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长沙大火之后 蒋介石为保全张治中做了什么布置.docx

1、抗战长沙大火之后 蒋介石为保全张治中做了什么布置抗战长沙大火之后 蒋介石为保全张治中做了什么布置？ 核心提示：但在当时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迅速作出处置，他在既想保张治中，又想正面应对湖南民众对长沙大火指控的情况下，只能推出自己学生酆悌等人以平民愤了。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胡博，原题：长沙大火之后：民愤难平，蒋介石如何“弃车保帅”1938年11月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寂静的长沙城内外警钟响起，突然出现的大火很快就将全城笼罩。一时间到处都是火海，仍然留居城内的市民争相逃奔，爆炸声、嘶喊声、哭泣声混杂在一起，长沙顿时成为人间炼狱。长沙大火焚毁了全城80%的房屋（约5.6万栋），1000余条街巷

2、焚毁达590余条，原本繁华的南正街、坡子街、府后街、八角亭等一片废墟，就连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高等法院、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广播电台以及大部分学校、银行也尽皆被毁，幸存建筑仅有洋行、教会医院数栋，人员伤亡达3000余人。当时的中央日报曾在11月18日哀评道：“百年缔造，可怜一炬”。事情发生后，以蒋介石批示枪决三人、革职一人的处理告终。被枪决的三名责任人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被“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的则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于大火发生的经过，当事人有过不少专文著述；但关于事发后高层的态度，以及决策过程的变化则多见于第三者忆述。本文

3、将通过蒋介石、钱大钧、酆悌三人的日记（即蒋中正日记、千钧重负、焚余日记），来尝试还原大火发生后的处理过程。事发之后放火焚毁长沙城，原本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11月12日上午9时许收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发来的“文侍参电”，即委员长蒋介石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指示仓促准备出来的计划。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省保安处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拟订焚城计划纲要，并在当天下午4时召开相关会议，确定由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负责具体焚城事宜。张治中进而又指示“明日（即13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实施焚城有一个前提

4、，那就是必须等日军攻入长沙时才可执行。不料计划还没完成“核定”，大火就在13日凌晨提前发生了。火起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较早得到消息者之一，他在听完参谋处长许权的报告后“深为骇怪”，并随即发现长沙“秩序大乱。警察宪兵，均全部逃走。电话不通”。许权建议酆悌立即转移到湘潭，但被酆拒绝，他认为“须寻主席，不能独自走也”，于是带着家人前往张治中的住所。酆悌抵达张寓时，已是4点半，他将情况报告张治中，两人都对这次一无省府命令、二无警备司令部命令、三无天星阁挂出放火信号的放火行动“嗟叹而莫名其故”。天亮后，酆悌奉命向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汇报起火经过。酆悌认为，自己只是“奉命准备，但不料突然起火，似为另一组

5、织变动者，盖余始终不明何以如此动作离奇耳。然余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部队非余训练，仅系指挥他人者。其实此辈均各有背景，对指挥亦不过敷衍，实际一切均听命于其背景也”。言下之意就是，酆悌虽然身为长沙警备司令，但归他指挥的两个警备团只是名义上归他指挥，大火发生后两团都不听命令，这是导致大火没能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酆悌在14日的日记又提到“余奉命警备长沙，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不过他很快从张治中那里得知“委座（蒋介石）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意思似乎在说，蒋介石已经下指示要查明实际责任人，这对酆而言，在责任方面或可有所减轻。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要办酆悌钱大钧是长沙大火发生后奉命组织军法审判

6、的审判长。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到：“委座命余考察长沙焚毁实情，并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长沙的“行政长官”是最大责任人，酆悌无责，或不应负主要责任，这与酆悌在日记中写的内容相似。但事实上，蒋介石在当天已有严办酆悌之意。大火发生的当天上午，蒋介石就获悉长沙有“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但由于“长沙电话终日不通或因修电线无人，以致延缓”而没有了解到实际情况。等到14日了解到实情后，蒋介石表示“焚毁甚惨，闻之心痛，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并在当天日记的“预定”中，写下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蒋介石既然有严办酆悌之意，为什么又对钱大钧说酆

7、悌“不负责任”，又对张治中指示“不能冤某”的话呢？陈诚家书或可解此疑问。根据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所载，蒋介石主张“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不可使文白（张治中）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在此前提下，为了安抚长沙乃至湖南民众，蒋介石在14日就已经决定“弃车保帅”，处理次一级责任人。但在对部属的指示中，仍然要公开按照程序办事，不能有所偏袒。不过这些事情，正奉命调查失火原因的酆悌全然不知。就在蒋介石决定处理酆悌的当天，酆悌已经大致了解到起火原因是从南门外伤兵医院开始的。在当时战局不利，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奉命参与焚城的警备第2团士兵在见到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后，便不顾天心阁是否放出引火信号

8、，四处放火，甚至还有“一佩上校领章、二百师机械化部队坐摩托车的人，用洋油和柴往房上抛”。此外，警察局长文重孚在11日就已下令撤离消防人员，导致火起后无人参与灭火，警备第2团又不断加火，终使长沙遭此人祸。这就是说，酆悌认为，作为放火正指挥的警备团长徐昆，是首要责任人。然而当张治中于15日命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调查时，徐却“只要一遇能与警备团卸责之事，彼必十分注意，张大其词，以为可以诿卸也”。对此，酆悌认为，张治中虽然要他和徐权共同调查，但凡是涉及张的亲信徐昆或者警2团，张治中都在想办法减轻或者推卸责任。这也与此前酆悌提出警备团不听他命令的事相呼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酆悌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成为

9、首要责任人。军法会审16日下午8时蒋介石抵达长沙，只见全城“黑暗凄惨。与辞修（陈诚）、文白等相见，黯然不知所言，乃强言研究，责成文白究根肇祸之人，速定处分”。蒋认为，“长沙焚毁，不仅影响于前方军事，而且影响于将来政治更大，文白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委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虽然对张治中表示不满，但仍然授权张“究根肇祸之人”，这等于是公开将张排除在主要责任人之外了。17日上午9时，蒋介石巡视全城，他在“途中时见伤兵无告之官兵，更为悲惶”，并自感“痛愧之至”，之后召集余俞飞鹏、陈诚、张治中、林蔚、钱大钧等人商讨如何对外发布火灾信息

10、。根据钱大钧当天的日记所述，蒋介石主张“以汉奸纵烧为由”，但遭到陈诚强烈反对。陈诚认为“事实上应认错，不可骗人”，“此事系有计画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民众”。陈诚的这个主张，等于是将张治中推上首要责任人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想法是相悖的，蒋因此认为陈“厚于责人而不能助人”，并在日记中感慨“能代人受过之将才更无其人也”。钱大钧则认为“本系有计划之举动时不良份子乘间纵火，而地方当局不能负责措置，慌乱无张，致有此失”。钱大钧在日记上说这次讨论“争吵甚烈，久之，对敌情况略谈而散”，但蒋介石已经计划设立“军法会审”，并将准备在下午5时离开长沙的钱大钧留下。同一天，蒋介石命令将警2团调离

11、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2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则被软禁。18日上午，蒋介石正式下令“设立长沙火事之军法会审”，由钱大钧任审判长，蒋锄欧为副审判长。钱大钧于“下午六时起审讯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每人约审讯一小时，至下午十时始竣事”，随后打算“明晨十时会商后，再誊清呈送委座核判”。但蒋介石在19日上午8时就先行召见钱大钧“询问审判情形”，钱认为“事实上发纵指示，闹至如此者，实为许权，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至徐昆亦系听从许权指示，文重孚与放火无关，因未分配任务于彼，其撤岗为其罪过而已，故拟判为酆悌十五年徐昆十二年文重孚五年徒刑”，但蒋介石未置可否。钱于是返回自己的办公处准备

12、将案卷“誊清后即行送呈”。就在此时，张治中来找钱大钧了。张治中所来为何？他是在接到蒋介石表示要枪毙酆悌的电话后来保酆的。根据钱大钧日记记载，“文白来谓，委座与彼通电话，谓必欲枪毙酆悌，文白则保酆，并谓可枪毙徐昆与文重孚。”此时钱大钧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决定要枪决酆悌，随即找蒋锄欧商议，蒋认为“徐昆文重孚之罪加重，则酆悌之罪更重，因酆负全责者，文白无言，然颇懊丧”。事情的发展果如张治中所说，当钱大钧将判决书送呈蒋介石后，蒋“当即批示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怠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此外，蒋还发了一则手谕，内言“湖南省政府主

13、席张治中用人不察，玩忽职守，着革职留任，责令办理善后以观后效保安处长徐权疏忽慌张着即革职查办”。钱大钧随后对外公布酆悌、徐昆“辱职殃民”，文重孚“未奉命令擅离职守”，并将枪决事宜交由“长株警备司令部执行”，派“军法总监部少将督察官张耀宸前往监刑”。对于这个判决，钱大钧虽然有异议，但没有过多表示，只是在办理完审判事宜后于当天晚上10时前往衡阳。钱大钧认为“已发交警备司令部执行，余不必再留长沙，且此事令余出面会审，实非所愿，故办毕当即启程”。对于要枪毙酆悌等人一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没有表露出过多内心想法，甚至对19日批示枪决的事情都没有记录。日记中只简单写着：“本日解决长沙火灾重案，将其军警长官三

14、人判决枪毙，皆为黄埔学生，痛苦无已，只有安置其家属，聊以慰私而已。”第二天，蒋便在“巡视市内”、“指示善后”后，于下午3时前往南岳去了。至于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起初都自认为罪不致死，因此在接受军法审判时镇定回答，且只字不谈除他们三人之外的责任人。及至20日上午8时被转送长株警备司令部时，才感到死期将至，但已无力回天。两个小时后，三人皆在侯家塘下山被执行枪决。至于前文中所提及另一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则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抗战胜利前因调服军役立功而提前获释。蒋介石从16日到19日，短短三天即处理完此事，未免显得仓促。但在当时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迅速作出处置，他在既想保张治中，又想正面

15、应对湖南民众对长沙大火指控的情况下，只能推出自己学生酆悌等人以平民愤了。人文安徽之张治中+2015年9月7日09:44新浪安徽评论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时间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

16、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由于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因而被国民党称作叛徒。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有张治中故居留作纪念。张治中生平经历童年时期张治中生于光绪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肥西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账，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 个月后毕业，

17、成为正式警察。军阀时期宣统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民国4年(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民国5年(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民国12年(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民国14年(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

18、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民国16年(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民国20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民国21年(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民国24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抗战时期民国26年(1938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

19、，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民国27年(1939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民国28年(19

20、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介石的好感。民国29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民国33年(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

21、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解放战争民国34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民国37年(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

22、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忠于爱情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洪希厚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但有有一次，洪希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

23、，文心也应当如此。”其他时候，只要不打仗，洪希厚和张治中总是在一起，他们相互陪伴直到终老。淞沪战役淞沪战役首战淞沪张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16岁那年，他满怀梦想，怀揣着母亲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踏上了外出闯荡的路。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传着的古训，寓意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张治中并没能如愿在安庆考上陆军小学，迫不得已在安徽当了预备警察，后在扬州进入警察教练所。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救国的张治中投身学生军。1912年，他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

24、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自此，张治中逐渐步入国民党高级军官行列。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向上海第十九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此时，身在南京，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认为：“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2月初，蒋介石

25、在浦口会晤张治中。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1932年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张治中奔赴战场。在出发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现年95岁的张素我回忆说：“父亲是决心战死沙场，以誓

26、死的决心走上抗日前线。”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把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自1932年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张治中率军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参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时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再战淞

27、沪1935年，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赴英国留学。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战火中的祖国。1937年，“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想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是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

28、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沪作战。”次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上海就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至极，加上因战局不利遭到蒋介石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直谏老蒋张治中将

29、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

30、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掉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

31、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

32、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4张治中与蒋介石上书反战“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2010年7月81岁的张一纯对记者说。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国共关系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