，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筑城16处，民户三丁取一，得15000余人，增巡检司45处。二十一年，汤和又巡视福建、广东。在福建建卫所、凤水寨。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朱元璋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决定天下要冲去处，均设立巡检司。沿海各地的巡检司更加完备

7、：弥补了卫所防御的不足。到洪武末年从广东到辽东的沿海防卫设施，包括卫所、巡检司、墩台烽堠基本完备。据筹海图编所列，沿海(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共有卫54，所99、巡检司353、烽堠997。按明代卫听的编制估算，整个沿海卫所兵力约40万，舰船千艘左右。这些防御设施的建立，构成了海上和海岸两道防线。海上的防线由水军担任， 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各卫所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区和地域，并互相呼应。平时水军巡逻于海上，查明敌情，遇敌小规模入侵，即行抵御，歼敌于海上。一旦敌人接近海岸，烽堠报警，卫所陆军迅速赶赴敌人登陆点，歼灭敌人，水军同时配合陆军作战，当敌人大规模入侵时，朝廷则命若干卫所的水陆军或驻

8、于京师的预备队，在海上或陆地抗击敌人。这样，在沿海构成了基本完整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朱元璋在沿海建立了海防，但后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直属水军(或称战略预备队)逐渐失去作用。随着沿海卫所的设立，直属水军自洪武七年(1374年)之后。末见其担负海上巡逻任务。这支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较强大的水军，不但没有继续发展，且逐渐失去其战略预备队作用。第二，从抗敌于远海逐渐变成抗敌于近海。沿海卫所建立后，海上巡逻任务逐渐由各卫所的水军担任。由于沿海卫所水军不集中，防守海域有限，只能执行近海防御任务，再也无力追敌于琉球大洋。第三，由防海为主逐渐转变为岸防为主。有的地区停止了出海巡逻，出现了以海岸

9、防守为主的趋势。第四，迁徙某些沿海岛屿居民于内地，缩小了防御的纵深程度，使这些岛屿易成为敌人进攻内陆的跳板。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朱元璋的海防指导思想趋于保守，给后来的海防带来了不利影响，永乐至宣德年间是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的时期。由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明朝的国力明显增强，为加强海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第一，完善沿海防御没施，朱棣起家于北方，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迁都北京，故对北方的防务十分重视。他的孙子朱瞻基电是如此。首先是加强渤海海岸的卫所建设。永乐年间，在渤海海岸相继没立6卫1所，宣德年间又在属于辽东的渤海海岸设立了广

10、宁中右等5所。这些卫所当时是针对北方残元势力的，但它完善了渤海沿岸的防线，使整个沿海的防线更加严密。在山东，永乐二年(i404年)建即墨营，六年置备倭部司，七年建登州营，宣德四年(1429年)建文登营。备倭都司节制3营24卫所，加强了山东半岛沿海的防卫，当然也就加强了京师右翼的防卫。在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加强城堡烟墩建没，筑望海埚城，从而加强了京师左翼的防卫。明代海防述略第二，加强水军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二年，命在京卫所造海船50艘；三年，命浙江等都司造海舟1180艘。这些舰船多数用于沿海防卫，标志着海上防御能力的加强。在水军力量加强的基础上，朝廷不时派出

11、一些重要将领率水军出海巡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以安远伯柳升为总兵官，平江伯陈碹为副总兵率舟师出海巡捕倭寇。同月，又命丰城侯李彬等率四支舰队出海，构成了从广东到山东的严密的海上巡逻线。设卫所、造舰船增强了海上和陆地的防卫力量，多次歼灭了入侵的倭寇，较有效地保卫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安远伯柳升统帅的水军于灵山(在今山东胶南东南海中)大败倭寇，斩溺甚多。永乐十七年（1419年)，刘江望海埚(在今辽宁金县东北)一战，全歼入侵倭寇一千多人。从此倭寇大为收敛，加上朱棣恢复了和日本的“勘合”贸易，宣德之后，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永乐至宣德年间，海

12、防更积极的方面表现为组织庞大的远洋舰队，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09年)以郑和为正使的下西洋船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虽然没有大动干戈，却是一支巨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它的活动使亚非三十余国宾服于明朝，确立了明朝和这些国家的朝贡贸易关系，为大明帝国刨造了一个海上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享到二 正统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奸佞当国，北方鞑靼、瓦刺威胁严重，直接进攻京师；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叛乱，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海防逐渐废弛。其中，正统至景泰的二十一年为第一阶段，天顺至嘉靖中期为第二阶段。正统和景泰年间，一则倭寇仍时有侵扰，一则永乐年间倭寇的侵犯在

13、人们的头脑中尚未完全淡漠，所以朝廷有时还注意海防的整饬和建设。首先，继续派遣一些高级官员和将领整饬海防。正统元年(1436年)，派中军都督佥事往山东备倭；七年，命户部侍郎焦宏往浙江整饬备倭事宜，八年又命他兼管福建，等等。其次，增置一些海防没施和舰船。正统五年(1440年)，命浙江造海舟120艘备倭。七年，在烈港(在今浙江定海西北金塘山岛上)设较大军港，令观海、定海、临山、宁海四卫水师集中停泊，以巡逻沈家门、黄溪港水道。景泰三年(1452年)，设置福建小埋、铜山水寨。但另一方面，这期间沿海卫所土卒逃亡增加，缺额日趋严重；有的沿海卫所的兵力被调至内地，削弱了防御力量；政府很少派兵出海，更无大规模地

14、出海巡逻，等等。特别严重的是将福建驻浯屿、南日、烽火门三岛的水寨迁至大陆。孙子曾说过：“凡先处战地面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在海岛设基地、驻水军，乃是“先处战地”。一则便于出击，海上歼敌；一则防止敌人占据该岛进攻大陆；再则当敌进犯登陆时，可与岸防部队配合，形成对敌水陆夹击。从海防防线来讲，海岛设基地则增大防御纵深，增加了防御的可靠性。而放弃海岛不守：，不仅缩小了防御纵深，使海岸守备变成了第一线；而且使倭寇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取得了进攻大陆的主动权。天顺之后，沿海承平日久，明廷逐渐放松沿海防卫，到嘉靖中期，海防已经废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沿海卫所空虚。卫所军队来源有四：从征、归附

15、、谪戍、垛集，均为世袭。除从征和归附者外，谪戍和垛集均为强征而来。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从军，但在强逼之下，又不得不世世代代从事这职业。卫所军士月粮一石，不够养活妻小，加上军官的层层盘剥，致使他们有病无钱医治，死后买不起棺材，妻子儿女衣不蔽体。当老百姓尚有一线致富机会，当兵只能世世代代挣扎在贫困线上。一有机会，他们自然要另谋生活。明初法律严苛，将领也还没有太腐败，虽然洪武初年军卒已有逃亡，但数量不大。正统之后，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月粮和索取贿赂，对逃亡者多敷衍塞责，致使卫斫军卒逃亡越来越多。作为军晌主要来源的军屯，到嘉靖中期，由于富豪、军官的侵占以及转佃，典卖、军卒逃亡等原因，已“埋没过半”。福建六整

16、所屯军只剩40人，福宁卫多一些，也不过717人，缺额57.4。浙江松门卫只剩197人。山东登州卫更少，只有114人，其它多数卫也只有200多人。屯军的减少反映了屯田的破坏，而屯田的破坏又直接影响军队的粮饷供应，使卫所军缺钠严重。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福建漳州卫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福建没有一个卫听不缺支的。月粮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而又不能按时关给，军卒无法生活，只官逃亡谋生。嘉靖中期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者”。这里只举。几例： 广东的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竭石、潮阳等了卫，嘉靖后期共有旗军(操守军)82811人，缺额达69.

17、8强。福建镇海卫只有1500人，缺额达76.1，山东的安东、灵山、螫山、大嵩、莱州、靖海，成山、宁海、威海、登州等10卫，除守城军余外，只有21861人，缺额54.6%。实际如果除去京操军，在山东真正防守沿海的军队缺额更严重。 沿海巡检司的弓兵缺额也很严重。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个巡检司缺额达60.4；明代海防述略泉州沿海苎溪等17个巡检司缺额56.9，均在半数以上。 卫所军不仅数量不足原额的一半，素质也在下降。所剩的军卒多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根本不能作战。平时又很少训练，军卒不习手中的武器，不知战阵，漫无纪律。卫所的军官都是世袭的，洪武年间中下级军官的英雄气概早已不复存在，他们中的多数是纨

18、挎子弟，“纨绮习深，英雄气少”。但他们对侵占屯田、役使军士、纳贿卖放、窃取月粮则颇为内行，整个卫所军队成了“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毫无战斗力了。 第二，水军减少，舰船破损。沿海水军本届沿海各卫所，卫所军卒锐减，水军也不例外。福建各水寨军卒大部逃亡。烽火门水寨只剩1068人，缺额73.7；小埕水寨剩2019人，缺额54.1%；南日水寨剩2143人，缺54.4；铜山水寨剩620人，缺额65.8；只有浯屿水寨和玄钟水寨缺额略少，但也达12以上。舰船的破损也十分严重。沿海的战船，有的破而不修，损而不造；有的把船换成马，马死又不买补。福建铜山水寨原有战船20只，只剩1只。玄钟水寨原有20只，剩4只。浯

19、屿水寨原有40只，剩13只。而且所剩的战船也破损不堪，不能出海作战。浙江更严重，“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南直隶金山卫及青村、南汇二所，原有哨船160只，这时也荡然无存。 到了嘉靖中期，表面上卫所还在，水寨犹存，但实际上朱元璋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形同虚设，既不能防御敌人于海上，也不能在陆上堵截围追敌人，由于承平日久，百姓海防观念亦日趋淡薄，不知军旅之事，敌人入侵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嘉靖年间后期，倭寇之所以能够猖獗，东南沿海民众惨遭茶毒的重要原因。分享到 三 自嘉靖中期开始，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土，力图进行改革，万历初年终于形成张居正改革的高潮，国力有了恢复。随着倭寇劫掠的重新猖獗

20、，明廷也不得不注意海防，主要表现在加大防御纵深和加强北方防御两个方面。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之后，海防建没有加强之势，又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招募土兵，改变军队编制体制。卫所制的破坏，使明廷不得不寻求军队建设的其他途径，募兵训练就是其中之一。募兵制的发展和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在沿海出现了一支支不同于卫所军的新型军队，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戚继光招募训练的“戚家军”。这支军队开始建立时不；过是一支战区性的战役预备队，后来成了战略预备队。戚继光指挥这支部队守卫浙、闽，粤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 第二，增强水军建设。当时一些高级文武官员认识到，海防就是要防敌于诲

21、，大力加强水军建设。在南直隶，俞大猷于嘉靖三十五年督率福船16只，苍船、沙船40余只。分为二哨，远哨洋山、马迹等海域。在浙江，嘉靖三十六年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关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官兵2千余人，组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军。在台金严区，嘉靖四十年，戚继光造船40只，分于松门、海门二哨。整个浙江“调发广东横江、乌尾船二百余艘，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雇税苍、沙民船复数百只”。总计约有战船近900只，较原来的439只增加一倍左右。在福建，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提出恢复五水寨，用船200只，用兵65000人。在广东，俞大猷于隆庆三年(1569年)造船80只，编为西大哨，后又建6水寨，拥有战船260只

22、，水军亦有增强。 值得指出是，明代的真正的海军(或称其为常备海军，专职海军)是从这时开始建立的。这以前的水军都不过是陆军加舰船。洪武日才的水军等24卫、永乐时的郑和下西洋舰队以及福建五水寨的水军平时都是只有战船，到执行任务时才调各卫所的陆军上船，组成水军。而这时新建的水军，船和人始终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专业的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这时舰船上还较多地使用了火器，俞大猷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戚继光的战船，用的火器有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形成百步以内火器杀伤系统，用火器的士卒已占战斗士卒的50，远较陆军为多。在舰队的组成上，大、

23、中、小各种型号舰册混合编队，互相补充，提高了整体战斗力。到隆庆初年，海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海上设置了较严密的防线，如浙江海宁总统水兵三支，远者哨洋山、马迹，中者哨大小七山、滩浒，近者哨港口，实行三层防守，并南与定海、临观的海军会哨，北与南直隶的兵船会哨。不过应当指出，这期间的海军力量虽然有明显的加强，但舰船的形制变小，不用说郑和下西洋时2000料、1500料船没有了，就是明初沿海的700料船也早已停造。而且每支海军都隶属于一定的防区，整个沿海没有集中的海上力量。这就决定了海军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远海作战，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近海防御，就远洋作战来说，依然赶不上洪武、永乐时期。第三，修筑城池，

24、加强城镇防守。在倭寇侵犯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沿海各地加紧修筑城池，各府县的城池逐渐完固。如浙江：沿海的6府35县，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年)间，筑县城20座，修复8座，只有靠近内地的3座县城没没有城池。多数城池都用砖石包砌，外有城壕，上有台堞，坚固性和防御性超过前代。第四，重新划分战区，加强防守。嘉靖末年，浙、直、闽、粤的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的防御区划，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在广东，把沿海地区分成三路，设有总兵、参将、兵备佥事等官。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分成三路，各置参将；恢复五水寨，以把总领之；另设总兵统领全省三路五寨。在浙江，总兵之下设四参六总，实际分成四个防区，在南直隶，分成江

25、南、江北两大防区，各设总兵、参将、把总等，负责防守。这种区划便于统一指挥，协同对敌，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就是在这种海防体系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取得了台州大捷、平海卫大捷、剿灭吴平等系列抗倭战斗的胜利，在浙闽粤基本平息了倭患。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欲侵略中国。这迫使明廷一方面派兵应援朝鲜，一方面加强北方沿海的戒备。在直隶、蓟镇，调保定总兵仉尚忠移驻天津，命指挥佥事宋仁斌为天津海防游击；从浙江调沙、唬船80只，兵1500名，从应天调沙，唬船共60只，兵950名到天津；并截留漕运粮六、七万石至津。一时间，天津驻军达23000余人。在蓟镇，

26、调游击吴惟忠率南乓驻沿海的宝坻、丰润适中地方；新设游击于乐亭；调河南都司陈蚕为蓟镇游击，统领甫兵驻扎石匣神机营。从而形成了以天津、宝坻、丰润、乐亭为一线，以蓟镇为后盾的防御体系。 在山东，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调集南北水陆官兵防海，集中于登州。同时分团操营为二营，增加了兵力，并设副总兵统领。二十八年又增团操中营和前营，改总兵为副总兵。这样到援朝战争后，登州共有六营，近4000人，防卫有所加强。 在辽东，除加强渤海沿岸广宁中前至松山的防守外，更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守，设复州参将，金州守备专负其责。陆上防守，以金，复、海，盖本营兵哨守海口；海上防守，调山东登州游击水军驻扎旅顺，与登莱水兵会哨，控

27、扼渤海大门。另外，岫岩设一守备，增500名士兵；九连城外筑镇江城(在今丹东市东北)，设游击，统兵1700名，哨守海上。后又在黄骨岛(在今辽宁庄河东)建水军，加强旅顺至鸭绿江口的沿海 防御，辽东半岛面向黄海一面的防御大为增强。 与此同时，沿海其它地区的防卫也；所加强。在浙江，万历二十一年(1593丰)，有陆兵4G总，兵23112名，水军兵船1117只，军30154名。在福建，新添设了醋山，海坛、湄州、浯铜、玄钟、澎湖等水师游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磷、邓子龙、陈蚕等率水兵13000余人，战舰数百艘，赴朝鲜海域，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郑和下西洋一个半世纪之后，明廷较大舰队第一次远离本国海

28、域作战。这支舰队同朝鲜水师一起，配合陆军攻打盘踞顺天的日军小西行长部。当日军撤离时，又取得了著名的露梁海战大捷。 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不少海防理论著作，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等。分享到四 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的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辽东的女真逐渐壮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二年之后进攻明朝，对明构成巨大威胁。农民痛苦不堪，于天启七年(1627年)，举起义旗，逐渐形成全国规模的起义。而东方的日本，德川幕府放弃对外侵略政策，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基本停止。此后虽然又出现过荷兰殖民主义者，但其规模不大，沿海地区基本上

29、是平静的。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的军事重心移向内陆，沿海防务出现了逐渐削弱的趋势。 在广东，肇州府北津水寨原有各种战船74只，兵2290人，但一再裁减和外调，战船只剩26只，官兵只剩749人。潮州府柘林寨原额官兵1677员名，后裁减至696人。潮州的备倭船是日本侵朝时添设，共25只，以后减至“只。南澳福、哨、冬、鸟船40只，官兵1835员名，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冬、鸟船3只，官兵721员名。 在福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没澎湖游击，船20只，兵800余人。二十六年，考虑到澎湖孤岛无援，遂增加一游总哨，汛期还在海坛、南日、浯屿，铜山、商澳各派哨官一员，率坚船3只，远哨该岛，进行支援。

30、但这之后， 由于粮饷不济，裁去一游击，海坛、南日、南澳三处的哨船也停止巡哨。澎湖又只剩一总二哨，船20只，官兵800余人，形成孤立无援的局面。在北直隶，天津为京师的门户，万历二十年(1592年)，该地驻军达2万余人。但到天启四年(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陆官兵只剩2500人，且“操练尽废，舟楫器械皆不存”。在山东，登州情况略有特殊，大体保持了万历年间六营官兵的水平。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应援辽东，对付崛起的后金。在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裁减旅顺游击，改设守备，官兵只剩500人。结果，京师第一道防线山东登州和辽东旅顺共有兵力4000余人，第二道防线天津只有2500人，这样，就象嘉靖年间

31、倭寇中小规模的入侵，也是堆以抵御的。 万历中期至崇祯末年，海防的削弱是相当严重的，不过还没有达到废弛的程度。万历三卜二年(1604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先后两次侵占澎湖，均被赶出。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人再度入侵，攻陷厦门。福建巡抚邹维琏调集重兵，将其击退。终明之世，荷兰人虽然占据了台湾，但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这表明，明代沿海依然有一定防御能力。分享到 五 有明一代的海防经历了建立、废弛、发展、削弱四个阶段。在这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既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安不忘危，有备无患。“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司马法中的

32、一句名言，然而明代海防最大的问题恰恰出在这方面。在和平的日子里，不注意海防建设，任其废弛或削弱。当外敌入侵时，手足无措，损失极大。嘉靖至万历年间，有些名将如俞大猷提出平时培养训练骨干，战时扩充军队的具体办法，但未被统治阶级采纳，明廷也认识不到在和平时期应该保护人民的海洋权益。明中期以后，沿海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即有各省之间的相互贸易，又有与海外国家的贸易，还有沿海渔民的海上生产活动。这些沿海的经济活动很需要海上武装保护的。嘉靖年间，俞大猷曾提出对沿海渔民“听其采捕，因而为兵”的主张。即组织渔民联合起来，渔船大的25只再造一只大船，小的50只再造1只大船，作为指挥船。平时在海上生产作业，绥寇入侵，联合进行抵御。可惜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防御不应是消极的。明代的防御基本上是积极的。如明初的追敌于琉球大洋，嘉靖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