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docx

1、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一、论时代思潮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

2、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

3、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

4、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

5、，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二、略论“清代思潮

6、”“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

7、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

8、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

9、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

10、”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

11、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

12、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

13、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九、由启蒙到全盛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

14、，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

15、，后则渐应用于他学。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

16、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

17、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

18、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

19、盛期。十三、“朴学”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

20、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

21、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22、。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十四、经史考证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

23、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

24、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

25、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

26、学”之椎轮焉。而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顾炎武始著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徐乾学编

27、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项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而后之史学家不循

28、斯轨。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著。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

29、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著也。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

30、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而魏源亦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劭之新元

31、史，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十六、校勘学和辑佚学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踵刻，讹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勘遂成一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