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科技情报调研课题.docx

1、杭州市科技情报调研课题2012年杭州市科技情报调研课题(编号20121734M15)城乡统筹视野下杭州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CSA）研究结题报告承接单位：中共杭州市委党校立项时间：2012年10月结题时间：2013年7月城乡统筹视野下杭州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CSA）研究摘要：构建和创新城乡互动共赢的沟通机制是当前学界和政府部门探讨的热点议题。十二五时期，随着杭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统筹战略的的全面推进，CSA模式是对当前新型城乡互动关系的理论拓展和有益实践，杭州开展社区支持型农业具有重要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意义。本项目拟在探索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视野下杭州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CSA）模式

2、的形势与优势基础上，分析当前杭州市已经引入的CSA具体类型和存在困境，并从CSA模式运转的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入手提出杭州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的理念、政策和方案。关键词：城乡统筹；社区支持型农业；杭州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是杭州“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杭州在转型升级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富民、惠民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城镇化、产业工业化或者农村转变为城市社区，而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实践，逐步填平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起的巨大鸿沟，形成城乡社会资源的共享、共用，实现较为统一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局面。由此，如何构建

3、和创新城乡互动共赢的沟通机制也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部门探讨的热点议题。发达国家提出城乡区块化整合发展，通过城乡之间的衔接，保障村落共同体与大社会、与城市社区形成联合体。国内学者吕新雨运用“新乡土主义”的理论视角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认为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学者毛丹认为“城乡衔接”应成为与城市化并行、并解决城乡二元分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路径。农村和农业要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需恰当突破地理边界吸取外部能量，并通过转型成为整个城乡大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纽带。基于这个共识，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Community Supported

4、 Agriculture，CSA)是实现当前农村和农业转型以及城乡社区关系和谐发展的一个有益的载体。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频发的背景下逐步兴起和发展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引入这一模式不仅给城市中的居民提供了安全的食品保障，也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关键地，这种模式有效促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使得农村和城市找到了共同发展的载体，从而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一、 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的兴起与界定社区支持型农业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发展，后引入到欧洲，80年代传到美国。随着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加工食品越来越多而

5、本地新鲜农产品越来越少等问题的出现，西方国家均出现了对绿色环保食品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空前需求。（一）CSA模式的发端：中产阶级和绿色环保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东京等大城市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租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耕作时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他们达成了被称为Teikei 制度的供需协议。 Teikei 指共识或一起合作，这种消费模式和供需制度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便风靡欧美。美国20 世纪70年代也发生了环境保护运动，美国环保运动有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背景， 它与届时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运动的助力有

6、着紧密的关联。其中一个原因是战后美国科技进步、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庶。在日本，有80%的人认为“使用农药、化肥是致癌的主要原因”，75%左右的人注意“买没使用过农药、化肥的水果和蔬菜”。除了生态农产品,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到郊区、到乡村度过周末。在美国，随着社会的日益中产阶级化，旅游、休闲与娱乐成为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对工业社会和环境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人们不再单以消费品的数量来衡量生活水准，而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成为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社会自立运动的主力，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

7、也体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这个趋势在中国刚刚开始表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据草根组织媒体工作手册统计，中国现有环境保护组织110 家左右，其中90%左右为环保NGO。这些环保NGO 都有中等收入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个别环保组织则完全由企业家组成。此外，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的绿色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促进环保运动。中等收入群体的绿色消费特征与生态型都市农业内涵存在多重契合。生态型都市农业注重农业多功能性, 强调“绿色食品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基本功能。而大量的研究表明，购买绿色和有机食品等生态农业产品的人更加关心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他们的家庭

8、收入和学历都比较高，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2012年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对杭州市510个市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年人均收入6万元即对有机农产品有需求，当年人均收入达到815万元时，经常购买有机农产品的人数占该人群的5%左右，当年人均收入超过15万元后，经常购买有机农产品的人数占该群体的13.6%。（二）国内外学者对CSA模式的基本界定社区支持农业( CSA) 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的缩写。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是生态型都市农业与中产收入人群结合、互动的典型模式。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

9、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对于社区的含义，Hillery指出人们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第二、产品是本地化的，新鲜的。社区支持农业CSA 要求社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 的关系。 Fieldhouse则认为，“社区支持农业”的定义是一

10、群消费者共同支持农场运作的生产模式，消费者提前支付预订款，农场向其供应安全的农产品，从而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社区支持农业试图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创立一个直接联系的纽带，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食物需求和保护小农场的发展，同时具有社会、经济、景观、生态等多方面功能。因此，在西方，“社区支持农业”首先是由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往往以社区为单位，他们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生存环境，并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至少能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同时消费者也是“股东”，和耕作者一起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比如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等。所有的成本会分摊到

11、每一个“股东”（消费者）身上。每个股东可以投入现金，也可以参与农场的劳动。产品也会供每一个股东分享。它是农场和社区密切合作的一种体系，CSA 的重要原则是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CSA 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为建立起本地相对安全食品经济体系创造环境，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在这个模式下，消费者不要再置身事外，单纯靠市场和政府来解决和保障食品安全问题。当然CSA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和日本就存在多种类型的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但不同的模式基本都是出于当地的消费者

12、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在中国，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2006年，何慧丽等在北京发起消费合作社，与兰考南马庄农民签订“购米包地”协议，实现了有机大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2009 年在北京市西郊发起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则借鉴了生态农场与CSA配合发展的既成经验，成为国内第一个开展CSA模式实验的农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010 年中国各地CSA农场已发展到近50 家，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困难有待解决。石嫣等基于实际组织经验介绍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运作模式，并基于参与式方法，研究了CSA发展与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的相关性。徐梦

13、洁等基于问卷调查，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了成员特征、加入动机、满意度、互动及续约意愿。由于中国CSA 刚刚起步，从目前的研究角度来看，多数关注者缺少对CSA 的系统认识，对有可能面临的问题缺少预见性，从而影响CSA的顺利推广。而国外CSA 的发展无疑可为中国CSA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二、 城乡统筹视野下推广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基本条件CSA 模式颂扬土地管理、社区、小农以及城乡合作精神，目的是依据一种新的、热心公益的经济合约来再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本土联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在承认城乡社区差异性的基础上，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模式要求加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通过不同层面的网络彼此建立联系、实现

14、衔接，从而弥补网络自身的不足、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这种模式将更有利于实现城乡互动互补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且为城市提供源源不绝的安全食物链。社区支持农业之所以在欧美等地能够成功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模式的制度嵌入性。正如Beckert所言，“只有将经济行动嵌入具体的情境结构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这些减少不确定性的社会装置(social devices) 主要有: (1) 传统、习惯与惯例；(2) 规范与制度；(3) 社会网络

15、、组织结构和路径依赖；(4) 权力。也就是说，将脱嵌的经济行为重新嵌入社会情境当中去”。具体来讲，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嵌入性模式。而制度嵌入性则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的约束。所以，CSA 模式既依赖于已有的正式联系，也离不开由非正式交往而确立起来的互惠规范，进一步地，社区链合的最终形成深深嵌于一个地区的政策环境之中。也就是说，支持能否实现取决于国家和政府如何通过各个层面的政策来培育一个环境以促进生机勃勃的城乡链合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这种链合关系的创造能在正式的基础结构和社区的非正式的松散的联系网络之间起到渠道作用，它既表现为城乡社区之间的网络

16、联系，也表现为国家正式的制度、政策和组织在社区之间的融合，获得本土资源的支撑。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小农、小农经济没有市场竞争力，但什么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市场竞争力？在当前垄断、牟利甚至恶意市场环境下，小农经济几乎被完全扼杀并进一步严重扭曲需求与市场之间的本原关系，食品问题早已成为社会稳定和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大危机。由此，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地区出现了“小农的复兴”，“社区支持农业”运作模式随势而兴。中国的乡村是以“村”为社区单位的，很多村庄都有自己特色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规模化和标准化不高，与乡土文化结合后成为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经济和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成为城乡统筹的核心结点。小农在“后现

17、代”的视野下又重新焕发出发展意义并且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延展活力。“社区支持农业”的主要机制就是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以小规模和物种多样性、安全性为基础，以小规模辐射的区域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机的、人格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为目标。这一链合的方式也让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和消费者的市民重建信任和互惠关系，归正了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的现代价值，成为城乡和谐发展的起点。同时，有机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现代科技、物流网络等城市要素的有力支撑，真正意义上重新建立起新型、现代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农民需要组织，这已是共识。从各地实践来看，农村合作社（专业合作社）是当前农民组织起来

18、克服市场风险实现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但当合作社作到一定程度所遇到的管理难题也使得专业合作作为农民合作基础的前景渺茫。对此，有专家提出“外发促内生”，通过注入活动流、运动流和行动流，从城市、从企业、从政府提炼支持力量，形成城乡互助的合作组织。也就是说，CSA模式的建设一方面是在以村社为基本边界、在某个领域进行适度规模合作的组织，比如社会性的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合作社，以及文化性的合作组织。更重要地，“合作”也应该超越地域的界限，植入多元的文化，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无论是日本和韩国综合农协的经验积累，还是从农民合作走向城乡互助的“兰考模式”，很大程度上都在表明，跨区合作组织更有利于畅通农民和市民

19、的交流、促进经济和文化的互补、形成城乡的良性互助。反映本土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文化、独具特色的产品是农民合作组织的“根”，而专家推动、政府推动、城市推动则是实现农民组织从单一合作发展到了城乡互动的“流”。CAS城乡互动的模式充实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内容，也加快了合作社观念和产品的交换及流通。三、杭州市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几种推动模式及存在问题杭州作为大城市，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人群较为集中，具备购买健康有机食品的经济条件；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更多关注，对有机农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数量众多，市场需求明显；同时，杭州郊区的农业较为发达，农业的科技含量高，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为成

20、熟，有良好的供方市场；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中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新理念对农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城乡统筹的政策支撑体系也为引入和推广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09年，在澳洲布里斯班CSA农庄取经2年的杭州园林师沈群在杭州的城南和城北成立2个杭州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格子农庄示范区，首次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引入杭城。目前，杭州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主要有三大类型：（一）CSA的推动模式1、生产者推动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种植、经营方式遵循了CSA的很多特点：买菜的直接与种菜的对接；消费者提前支付费用，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在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品。“愚夫农场”采取的是会员制

21、的方式，会员支付一定的费用，可以每周收到一批新鲜蔬菜。他们更鼓励的一种方式，是让客户们自己来参与农场的劳动。周末，很多客户会带着孩子到农场体验拔草、喂食、摘蔬菜，与这里的原生态农耕方式零距离接触。农场客户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配送份额”，客户每年支付一定金额，农场会为其配送相应额度的新鲜蔬菜，平均价格是比当地市场的价格偏高一点。另一种类型叫“劳动份额”，农场将开辟好的农地平均分割，以付年租方式租给客户自己耕种，成熟后客户自己收获劳动果实。这两种类型的客户，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协议，并提前付费，由农场与客户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2、消费者推动的市民农园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22、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言：“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业之后的经济的基础。”1999 年，B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H吉尔摩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上再次指出，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继产品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将成为主流，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至此，体验经济才开始活跃在经济舞台的中心。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依托，以商品为载体，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活动。其中，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市民农园作为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具体类型，融入了体验经济的核心元素。市民农园是由城市郊区的农民提供农地，将农地集中规划为若干小区，出租给城市市民的园地。

23、市民根据地块大小及租用期限长短交付租金，参照农园总体规划选择种植花草、蔬菜、水果或学习农学知识、农业技艺等，在参与农业生产过程中，体验耕作乐趣、享受收获喜悦、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体验乡风民俗需求的农业园。作为现代人对自然、传统等元素的情感诉求的载体，市民农园用体验经济的理论来指导农园的开发与设计，进而赢得更大的市场，促使人们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例如，位于杭州下沙的慈心农场占地100多亩，设施齐全包括有果园、菜园、鱼塘、农家乐、桑蚕基地等。服务内容包括：农场提供土地，每块地40平米，收取保证金和认购费；农场提供种子、慈心方式自制肥、为土地提供必要的农具；农场配备管理员、保安等相关人员。地主待遇

24、包括：免费向地主提供农业用水、种地技术支持；土地收获的瓜果蔬菜归地主所有，农场鼓励地主之间互相交换各自的劳动果实；除草、除虫、施肥、灌溉、收获时间在周末，让全家开心劳作；老地主介绍新地主入驻采取会员升级和会员优惠政策；地主可持地主户口卡，在农场任意一块地“偷菜”只限该地5%收成范围；农场主为地主建立QQ群，以便孩子们互相学习交流劳作体会。3、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CSA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成为新形势

25、下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杭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资本投入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5月底，杭州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3042家，成员出资总额达到22.5亿元，每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额平均达到74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也顺应了农超对接、订单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网络经济等新型农业模式的发展要求，是壮大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组织保证。 （二）发展CSA的困境及限制因素基于杭州市的生态优势和农业基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近年来在杭州获得长足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

26、展不仅是对长期传统农业生产实践的一个新的替代，也是一种生态的、有机的演进，为现代新型农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当前制约CSA 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普遍存在。1、 生长环境和土地流转的制约CSA模式提供的是安全、绿色的有机农产品，因此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高。杭州市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环境有待净化。首先，从整体环境来看，2011年杭州市区雾霾日数达到159天，萧山104天，临安、富阳和桐庐等市（县）也有4255天之间。在中、重度雾霾天气里，PM2.5指数大多超标；从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看，按减排口径计二氧化硫排放量为8.49万吨，烟尘排放量3.27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34万吨，尽管排放总量

27、同比呈下降趋势，但绝对量仍然较大，导致全市大部分地区尤其在人们印象中生态环境优良的淳安、桐庐、临安、建德都属于重酸雨区，降水pH值范围为3.017.39；重施化肥农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较严重。2010年杭州市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为464.3公斤（折纯），是发达国家的2倍多；每公顷农药使用量为26.2公斤，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倍。而化肥、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仅40%左右，其余大部分进入水体、土壤和农产品，造成重金属和农残超标。其次，土地流转难的制约也同样明显。近年来，杭州市土地的稀缺效应不断体现，农民惜租心理严重，土地流出农户逐渐减少，造成流转土地减少，农场难以扩大经营规模。流转难也导致土地集中连片

28、难。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往往交通不便、农田基础设施条件较差，零碎插花不集中。流转价格上涨快，流转价格上涨一方面对农场经营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农地纠纷也成为农场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事，影响了农场主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产积极性。2、 政府支持力度小和财政投入不足近年，中央提出要鼓励和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对于有机农业及其多元生产模式的发展也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资源投入。在中央政府支持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都有意向发展有机农业，并且已经开始启动一些实验性项目和研究。但是，这些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较小，难以整体推进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目前，中国多数有机农业研

29、究项目是受到来自于国际机构的资助和支持，这些国际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地方政府对开发有机食品还缺乏明确的政策、资金扶持，主要是解决资金问题及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其次，也缺乏科技项目扶持。农业投入用于有机食品项目建设的很少。3、公共认识、诚信体系和认证规范的缺乏在可从事有机认证的各类机构中，由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检查员，执行标准的差异性很大，导致产品认证活动中出现了些混乱现象。部分认证的有机食品质量不合格，达不到国家的基本标准的要求，引起社会对有机认证有效性和生产组织公信度的质疑。长此以往，甚至会动摇有机食品认证

30、的根基，危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鼓励认证机构之间通过正常的竞争相互促进，提高服务质量，提升认证的价值。但是目前有的有机认证机构通过恶意的竞争手段去争取客户，给行业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降低了品牌的价值，严重地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4、技术研究滞后和推广服务体系薄弱在技术方面，大量缺乏关于病虫害防治、土壤肥力保持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从而大大限制了有机农业产量的提高和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规模的发展。当前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生态农业和绿色有机食品方面，却没有具体的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研究支持计划。对于推广社区支持模式的地区和发起者，国家既没有政策性的

31、鼓励，也没有财政性的扶持来帮助他们获得生产管理方面的指导和咨询。在我国，现在已有将近30家有机认证机构从事有机产品的认证业务，却仅仅只有5家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有机农业咨询组织，并且它们大多数注重于建立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而不是开展生产技术的咨询服务。同时，地方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也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人员来开展推广服务工作。四、 完善杭州市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对策和建议杭州作为大城市，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人群较为集中，具备购买健康有机食品的经济条件。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增大，杭州市市郊区的农业也相对发达，有良好的供应市场，同时，近年来，大量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和社会组织

32、也为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提供组织基础。针对CSA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杭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CSA模式的发展和完善。（一）完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发展的整体规划2011年以来，杭州市为抓好农业“两区”建设，启动了桐庐、淳安，萧山区江东、余杭区径山等4个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区）创建。在建粮食功能区114个，面积5.12万亩。建设蔬菜基地76个，面积2.9万亩，肉禽蛋奶基地92个，标准化畜禽示范场19个，水产基地19个。同时，杭州市扎实开展中心村培育和美丽乡村建设，已经推进200个中心村和63个（2011年度）“美丽乡村”精品村培育与建设。在此基础上，杭州市完善CSA模式还应在整体规划上进一步强化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支撑力和整合力。进一步完善有机农产品产业布局，重点在功能上实现从块状经济到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支持五县市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实施一批符合产业导向、市场前景好、对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带动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坚持城乡联手、工农联手，围绕农业“六大优势产业”和“五大特色产业”，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和功能区建设，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品牌农业，积极打造标准农业，着力培育创意农业，提升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品质。（二）完善政府在CSA模式发展中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扶持不仅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政策支持体系具体包括：1、完善科技管理