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docx

1、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随着中国外交事务的增加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除了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总结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外交实践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外，还必须汲取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养料。 从汲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养料的角度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很值得系统和深入研究的。但与此同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起点，又会遭遇两个很大的学术困惑。笔者发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

2、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和出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后，有不少读者提出质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否还是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不是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性质?因此，如何理解东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就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两大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本文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注：春秋年代的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即公元前481年(以春秋史起止年月记)、公元前485年(依郭沫若观点)、公元前453年(依杨宽说)。本文以魏韩赵三家分晋为界。)一、从“天下共主”到“特殊国家”：春秋时期

3、周王室性质的变化1、关于东周王室性质的不同观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是一个天下共主，它是一个对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和周边的部族政权有很大权威的统治者，是一个凌驾于各诸侯国和其他主体之上的“上层结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周王室的存在，构成了春秋时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论据。但可惜，这种印象是不真实的，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和权威存在一种误解。 有学者认为，西周时，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周克商后，周已成为

4、华夏诸侯的共主”。(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9、1008页 。) 所以，认为周王室是东周时期的天下共主也没有错。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东周初期时的周天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各诸侯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但如果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整个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作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可能会与历史事实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在中国史学界，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的认识是有很大分歧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周天子在西周时也不完全是天下共主，东周时更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周天子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夸大了，它表达的是一种

5、观念，而非实际存在的景象。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是很不稳定的，当周朝强大时，它的影响也大，当它的力量下降时，其影响也小。而且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西周的周天子对各诸侯国也没有绝对统治权，没有直接统治权，它的权力是一种象征性的，其中对诸侯国来说，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周天子无权废立各国的国君，无权干涉各国内政，二是在经济上，周天子只能收取各诸侯国的职贡，但无权对各国征收税赋，各国税赋均归各国，周天子的财政来自于直接统治和治理的王畿，以及诸侯及四方的纳贡。“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

6、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注：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8页；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而且实际上在西周中后期时，诸侯不贡，相互争战甚至反过来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的事情已经比较多了。可见，即使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服从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但松散的政治经济关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其二，周天子在春秋时期已经不是什么天下共主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周王室名存实亡，不

7、绝若线；四方诸侯更相崛起，争霸天下。”(注：张京华：五霸七雄，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页。)“西周既东，原有王权失去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到当地变化及当地利益的影响，纷纷有离心倾向。”(注：许倬云：东周到秦：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随着领主制危机的不断加深，周天子的统治力量日益衰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力和维护中原地区领主制统治秩序的能力”，“终于从原来天下共主沦落到不如一个诸侯的地位。”(注：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黄山书社，1991年， 第73、74页。)周桓王兴四国之师伐郑，被郑所败，桓王被射伤，“从此，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仅存共主的虚名

8、。这时尚有诸侯国一百余个，但多不再听命于天子。”(注：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其三，周天子在春秋时期是天下共主，但到了战国已经不是了。上述同一本中国通史，也承认“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公元前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宗主国或者共主了。公元前36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

9、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注：上引中国通史，第874页。) 但不论什么观点，周王室在东周时大大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司马迁写历史时，并没有太重视春秋时的周王室，史记共130卷，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卷来写西周到东周的历史，他写的大量的世家、列传涉及到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但几乎没有专门的篇幅来写东周的王或有名的人物；在史记周本记中，司马迁写道，“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实际上也持周王室影响越来越小的观点。而专门论述东周历史的春秋

10、和左传，并不以周王室的纪年为载体来记载历史，说明两书的作者也不以东周王室为中心。2、周王室从天下共主衰落成普通国家的表现 童书业先生在总结西周历史时曾指出，西周时武力极强，西周王室富裕，文化也发达，统治也很牢固，曾有周夷王杀齐哀公、周厉王以武力止楚人称王、周宣王伐鲁更鲁君而各诸侯国不敢反抗之威权。(注：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西周时，如果诸侯没有完成自己纳贡的义务，周朝就有权力收回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取消它的封号，周朝可以派大夫到各国巡视，周朝自己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去征讨那些不按周礼行事的诸侯；周朝可以调动各国的国君和军队，讨伐不听命的诸侯国，或对外征讨，或抵

11、御外部入侵。周朝有防务或劳务需要时，分封国家有义务提供劳动力和军队。周朝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东周时的周王室已经不是西周那个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它已经全面的衰落了。 军队的衰落是周王室控制力下降的标志。西周时有殷八师和周六师，军事力量强大，如果一师有一万人的话，那么，周王的军队就有十四万人之众，这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周王室居于统治中心的物质基础。东周时周王室的军队大大下降，刚开始时，它还有力量出兵攻击那些它不满的诸侯国，后下降到无力攻击诸侯国，但还能维持周王室自身的稳定，能平定内部的叛乱，再后来不能平定内部的叛乱，要依靠诸侯国的力量，最后和越来越强大

12、的诸侯国相比，周天子几乎完全丧失了军力。周天子军事力量完全丧失的标志，是公元前520前502年的王子朝之乱，由于内乱，周朝完全丧失了军事力量，此后，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周朝军事活动的记载，只剩下能勉强行使维护治安职能的保安队伍。没有军队，怎么能维护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影响力呢? 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会盟的影响力。在周王室强大的时候，对外交往是周天子垄断的权力，只有周王室才能召集各诸侯国国君在一起讨论事情，否则，如果各诸侯国之间未经天子允许而私自交往，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法的事情，“外交”在当时的观念中，就是一种不合法的诸侯国私下对外交往的行为。但春秋时期，有记载的盟会就有480多次，但这其中没有几次是以

13、周王室为中心的，有时霸权国让周王室参加，以壮大自己的声威，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让周王室参加。诸侯国相互交往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不让周王室参加的盟会完全公开化和合法化。 各国对周朝的职贡的变化。周朝强大时，各诸侯国都定期交纳职贡，因为如果不纳贡，可能引起周天子的愤怒而兴师问罪。根据史家的研究，西周时按规定诸侯应当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期，这是天子行使政治权力的重要标志。但到东周时期，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自愿交贡，而周天子又没有能力强迫各国交职贡，因此能不能收到职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诸侯国对周朝的态度，尤其是那些霸权国，如果它们对周朝态度好，就会让其他中小国家在为自己交贡时，也顺便向周天子交贡，

14、或者打着让各中小国 家向周天子交贡的名义，实际上是强迫各中小国家向霸权国自己纳贡。据史家考查周与鲁、齐、晋等国的纳贡情况，“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按照最守规矩的鲁国的史官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的260多年中，鲁国国君仅朝周王三次，鲁国大夫聘周仅四次，如果像与周王室有着最亲近关系的鲁国这样一个小国都如此，其他国家对周王室的态度也可想而知。另外，这一记载还说明，鲁国向齐晋等大国的纳贡和朝觐远超过了向周王室的纳贡和朝觐，霸权国地位远

15、超过了周王室的重要性。 西周时，天下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周朝；除各诸侯国的国君以周朝的名义直接统治和管理外，西周时，周王室还直接统治相当大面积的王畿，从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到河南中部黄河流域，有王畿地千里；东周时，把陕西的大部分王畿赐给了秦国，后把河南荥阳的虎牢和酒泉等一部分王畿给了郑国和虢国，后来由于一些戎族部落的入侵，周王室失去了更多的王畿；在周王室王畿大大减少的同时，不少诸侯国都经过有为之君或名臣贤相辅助的治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十四中指出，“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一些诸侯国发展成了有地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二千里的

16、大国，成为综合实力很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周王室。 随着周王室王畿的缩小，再加上周王室统治的残酷，引起民众的反抗和逃亡，人口也减少了。土地和人口减少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削弱了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独立性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对周王室纳贡的大量减少，也无异是雪上加霜。周王室炫耀其财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鲁隐公出面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又向鲁国“求车”，而按过去的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

17、原谅的话，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太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注：参见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第7677页。) 与此同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在发生质变。西周时，从未发生过诸侯国与周王室平起平坐之事，更无诸侯国凌驾于周王室之上的事情。而东周时，周王室不但不能对诸侯国指手划脚，而且许多时候，还要看诸侯国的脸色，甚至被诸侯国欺负。还在东周初期，就有过“周郑交质”之事，周平王和郑庄公相互交换人质，后来，周桓王时，郑国又是派人抢割周地之麦，取成周之禾，周桓王愤而罢郑庄公所兼的周室之卿士位，郑庄公干脆不朝，周桓王起陈蔡卫三国之兵问

18、罪，反被郑军“射王中肩”，使周王室本已摇摇欲坠的天下共主牌位，终于落到了地上，王室之尊已失，“与诸侯无异”(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由于力量的弱小，周王室也没有能力来保护那些它自己分封的小国了。公元前706年，纪国受到郑国和齐国的威胁，一开始请求周王室的执政大夫鲁桓公来调解，但鲁国国君没有以周天子名义来调和的能力。纪国只好与周王室联姻来加强自己与周天子的联系，期望此事能帮助巩固纪国的地位，但齐国到公元前690年前后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霸权国，全然不顾纪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对纪国进行威胁。纪国国内自己在压力面前也发生了分裂，纪国国君的兄长带着自己的土地投

19、奔了齐国，齐国不久就公开吞并了纪国，后又吞并了遂国 。 西周时的战争主要在周王室与周边的西北戎和东南夷之间进行，或在周王室统治的内部进行，周与各诸侯国之间很少进行战争，大体上维护了体系内200多年的和平。但到东周时，周王室与周边的夷戎部族仍在进行战争，但它们已经退居次要，体系内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成为影响东周时期和平的重大问题。围绕着谁当霸主，在齐、晋、楚、秦以及后来的吴越之间进行了多次大战，还有无数的中小战争及盟会等，仅在春秋史上有记载的战争就有483次，盟会朝聘有450次，共933次。按过去的周礼，只有周王室才有权进行征伐和盟会，但春秋时期的战争和盟会大都与周王室没有关系。这也是东周时周王室

20、权威和影响下降的一种表现。 周朝名义上的人事任命权的丧失。在西周时，根据周制，各大国的正卿都要经过周朝任命。但到东周时，各大国的正卿都少有经过周朝，历史书上也少有这样的记载，仅有一个例外是晋景公在晋国实力还较小时，曾一度请周王室任命其主要的官员，晋国后来的主要官员都不再要周王室任命，其他大国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公元前516年，周王室王子朝发表了致各诸侯的信，承认周王室权力的衰弱并请求各诸侯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这封公开信对周王室的衰败作了总结。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夷王时期是周王室的顶盛时期，在五王统治时期，周王室有很高的威信，以至在夷王生病时各诸侯竞相为其祈求；厉王幽王开始了周王室的衰败的进程，到

21、幽王被杀周王室被迫东迁时，诸侯已经开始左右周王室，惠襄二王都要靠晋国这样的霸权国扶持。现在周王室在周敬王时又发生了内乱，作为诸侯国的晋国公然帮助叛乱的周王室的章刘二臣，破坏周朝的立长不立幼的规则，拥立年幼者为王，而他，王子朝，周王朝当然的继承者却不得不流落楚国，因此希望各诸侯出来为他主持公道。(注：春秋左传卷十三。)3、周王室特殊作用和影响的性质 当然，说周王室作用和影响下降，并不是说周王室在东周时没有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公元前717年，周王室发生饥荒时，包括远在海边的齐国在内的宋卫郑等国都向周王 室提供了粮食援助；公元前713年，当蔡、卫等国不入王室朝贡时，齐国郑国也派军队讨违王命；甚至当齐

22、国已经成为霸权国家时，对周王室还是抱有敬畏感。公元前651年，各诸侯国与周襄王葵丘盟会时，周襄王让齐桓公不用下拜，但齐桓公回答说：“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无羞，敢不下拜”(注：春秋左传卷二 、春秋左传卷六。)，国语上也说，当齐桓公问管子策时，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之。(注：国语齐语。)说明这时表面上齐国还把周天子当作天子国。 另一方面，说周王室还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不等于说这种作用和影响与西周强大时的作用和影响一样，其间也有性质的不同。 如上所述，齐桓公向周襄王下拜就与过去齐国国君朝觐周天子有性质的不同，这时的齐桓公下拜，是为了避免在实力未达到

23、顶峰时，过早被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击败，也是害怕其他诸侯仿而效之，那么齐国的霸主地位就难保，这也是一种出于争霸的权宜之计和策略，并非出于对周天子的敬畏；齐桓公通过周天子赐与他的侯伯即霸主的地位，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晋国一分为三之时，韩赵魏都竞相拉拢周王室，也不等于说三国都以周王室的承认与否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实际上有没有周王室的同意它们也会同样瓜分晋国，但只不过在权力斗争之时，当然是支持自己的盟友越多越好，这与大国拉拢一些中小国家为已所用没有什么两样，而与过去诸侯国以周王室作政治靠山有性质的不同。 总之，完全否认周王室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和影响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用周

24、王室的作用和影响来证明周王室仍是九五之尊，仍是天下共主，仍是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一如后来欧洲的罗马教皇为拿破仑加冕一般，拿破仑请罗马教皇加冕只是一个仪式，与其说证明罗马教皇的影响力有多大，不如说是罗马教皇权力极度衰落的证明。 但是，也应当指出，周王室在春秋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与一般中小诸侯国还是不一样的。它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其作用相当于一个中小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又具有即使大诸侯国也没有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的特殊性在于： 1.它是华夏国家联合国的政治符号，周王室起着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一方面，在对付诸蛮狄夷戎部族的入侵和进攻时

25、，周王室是一面旗贴，表明华夏诸国与非华夏部族的区别。周王室在这个政治联合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各大霸权国家。 2.它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一个工具。齐国、晋国在称霸过程中，都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义上是维护周朝的礼义秩序，实际上借周礼谋取私利。正如晋大夫赵衰对晋文公所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965页。)比如大国要各小诸侯国向周王室纳贡，但许多时候它们提出，这些贡品要通过霸权国给周王室，其次，在向周王室进贡时，也必须向

26、霸权国交纳一份；当一些中小国家被大国的竞争者控制时，另一个大国会打着周王室的旗号，说这个竞争者破坏周礼和周朝的秩序，而当它自己有机会时，这个大国也不会错过机会。在维护周朝礼制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小国家被这些大国所吞并?春秋初期还有100多个诸侯国，到末期只剩下10多个，大部分都被当时的大国吞并了。 3.它是春秋时期若干普通国家中的一个。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它仍然具备一个普通国家的一般特征：周王可以在自己所直接控制的王畿上发号施令，有自己固定的统治疆土，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可以维持在王畿之上的统治，也有一定数量的直接统治的臣民。作为一个普通国家，它也要向比它力量强大的大国低头，同时，由于它具有较强

27、的影响力，因此它有时也可以对一些小国提出一些要求，一些小国也还要向它纳贡、提供劳役等；东周王朝落到了和诸侯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它的地位相当优越，虽然不能与大诸侯国相比，但一般诸侯无法与周可比，在东周前期还是不可小视的力量。(注：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三联书店，1992年，第53页。) 4.它是春秋时期的文化中心，是各诸侯国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是春秋时期以周朝典章 制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制造者。在周王室动乱的过程中，有不少熟悉周 朝礼制的官员和文人流散到各地，尤其是向南蛮和东南夷带去了当时最先进的华夏文化 ，推动了那些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时期，周王室的作用实际上是

28、 两个相互逆向的进程：一方面是周王室政治影响力的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却又大大扩散 了周朝文化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周朝的文化。它失去了政治上的天下共主 的地位，但却无意中得到了文化中心的地位，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化大一统的 观念。后来孔子的所谓克已复礼，也主要指的是从文化上推行和恢复周朝的文化，让华 夏地区所有的国家都实行统一的周礼。以周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不断扩大，华族与周边的民族的关系也不断融合。南蛮被楚统 一后，楚国发展成为华夏国家；东方逐渐为齐鲁等华夏国家吞并；北方的华族小国燕国 在华夏国家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成为北方的大国；西方诸国为秦国所灭，后也纳入到 华夏文化圈中。华夏文

29、化扩大了，中国也随之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 各族，大体上都成为华族。在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区域上，周王室功不可没。 东周时有东周国、宋国、鲁国三个文化中心，周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对周围地 区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三个原因促进了周文化的扩散：其一，周朝的削弱。周朝强大时 ，周朝当然是最大的文化中心，但后来周朝逐渐衰弱，不能供养众多的官吏，其中一部 分精通周朝文化典制的官员也陆续分散到了各国，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其二，周围地 区的部族和落后国家在与周朝及宋国鲁国的接触中，也不断学习周朝的文化；其三，周 朝的内乱。如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东周内部出现权力争夺，王子朝与一批官员起兵 抢王

30、位，结果发生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王子朝兵败，带着大批官员和文化典籍逃到 了楚国。 在这种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了中心与边缘地区的错位，原来处于文化中心的周朝逐渐 衰弱，而一些新兴的国家如楚国等却利用后发优势，从文化边缘发展成为中心。到东周 中期，在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个文化流派，这就是鲁国的儒家学派，宋国墨翟创墨家 学派，楚国老子创道家学派。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总的来说只是一个带有一 定特殊性的普通国家。笔者认为，一个只有文化影响力而没有经济基础、丧失军事能力 、没有人财物权的周王室，很难在春秋时期成为统治、支配、影响当时不断兴起和强大 的诸侯国，东周王室已经不

31、是天下共主，它不是春秋时期的领导国家、霸权国家，也不 是一个王朝，它与春秋时期的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不是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的关系， 它不可能成为凌驾于这些政治主体之上的所谓“上层结构”。因此，春秋中后期的华夏 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二、从诸侯国到独立国家：春秋时期“国家”性质的变化 1、春秋初期的诸侯国不是独立国家 在商朝产生了“国”这个字，意思是用武力保卫人口。军队，一定数量的人口，人们 依照一定的行为规范做事(法律)，这些构成了古代中国国家的最初含义。到周朝时，国 家进一步发展。邦可以被用来称自己的领地，如“朕邦”(帝王自称其国)，“新造邦” (周王曾表示要在新的地方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32、)，也可称邻国为“友邦”，邦国也有大小 之分，即“小大邦”，夏商周都自称为大邦。在尚书中也出现了“国”的用语，如 洪范篇中叙述周武王访问箕子，箕子在对武王谈到如何治理臣民时说，只有君王才 能给民幸福和惩罚，如臣下私自给民众幸福或惩罚，就会给王室带来危害，也会给国家 带来危害，人们也会因此背离王道，小民也会因此犯上作乱。这也可能是古典文献中最 早使用“国”这一用语的。尚书中还有多处使用“国”的地方，如在酒诰中说 ，周文王“肇国在西土”(在西方建立了新的国家)，要求臣民不许经常饮酒，“越庶国 ”(同时要求诸侯国也这样做)。尚书中还有“宗国”、“四国”、“小国”、“大 国”等用法。 在灭商之前，周国已经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在灭商后，随 着封建制度的实行，出现了一些较重要的分封国： 卫国周公的弟弟康叔被封为卫侯，主要统治殷商遗民，封地在王城周，是当时封 地最大、权势最重，有军队最多的一个侯国。 鲁国周成王把周公所灭的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封伯禽为鲁侯(都曲阜)。 齐国周公时灭掉的另一个东方大国是蒲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